|
三 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鲁哀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写了篇表面沉痛却言不由衷的悼词。悼词很漂亮，他说，老天不长眼，怎么把他身边这么好的大臣给带走了，让他失去左膀右臂，心里难受呀。子贡很不满，说他“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你早干什么来着! 孔子死后，鲁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清楚，但有一点很清楚，当时的官场对孔子很冷漠，不但冷漠，还流言蜚语，就像“毁”人不倦的媒体炒作和网络陷阱，越说越难听，好像破鼓乱人捶。 闻一多写过《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谁都可以往里泼脏水，扔“破铜烂铁”，撒“剩菜残羹”。孔子死后的处境，就是这样的“死水”。 官方骂孔子，代表人物是叔孙武叔。叔孙武叔是鲁国政坛的三巨头之一，他要毁人，太容易。现在的说法叫“舆论导向”。 “叔孙武叔毁仲尼”，事见《论语·子张》。他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多能干，比他老师强多了。 这对子贡是考验。 卖师求荣的事可以干吗?不可以。但有人会干。 子贡怎么说?他说，“仲尼不可毁也”。 陈子禽，据说是子贡的学生，受舆论蛊惑，也来问子贡，“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怎么说? 他说他的老师如日月之明，虽有日食月食，暂时黑一下，黑暗过去，还是万人仰之。 他说他的老师学问很深，不得其门而入，不知其宏大，就像围在高墙中的建筑，你看不见它的富丽堂皇。 子贡的话很坚决。他对他的老师很忠诚。 子贡的话，有一段，我印象最深。他说：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老师的处境，让他想到古人。他终于明白，人处下流，真是千夫所指，百口莫辩。怀疑是由此产生。 古代，尧、舜是好人的符号，桀、纣是坏人的符号。好人往好说，怎么都不过分；坏人往坏说，也是理所当然。舆论有舆论的放大效应，自动发酵，迅速冒泡，谁也捂不住。 纣是众人皆知的坏蛋。这家伙，不仅荒淫，而且残暴，不仅用酷刑折磨人，还拿活人做解剖(据说，王莽也有这类罪行)，当时，领导和群众都这么说，越说越神，子贡竟敢怀疑大家的说法，以为就连纣这样的坏蛋，也未必像传说描写得那么坏，你们想想，这得有多大的勇气? 子贡敢于怀疑官方的定评，敢于怀疑“众恶归之”的舆论，认为即使是坏蛋，也要实事求是，这点非常了不起。 鲁迅有段名言，是讲“中国将来的脊梁”。这种“脊梁”是什么样?他说，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个与那个》)。 子路结缨而死，就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 子贡为纣说公道话，就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两个学生了不起。 四 说起子贡的怀疑，我会想起孟子的怀疑。 我在《丧家狗》的序言中用过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说，我对《论语》也是如此，并不是全盘接受。 这句话，现在是典故，实际用法和原文的意思已经不太一样。大家用这句话，只是取其精神，而不问它的怀疑对象是什么。其实对原话，我并不赞同。 孟子的原话是什么?是下面这个样子：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孟子的怀疑是针对《尚书》。古本《尚书》讲武王克商，有个《武成》篇，有“血流漂杵”一类话。“小邦周克大邑商”，战斗空前激烈，“血流漂杵”，但孟子不相信。他觉得，《武成》把战争写成这个样，血流成河，连木杵都能冲走，实在有损“圣人”的形象。 在他看来，这类描写一定是文学夸张，绝对不可信。 这里，有趣的是，子贡怀疑，是纣的传说；孟子怀疑，是武王的传说，这两个人是一对活宝：前者是“坏人”的符号，后者是“好人”的符号。周人推翻商朝，成王败寇，早有定论，但他们各有怀疑。子贡之疑，是说坏蛋未必那么坏。孟子之疑，是嫌好人还不够好。 话说回来，“血流漂杵”，可能吗?我说，怎么不可能?这样的事，历史上太多太多，就是今天也没断。 历史一直很血腥，血流成河，泪流成河，逝者如斯夫! 五 怀疑，常被说成一种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甚至被当做一种方法，其实，方法后面有立场。怀疑只是一种态度或一种立场，它是相对于某种信仰。怀疑和相信，常常互为表里，就像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历史上，很多“正统”原来都是“异端”。不仅孔子是这样，佛陀和耶稣也是如此。怀疑“正统”，批判“正统”，常把“异端”变为“正统”，但可惜的是，坐稳了“正统”的“前异端”却常常容不下其他“前异端”，更容不下继起的“后异端”。 这是思想的宿命。 我们离古代很远。怀疑，常使问题处于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的局面，因此才有激烈的争论。信仰也是如此。 人们常常为信仰而争论，但争论对信仰最没用。 信仰的特点是唯一性和排他性。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摘自《何枝可依》，三联书店，2009年11月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