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华氏家族与嘉靖文坛

内容摘要：其中两篇主要从公文纸本文献理论架构方面进行宏观分析，两篇则是利用公文纸本古籍新资料进行的具体问题研究，以期推动公文纸本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的拓展深入。一、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全国现存古籍数量庞大，据200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称：“现在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统计，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一)清代民国时期著录的公文纸本古籍已有相当部分不见踪影瞿文是目前摘录公文纸本古籍最多最丰富的文献，列出公文纸本古籍总计有101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瞿文所列公文纸本古籍版本流传率与失传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存佚状况，即流传至今的公文纸本古籍应占清末民初时期全部公文纸本古籍的近70%，失传或灭失的应占30%多。

关键词：公文纸印本;整理;图书馆;著录;古籍善本;瞿文;书目;中国古籍;版本;研究

作者简介：

　　【主持人语】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首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及研究，195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经过近百年时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在文献新资源的整理、开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所涉及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乎涵盖了传世典籍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献的高潮。不过，仍有一笔非常丰厚却基本不为人所知而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源，即公文纸本文献。公文纸本文献是中国传世典籍中一座极具价值、富于开发远景而又亟待开掘的文献资源富矿，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研究积累的增加和学术界关注度的提高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连续立项，公文纸本文献的整理研究正方兴未艾。为了迎接新一波文献整理的学术新潮，我们于此组织了四篇有关研究论文。其中两篇主要从公文纸本文献理论架构方面进行宏观分析，两篇则是利用公文纸本古籍新资料进行的具体问题研究，以期推动公文纸本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的拓展深入。

　　关 键 词：公文纸本/文献学/理论/实践/新进展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古籍公文纸本〈洪氏集验方〉和〈论衡〉纸背所存宋元公牍文献整理与研究》(14AZS002)

　　作者简介：孙继民(1955- )，男，河北省邯郸市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黑城学、唐宋文书、河北地方史研究。

 

　　公文纸本古籍，包括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本指古人利用废弃官府公文档册和私人文书背面刷印的古籍，有“公牍纸”、“文牍纸”、“官册纸”、“册子纸”、“册籍纸”等不同称谓①。1987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一书使用“公文纸印本”一语著录此类古籍以后，公文纸本古籍遂有了统一称谓。1989年，瞿冕良《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在公文纸印本之外又提出了公文纸抄本的概念，并列举了十余种公文纸抄本的古籍[1]。于是，涵盖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两种古籍形式于一体的“公文纸本”概念的提出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是笔者近年有时在使用“公文纸印本”之外，也不排除使用“公文纸本”一称的学术背景。不过，瞿文在追述公文纸印本起源时提到了敦煌文书中一纸两面书写的写本，认为是“我国版本史上最早的公文纸抄本”。从公文纸本古籍广义的内涵讲，将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之类唐、五代、宋以前两面书写的抄本纳入公文纸本也未尝不可，但为避免杂糅混淆之嫌，本文使用的公文纸本古籍一语仅指以册叶线装形式传世的古籍，暂不包括像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等考古发现的卷轴装的公文纸印本和公文纸抄本。这是必须首先要说明的一点。

　　自从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纸背文献拆装，原色原大影印出版成《宋人佚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批南宋的公私档案文献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本世纪初以来，笔者在潜心于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介入《宋人佚简》的整理研究，先后指导研究生完成了五篇有关《宋人佚简》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了一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并与魏琳等合作出版了《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2]。以此为基础，笔者还于2012年4月12日《光明日报·史学版》上发表《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在2013年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现存古籍公文纸本数量概说》，呼吁学术界重视公文纸本古籍原始文献资源的开发和整理研究。近年，随着学术界关注度的提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的连续立项，公文纸本古籍的整理研究正方兴未艾。同时，笔者在各地图书馆调研、查阅和抄录公文纸本古籍文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公文纸本古籍资源底数不清、查阅障碍太多、整理难度太大等问题，因此草成此文，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人尤其是图书馆学界、古籍版本目录学界的学者朋友，殷望各位不吝赐教。

　　一、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

　　全国现存古籍数量庞大，据2007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接受中国政府网采访时称：“现在据图书馆、博物馆和文献收藏单位不完全统计，数量在2700万册以上。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古籍国家还没有进行统一的普查登记。数量至少在3500万到4000万册以上。”②这还不包括民间大量藏于个人和寺庙的古籍。由于中国的古籍普查登录系统目前没有采集公文纸本古籍的专门信息设置，也没有作过这方面的普查，因此，我们并不了解国内外目前古籍公文纸本存世数量的确切信息，只能借助以往学者的相关著录加以推测。

　　公文纸本古籍如果以写本而言，诚如瞿冕良上文所言应始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主体时代的唐代，但如果以印本而言，则应始自宋代。换言之，以一纸双面文献为特征的公文纸本古籍至迟在唐宋时期已开始存在和流传。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公文纸本古籍只是作为一种少见的特殊版本形式存续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并未引起世人太多地注意。传世文献中首见文人学者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似是元人吴师道，他在宋人姚宏《战国策注》序跋中称：“余所得本，背纸有宝庆字，已百余年物，时有碎烂处。”[1]吴师道的序跋作于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癸酉七月”，吴氏所称经历百余年时有碎烂的“所得本”应是刻于宋理宗宝庆年间的公文纸本。吴师道为南宋入元之人，这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提及公文纸本古籍的中国古代学者。

　　如果说吴师道还只是顺便提及公文纸本的个案和特例的话，那么到了明人张萱《疑耀》一书，则专门设置了谈论公文纸本古籍这一版本现象的条目。该书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载：“颜文忠每于公牒背作文稿，黄长睿得鸡林小纸一卷，已为人书郑卫《国风》，复反其背以索靖体书章草《急就》二千一百五十字。余尝疑之，自有侧理以来，未闻有背面皆书者，颜乃惜纸，黄或好奇耳。余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牒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坚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尔也。”张萱是明代后期人，万历年间曾任殿阁中书、户部郎中、平越知府等。引文中说他“获校秘阁书籍”，应是在京师做官所为。他原来还怀疑宋人的公文纸张印书之事，但及至亲自入校皇家秘阁书籍，才知道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疑耀》卷三《宋纸背面皆可书》的条目和张萱对公文纸本用纸的议论，是古代学者有关宋代公文纸本古籍最早的评论和研究，很值得重视。

　　进入清朝和以后的民国，公文纸本古籍已经成为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时常记载及议论的话题，可以说已经成为相关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引述的瞿冕良一文和列表中看出。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清末民初的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及其所著《书林清话》。在《书林清话》卷八《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一节是专门研究公文纸本古籍的成果，卷六《宋人钞书印书之纸》也涉及了不少公文纸本古籍的内容。叶德辉堪称清末民初记录、研究公文纸本古籍最有成就之人。

　　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公文纸本古籍整理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宋人佚简》的出版。这种拆装原色原大彩色影印出版的形式，也是目前公文纸本古籍最理想最高水平的整理方法。在公文纸本古籍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应首推瞿冕良，其《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以下简称“瞿文”)集录了作者所见所知清代民国时期各私家藏书目录题跋有关公文纸本古籍的所有资料和公立图书馆收藏的情况，堪称近代以来对清代民国时期公文纸本古籍目录系统梳理和进行综合研究的第一人。因此，本文有关近代以来公文纸本古籍的流传和存佚就主要围绕瞿文内容的再整理再分析展开。

嘉靖年间,无锡华氏人才辈出,形成特殊的家族文学群体。该群体在家族内部的人文熏陶中习得家世传统,在与无锡乃至整个江南地区文士的交流中接受地方经验,在与"唐宋派"和"后七子"领袖人物的交谊中平视文坛主流,并获得超越区域的影响力。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有家族传统和地域文化特色,也烙上嘉靖文坛的时代印记,成为明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