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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合理性的危机 哈金(Ian Hacking)在其《表征与干涉》一书中指出20世纪后半叶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危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历史主义转向。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科学的态度，这在19世纪科学哲学家如赫歇尔(John F. W. Herschel)、惠威尔(William Whewell)等人的身上极为常见，但在20世纪前半叶却被完全忽视了。哈金认为，20世纪前半叶忽视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可以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为代表。两者的哲学虽不相同，但都认为物理学应当作为知识和合理性的理想范式(paradigm)。两人对如何发展这个理想范式的意见相左。波普尔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自然科学看作遵循某种方法(即猜测和反驳的方法)的结果。卡尔纳普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通过理解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来考察科学合理性的运作。两人都坚持发现境况(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境况(context of justification)的两分。发现境况使用心理、社会和经济等因素来说明科学发现过程，辩护境况专注于科学发现的结果的认知评价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决定科学假设令人满意地被实验证实，或证据对科学假设的支持程度等。对卡尔纳普和波普尔来说，科学哲学只研究辩护境况中的问题，而这些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历史没有多大关系。[1] 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转向表明了在科学理论的产生、评价和接受的过程中，清晰地分辨发现境况和辩护境况至为不易。科学家们在辩护理论时，常常明显地携带由历史和个人因素所决定的论题与方式。科学史的研究表明科学家在决定接受某一理论时，并不遵循任何具有绝对普遍性的方法，如确证法或证伪法。历史主义研究引发了科学合理性危机。理解了区分发现境况和辩护境况的认识论考虑，就会很自然地理解科学合理性危机的出现。科学合理性一向建立在证据对科学理论的客观支持之上。一旦怀疑发现境况和辩护境况的区分，科学合理性所依赖的认识论范畴的客观性，如证据的客观性、推理的客观性等概念，就受到了质疑。延续这个质疑的轨迹，对科学的经验研究，尤其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便倾向于否认任何可以区分科学与其他人类信念的合理性标准。 许多科学哲学家已接受科学没有独立的合理性标准的看法，他们认为科学中的合理性只能来自于联系目的与方法的工具理性，并认为科学的独特性来自于科学研究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这个事实，而认识论目的则是区别科学与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标志。对于科学中的认识论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即寻求对世界因果结构的知识，有人则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解答疑惑和解决问题。无论哪种看法，某种认识论目的与工具理性一起构成了科学合理性则是大家的共识。持有这种看法的学者包括夏佩尔(Dudley Shapere)、劳丹(Larry Laudan)、吉尔(Ronald Giere)、基切尔(Philip Kitcher)等人。按照工具主义的科学合理性观，认知主体的行动是理性的，当且仅当该行动遵循最有效地达成认识论目的的方法。尽管科学家未必在每一次决策和行动中都明晰地计算最大化达成目的的方法，工具理性仍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指导着科学家，这是因为理性的认知主体具有如此决策和行为的认知能力。当一群科学家都具有类似的认知能力时，就有可能得出集体性的理性共识。 与此相对，多数历史主义者如库恩、费耶阿本德、哈金等则认为合理性概念在科学哲学中已失去意义，因为科学家们并不共有相同的科学目的，也不存在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合理性规则。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用以选择理论的理由在不同实践中可具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风格。由于没有适用于所有科学的合理性概念，历史主义者自然会反对工具理性观所认同的“看不见的手”的合理性运作机制。对普遍适用的合理性规范的否定，常常会引发对认识论目的本身的怀疑，进而怀疑认识论辩护和合理性概念本身。这种观点也会隐含极端相对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的看法，即所有信念，无论是否科学，都可以也应该被社会性原因来说明。科学信念与其他种类的信念相比，并不具有任何认识论上的优越性；而且，社会性原因是理解科学与技术的结构与本质的唯一理论资源。 如果把科学中的认识规范简单地理解为经验证据对理论的逻辑支持，科学合理性问题难免要进入到工具理性观和历史主义对合理性否定的对立二分之中。就是说，或者确定某些认识论目的，并以目的和手段的结构来刻画理论和证据之间的合理性关系；或者采取极端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所谓的科学合理性不过是对接受某一理论的社会性理由的一种修辞性的描述，并不具有任何认识论上的作用。然而，这种对立的局面并非不可避免。 二 如何理解认知规范 我们认为，起码有两个理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历史主义与工具理性观两选一的对立局面，从而回应哈金所提出的科学合理性危机。首先，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转向的确意味着对普遍适用的合理性原则的否定，但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合理性的概念及其在科学认识论中的作用的否定，而是要求一种对认知规范的新的理解。其次，工具主义的科学合理性对认识论规范性来源的理解过于狭隘，而历史主义转向正是对这种理解的补充。一旦我们拥有对认识论规范性来源更广泛的理解，就有可能建立一种与历史主义相容的科学合理性观。 我们先来看为什么历史主义转向对合理性原则的普遍适用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科学合理性本身的否定。否定科学合理性意味着否定认识论规范对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约束作用。这种否定态度从肯定的方面来说，认为所有信念都由社会性原因引起，因而社会性原因是说明科学实践的本质与动态结构的唯一因素。在这里，否定科学合理性的态度与传统科学合理性观点如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有一个相同点，即都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因素来说明科学实践的本质和动态结构，前者试图使用社会原因，后者试图使用普遍适用的认识论规范。两者都会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与历史主义不兼容。比如，皮克林在其《实践的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一书中声称，应把科学看作实践和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综合。这个综合力图超越两种研究传统，即以社会利益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和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研究传统，而不把社会原因和认识论规范当作说明科学实践的永久性(enduring)因素。[2]但由于这种新的综合抛弃了科学是知识的观点，则不具有在哲学层面上理解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规范的能力。 因此可以看出，科学合理性问题上的历史主义和工具主义理性观的对立的一个原因，在于对立双方都在使用单一因素来说明科学实践的本质和动态结构。这是一种对认知论规范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因为认识论规范的建立与运作原本就与不同社会团体中各类利益和目的之间异质性运作分不开。仔细考察具体的科学实践，可以看出并不存在在任何科学实践中都普遍适用的认识论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特定的实践活动中判断某一决定或行动在认识论层面上是否合适，因为在不同的科学实践中可以存在这不同种类的局部性适用的(locally applied)认识论规范。认识论规范的局部性(或“本土性”)决定了对其哲学层面上的理解必定是历史主义的，而并非与历史主义不兼容。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科学史研究已经展现了科学实践中的认识论规范如何与历史主义相关联。比亚乔利(Mario Biagioli)对伽利略的研究表明，伽利略与经院哲学家们争论过程中的认识论规范与17世纪意大利宫廷环境关系密切。[3]他认为对认识论规范的理解无法脱离产生它们的政治文化背景，但他并没有像费耶阿本德和一些科学社会学学者那样否认认识论规范在伽利略的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另一个例子是夏平(Steven Shapin)和谢弗(Simon Schaffer)影响深远的《利维坦和空气泵》一书。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用以说明为什么波意耳在与霍布斯的争论中最终占据上风的事实，其实是在当时的绅士文化中建构出来的。[4]比如，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标准来自于绅士文化中的名誉、正直、有教养的对话等概念。夏平在之后的研究中试图展示伦敦皇家学会提倡的经验主义所依赖的研究规范，其实来自于绅士文化中道德规范。夏平以此来定义真理，并把真理看作已达成共识的信念。达成这种真理的方法，比如直接的观察、实验等，都具有认识论功能。[5]夏平的研究并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实践的认识论规范在本质上就是道德规范。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也与实验者本人的技能、对数据观察的质量以及不同观察结果的一致性等问题相关。这些问题并不只是道德问题，而是很典型的认识论问题。 实际上，局限于使用单一的因果因素来说明局部概念的科学史研究，的确无法解答科学实践中所有的认识论问题。科学史家迪尔(Peter Dear)在讨论17世纪末的欧洲科学时观察到，“那些对每种(可产生知识的)经验行为只进行局部说明的研究，留下了从伦敦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之间的广大地域中一系列无法被说明的巧合”[6]。比如，对于什么是实验技术这个问题，只从具体实验的局部性重构是无法被完全理解的，而是需要一些超越局部文化的认识论范畴如“实验”、“说明”、“证据”等的帮助。迪尔提出的困难指向了这些范畴的认识论规范的来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无法被单一社会性因素通过局部的因果说明来解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认识论范畴的建立无法用历史主义的方式来说明。迪尔的工作是要使用科学史的研究来探讨17世纪末被不同地区的科学团体所接受的认识论标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回答这些标准的认识论规范的来源。这些认识论标准并不是无条件地普遍适用，但它们也可以超越具体的局部实践，延展到其他科学实践领域。这种超越性意味着对科学实践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社会性研究，还需要对认识论规范的研究与哲学反思，而这种研究和反思也并不一定是非历史性的。如果这个分析成立，我们可以判定，科学合理性不一定会被历史主义转向所否定。 现在，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另一个超越历史主义和工具主义合理性观的对立局面的理由。这来自于对工具主义合理性的反思。上面所提到的认识论规范的来源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经验主义所给出的回答来源于休谟式的经验主义，即认为理性的认知主体共有相同或极为类似的感知世界和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被称为“前分析的直觉”。它使得我们可以理性地说明不同的认知主体之间如何达成共识，如何建立认知规范。比如，劳丹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设了这种“前分析的直觉”，并以此来说明为什么某一时代的科学家追求某种特定的、可被称之为进步的研究进路。[7]这个预设自然与上面提到的各种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互不相容。 劳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弃了定义进步概念的企图，而转向工具主义的合理性观。他认为可以以科学实践的认知目的为出发点，建立一套标准，来说明理论选择与科学方法的合理性。[8]在劳丹看来，逻辑经验主义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能够说明以往研究过程中的理性决策，但这个要求过高，因为对以往研究决策的理性重构未必会对今日的研究有指导意义，因为今日的决策可以有不同的认知目的。人类所具有相似的认知能力本身不足以说明不同时代的科学合理性，因此，也就无法以此来形成一个规范性理论来说明和指导科学中认识论过程。 劳丹的工具主义理论认为，科学理论的选择决定于已选择过的方法，而在选择方法时，则必须存在着以往决策以及决策后果的记录，科学家们根据这个记录，经验地判断哪些方法有可能更有效地达成自己的认知目的。然而，是否存在着这种历史记录值得怀疑。首先，来自不同研究传统的科学家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可能产生分歧，而对某一特定方法是否有效地达成某种认知目的判断也依赖于对历史和境况的诠释。其次，如果不能在科学史中确立起一些绝对正确的决策案例，如伽利略的实验加数学的方法绝对优于经院哲学建立在直接观察上的方法，或牛顿的物理学方法绝对优于笛卡尔物理学方法等，任何历史记录都难以避免相对主义的嫌疑。但是，确定这样绝对正确的决策案例相当困难。 即使可以解决寻找历史记录的问题，仍然需要拥有按照某种认知标准来评价各种可能性的原则。劳丹认为这个原则可以通过归纳方法从之前的科学实践中得出：即考察为了达成某种认知目的而形成的各种策略在科学中的成效，并选择最有成效的策略为评价原则。这就要求对认知目的本身拥有清晰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同的研究团体或研究传统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目的，比如，生物分类学与分子生物学或与高能物理学的认知目的就很不相同，因而，在评价什么是有效的研究方法时会使用不同的原则。这是因为一个研究传统中的认知目的不应被简单地还原为科学家们对待科学理论的认知态度。实际上，劳丹和其他工具主义合理性观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他们都坚持工具理性的认知评价原则普遍地适用于科学研究，这就倾向于忽视如下事实，即在不同的研究传统中，认知目的的差异与变化会引发不同的认知标准。科学史中存在着大量例子，展示了认知标准在不同的实践环境中的复杂性，这意味着一个认知标准的建立很难从科学家们对待某一理论或某一方法的认知态度的历史记录中推出。对于科学知识的认识论研究需要历史性地理解一个认知标准如何从某一特定的科学实践中建立和发展出来。 三 两个例子：以实践为中心的认识论规范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来考察两个科学史的例子，来印证前一个部分结论，即认知标准的规范性来源问题远远超出工具主义合理性。同时，这两个例子也表明了，一旦把出发点从理论转向实践，就有可能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找到局部适用认识论规范，并以此来形成非工具主义的并且与历史主义相容的科学合理性观。 第一个例子有关20世纪物理学。科学史家常常认为19世纪末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高峰，到20世纪初，在微观层面上被量子力学替代，在宏观层面上被相对论替代，类似于哥白尼的日心说替代托勒密的地心说。然而，这种流行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商榷。首先，地心说和日心说是两个互不不相容的理论，两者不能同时正确地描述天体的结构。但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在对物理世界的结构的描述上并非像地心说和日心说那样互不不相容。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量子力学是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就应该可以用量子化的性质描述任何物理系统。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量子力学并没有承诺任何物理系统都具有量子态。许多物理学家更倾向于认为不同的物理理论可以同时正确地描述某一相同的物理状态。这就使得科学哲学中经常讨论的理论选择问题并未成为20世纪物理学发展中的中心问题。有关量子力学的争论集中在思考和讨论如何利用不同理论视角来增进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以科学哲学中理论选择问题为出发点，量子力学在认识论层面上引发了这样一个选择问题：或者可以完全替代对物理世界的经典描述，或者接受对量子理论的工具主义解释，就像日心说和地心说的选择问题那样非此即彼。但是，20世纪的物理学史表明科学哲学所设计理论选择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实际上，存在着第三种理解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之间关系的方式，即认为所有量子态都可以通过一个技术系统与一个经典力学的描述相联系。在这里，一个技术系统由一组不同类型的模型、仪器和物质条件(如重力场保持稳定等)组成，用以建立并评价对现象的预测和说明。比如，伽利略围绕着望远镜所发展出来的观测天体运动的技巧就是一个技术系统。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可以通过在一个技术系统中的测量建立联系。卡特莱特(Nancy Cartwright)指出，很多成功的预测不仅依赖理论，还要依赖技术系统。[9]216-230比如，要理解一个仪器对物理现象的测量，很多时候不能只依赖于对定律和算法(如在量子力学中，玻恩等人建立的矩阵力学)的理解。测量或预测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包含着理论的技术系统的所作出的测量和预测，而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理论使用仪器所进行的测量和预测。 科学哲学中曾有一种倾向，认为测量和仪器尽管是科学实践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却不是说明科学本质的第一性的因素，因为它是在理论的指导之下运作的，而理论才是第一性的。比如，这种观点认为伽利略的望远镜的预测力最终应该用理论来说明。这种以理论为中心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望远镜的预测能力只能等到19世纪的光学理论的发展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远晚于伽利略的实际实践，因此，正如费耶阿本德的研究所展示的，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只能得出伽利略使用望远镜是个修辞性或非理性的诡辩策略，而无法说明伽利略望远镜预测力的可靠性来源。[10]以技术系统为出发点来理解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关系正是为了避免这种以理论为第一性的说明所带来的误区。技术系统对测量和预测能力的理解表明了量子态和经典力学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contingent)，它是由成型于技术系统中的外在世界的因果结构“历史性”地产生出来的。这是因为，可说明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之间关系的技术系统中所推出的结论，并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可说明其他现象的技术系统，尽管一个测量技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技术系统中。一个测量技术在不同技术系统中的可延展性建立了技术系统之间的客观性，即这个测量技术的有效性并不只被它所在的原初技术系统所决定。[11]但这种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普遍性，因此，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关系是偶然的。就像卡特莱特所展示的那样，玻恩对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解释并不拥有绝对的普遍性。在玻恩解释的技术系统中，一个经典态无法推出相应的量子态并不意味着量子理论的错误，而只表明了玻恩的解释在这个技术系统中未被接受。[9]225[12] 达尔文的进化论常常被看成类似于哥白尼地心说的革命。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的进化思想替代了特创论的上帝设计观。用库恩的话说：“所有著名的达尔文之前的进化理论——拉马克、钱伯斯、斯宾塞以及德国的自然哲学家的理论都把进化当成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人和现代一切动植物的‘理念’都被认为是从生命的最初创造起就已经有了的，或许是在上帝的心中。那个理念或蓝图为整个进化过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力量”。[13]然而，这个十分流行的看法经不起科学史的仔细考察。19世纪下半叶存在着许多与达尔文理论不同的进化理论，比如斯宾塞和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坚持进化是一种类似于物理定律的自然定律，尽管两人对定律的内容看法不一：斯宾塞认为进化定律刻画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倾向，而海克尔认为进化是一种类似于质量守恒的定律。两人的理论都无须使用上帝的概念。这些不同的进化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说明生命发展进程这个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而展开的。古生物学、胚胎学、地质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重构生命发展史提供了许多新线索，因而成为19世纪下半叶生物学史中重要的部分。 达尔文、海克尔、斯宾塞等人对进化概念在理解上的异同十分复杂，反映了各人所在的研究传统的基本思想。斯宾塞的进化理论认为生命的发展展现了组织化进步。[14]组织化进步的概念源于冯·拜尔(Karl von Baer)的胚胎学研究，这个概念指导着19世纪对胎儿到成人发展过程的理解。海克尔从建立在解剖学与胚胎学之上的形体学入手来研究进化以及进化与种系发生之间的关系。而达尔文理论则是通过与生物地理学密切相关的“种群思想”(population thinking)来建立起来的。这些传统受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发现的古生物学化石的影响要大于受到严格意义上的达尔文理论的影响。 从拉马克到达尔文进化理论的革命性转变，经过了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对于进化过程中所牵扯到的各种因素在不同的研究传统中有着不同的理解，以至于19世纪下半叶那些自称达尔文的捍卫者们，也并未真正理解自然选择理论及其后果。这种吊诡的局面很难用劳丹式的合理性模型来解释，因为当科学史家进入历史细节中时，就会发现劳丹所理解的合理性选择的场景—即科学家们通过以往的历史记录计算着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还是拉马克的用近废退能最能有效地刻画进化过程—只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和过于理想化的事后重构，无法说明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物种起源》出版以后，“达尔文理论”一词所意味的东西就一直在变化。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达尔文理论与一百年前的达尔文理论已十分不同。脱离历史去寻找达尔文理论的本质的企图过于天真。达尔文曾指出，物种没有本质，物种不过是一群以某种谱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个体(genealogically related individuals)所组成的种群。与此类似，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群以某种谱系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个别方法与模型所组成的群体。这种谱系关系可以通过对具体的科学实践的历史性研究展示出来。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大成就在于它统和了19世纪生物学中的不同的研究传统，如胚胎学、古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等，并且为20世纪的生物学提供了建立在选择之上的说明机制。这种统和作用不仅来自于对理论的认知态度，也来自于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不同的认识论规范。理解这些认识论规范的发生和发展的动态结构以及建立在这个结构之上的合理性机制，不可避免地依赖于科学史的研究。在拉卡托斯和劳丹的合理性理论中，科学史的作用在于提供用评价理论的具体事例。与此不同，上述达尔文的例子表明理解认识论规范的动态结构要求科学史直接参与对具体规范的建设。 四 结论 我们在第二部分提出，历史主义和工具理性观之间的两选一的对立局面是可以避免的，这需要我们对认知规范作出更加广泛的理解，不仅要考察证据与理论之间认知关系，还有考察科学实践中具体的认识论规范的建立过程。一旦看到不同种类的认识论规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建立、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我们就不难看出科学不是武断和随意的，而是建立在合理性的标准之上的，尽管合理性标准的适用性是局部的。在这种理解科学合理性的方式中，认知规范是以实践为中心的，也是与历史主义相容的，正如第三部分所举的两个例子所展示的那样。 【参考文献】 [1]Hackin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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