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众对一场展览的疯狂围观，就像在收藏界与拍卖场上，涉及到“石渠宝笈”的书画总是会成为追捧的对象。但石渠宝笈真的就如此传奇吗?一部关于书画的皇家巨著的确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彩之作，但同样也埋下了一些关于真伪的未解之谜，这或许就是《石渠宝笈》能成为雅俗共赏的原因，既有为《清明上河图》而来的观众，又有奔着“石渠宝笈”而来的专业人士。真与伪，自古至今都是收藏鉴赏的核心，而《石渠宝笈》中收录作品的真伪问题也成为后人不断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过度迷信《石渠宝笈》？ 在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金运昌看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来源除了从顺治到嘉庆的五朝御笔，以及词臣和宫廷画家作品都是真迹之外，其他来源的书画收藏都有伪作出现，这些藏品的主要来源包括明内府遗物、乾隆所收明末清初大藏家的精品收藏、抄家和进贡物品等。 但是从乾隆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后人对于《石渠宝笈》的认识有很大偏差，甚至对《石渠宝笈》过度迷信。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易培基假画案”，作为国民党的元老，易培基当时是国民党大员兼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跟当时有一个张继有深刻的矛盾。上世纪三十年代，“古物南迁”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明显的假画，于是张继就发难易培基，说故宫出了假画，是易培基用假画把真画换走了，结果易培基居然被法院起诉而且败诉。那么当时是以怎样的逻辑呢?就是《石渠宝笈》里不可能有假画，如果出现假画必定是被人调包了。那是在民国时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是这样的观点，而且法律都承认《石渠宝笈》著录。”金运昌说，这一案件直到抗战以后才翻案，认为《石渠宝笈》著录中有很多假画，易培基是被冤枉的。所以“石渠宝笈特展”中推出辨伪专辑，其实就是让观众更加深入的了解《石渠宝笈》中所存在的值得商榷的那部分绘画。 其实，对于《石渠宝笈》著录书画的真伪判断，在乾隆编纂过程中也并非没有修正和更改。专门研究《石渠宝笈》的故宫博物院书画专家张震谈到：“《石渠宝笈》编纂过程主要是手抄本，手抄的数量也不多。因此，后来发现错误，就更正。一般，是用黄签贴在书上改正。例如，《石渠宝笈-初编》<卷之七·贮御书房>著录的宋人《西园雅集图卷》，在故宫藏手抄本上，著录条目的题目上方贴黄签：‘乾隆戊申十月奉旨改入次等’。”包括乾隆帝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的最早判断是“再作定论”，几十年后又将其定为真迹。 辨伪《石渠》 在如今看来，书画鉴定已经形成相对系统和规范的鉴定方式。例如绘画(书写)技法水平、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另外像表现内容、文字避讳等也是重要的辅助依据，例如启功先生的老师陈垣先生所著的《史讳举例》是现在鉴定学中的重要工具书。“这些东西往往是伪作的内伤，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带动了鉴定，这在编撰石渠宝笈的时候还远远没有这个水平”金运昌在谈到此次展览专门开辟的“考订辨伪”单元展览时如此说道。 文同 《盘谷图并序》局部  文同 《盘谷图并序》局部 例如文同 《盘谷图并序》本卷绘山水盘谷图就是典型的绘画(书写)风格辨伪的代表。其中卷尾有戴良、桂同德、乌斯道、文徵明等人题跋，在清乾隆年间收入《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为文同《盘谷图并序》。“但是据徐邦达先生鉴证，《盘谷图》前边的序文是为宋或者元以上的真迹，但亦并不是文同本人的真迹，后面的绘山水《盘谷图》就更加离谱了，此图干笔淡墨、笔法细弱，全无北宋风格，仔细看来和元代画家钱选《浮玉山居图》出于一稿，构图一致，有人临摹一本，落上文同的伪款，与《盘谷序》裱在一起，就成了一卷像模像样的文同作品。就是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收录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文同款《盘谷图》”，金运昌对雅昌艺术网记者说道。 “另外明四家中的仇英和文徵明的作品，虽然这些展出的作品被当作真迹收录到石渠宝笈中，但是绘画和书法的水平和风格，甚至是学习鉴定的年轻人也能看出来”，金运昌说道。  传仇英《兰亭图修褉图卷》局部  仇英《兰亭图扇页》 真迹往往笔意超迈老辣，而伪作难掩板滞轻浮。真假仇英《兰亭图》便是典型的例子。仇英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金运昌形容仇英为“不可企及、神一样的人物”，但是在展出的传为仇英的《兰亭图》虽形态完整，但笔墨及画意均缺 少“神气”，未臻原作神髓，因而得以被发现为伪作。 传文徵明《存菊图并诗卷》局部  文徵明 《洛原草堂图》局部 另一组文徵明作品的真伪对比也能从笔墨间的气韵看出端倪。“文徵明写了一辈子的字，画了一辈子的画，功力何止如此，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辩》里也有很多关于这卷存菊图的说明”，金运昌说道。而据故宫书画鉴定专家肖燕翼考证，现在展览的文徵明款《存菊图》应该是文徵明的弟子朱朗的代笔，或者说是朱朗临摹老师文徵明的作品。同为展览的文徵明真迹《洛原草堂图》运笔从容，气定神闲，而伪作《存菊图》乍看近似，细赏之下可发现画中树木、坡 石、房屋等处笔力过于拘谨，有明显的效仿痕迹。这就是当时信息不发达多带来的一些鉴定弊端，相比较与“隐晦”的绘画风格带来的鉴定失误，而对于内容的仔细斟酌也能看出其中的猫腻，在本次展览中“辨伪”主题中的另外一张传为唐玄宗李隆基《楷书毛应佺知恤诏卷》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传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卷》局部 “传为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卷》，用现在的意思来表达是唐玄宗命令毛应佺应该要文明办监狱，体恤犯人的疾苦，让犯人们也享受到人道主义的权利。表现上看起来楷体所书的内容肥肥大大，和唐玄宗的书风一致，但是从其中的一些字的写法来看，如果是李隆基真迹，应该按照唐代的避讳来书写，比如“提举”这一官衔是宋朝才出现的，毛应佺后来发现也是宋朝人。”金运昌对雅昌艺术网记者说道。而在故宫石渠宝笈展览中，记者也查阅到徐邦达先生的鉴证依据，其根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所述唐宋时“赦”字的写法认为，应是宋代的作品，而且是不早于北宋时期的。乾隆时期鉴定的局限 信息不发达，这成为古代书画鉴定出现失误的又一重要原因。徐邦达先生生前曾经对金运昌说过：“你们现在是学习鉴定最好的时期，你看现在有这么多图录，还都是彩色的印的这么清楚，全世界的都能买到，经常出国到各大博物馆都能看到，北京、上海每年都有那么多场拍卖会，一定要去。真的、假的都放在那儿，你们自己学去吧。”金运昌感慨说，如果老先生知道如今用电脑还能看到全世界如此之多的公私藏品，可以任意地比较，任意地研究，他会更高兴。 但是在封建社会却并非如此，没有照片，书画著录只是文字著录，想象不出原作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官大，像董其昌、陈继儒等会有一个圈子相互交流，但是他们也没见过皇帝的东西，皇帝也不知道天下的东西，所以彼此都是糊里糊涂。”金运昌说，信息不发达就造成了判断的失误。  周文矩《文苑图卷》 他以此次“石渠宝笈特展”中展出的周文矩《文苑图卷》，此画历来题作韩滉的《文苑图》，后来经过考证是周文矩所作，这是从美国博物馆一张完整的摹本考证而来。“这幅画叫作《琉璃堂人物图》，画面是前后两段，表现的是王昌龄在一个叫作琉璃堂的地方组织的一个诗会，前面是一大榻，旁边坐着四个文人像是在开会讨论，后面那么几个人苦思冥想，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文苑图卷》，但是故宫收藏的这幅画前半截丢了，就剩后半截，也没有款，有人题‘韩滉文苑图’，是不是宋徽宗的字也不确信，但这幅画画的绝对好，风格高古，画面的人清秀富贵，线条很漂亮。但是是看到了国外的那件摹本之后再回来研究国内的这半幅画，才会有思路，研究线条是周文矩的战笔描，才能对韩滉说产生怀疑，从而最终推翻这个说法，但是乾隆爷时期就没有这样的鉴定条件。”书画作伪在中国历来有之，《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中存在伪作也并非都属于恶意作伪。就如借临摹复制来欣赏和学习古人，“像王羲之的帖都是摹本，王羲之、王献之都都没有传世真迹，所谓‘二王无真面’，只能靠临摹复制。还有一种是临摹的习作，因为古人讲究师古、仿古，任何的书画家都是要从临摹起家。比如这次展览中张照的一幅手卷是临王献之的，已经是半创作、半临摹;还有像王铎，号称是一日作书、一日摹古;这样就留下了很多临摹的习作，有时候被充作真迹。”金运昌介绍，这样的临摹和复制其实并没有何恶意。但的确，也有不少作伪是以牟利为主，作伪要求逼真，让人相信而能卖到好价钱，还有一部分伪作是伪造忠烈遗墨，这几类书画作品是目前在鉴定中常见的伪作现象。 但乾隆皇帝对书画鉴定也并非是没有研究的，在金运昌看来，收入《石渠宝笈》的作品实际上已经经过了乾隆皇帝和大臣们的筛选。“为什么说筛选过呢?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市面上不少盖着御赐图章的画就是皇帝赏赐出去的书画，其实是更差的。这证明皇帝对书画还是有筛选的。不过限于时代，筛选的不那么精确罢了。” 后记：一场展览引发的全社会对《石渠宝笈》这部历史巨著的大讨论，它不仅仅是一套对于中国文化史贡献卓著的卷帙繁浩的书画著录，同时也在编纂过程中也多了一份皇权的主观和偏好，带有些许乾隆皇帝“私人订制”的意味;它精品荟萃，却也留下了诸多摹本与伪作，为后代埋下了无比精彩的研究与辨伪之路，而这或许就是《石渠宝笈》能够掀起如此观展热潮的原因，展览依然火爆，而研究还在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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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化心美育 > 《40. 中國藝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