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的，拒婚的，婚姻不睦的，像是愈来愈多了，犹太人在这方面有何见教？
说出来让人失望。和中国人相似，犹太人的两性关系也受着习俗的枷制，犹太社会古来就盛行今日我们常以鄙夷的口气谈论的“利益婚姻”，乃至“包办婚姻”。早熟的犹太人，从来不认为婚姻是单纯的，两个人的结合，或出于爱情，或出于利益考虑，但最大的干系在于各自所属的家族。婚姻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两个家族的长辈都指着联姻来互通有无：财富、地位、名望。
证据依然来自犹太笑话。来自东欧犹太人的幽默，取材于婚恋问题的很多，但就像我之前写过的，犹太人的幽默一般不带有道德谴责和嘲笑的味道。管制型的家长，财迷爹妈，势利青年，见钱眼开的媒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荒诞、自负和善于狡辩。
(一) 一个小伙子被媒人安排去另一个城市相亲，父亲叮嘱他：不要太贪心，如果女方家里能给出五千卢布的陪嫁，你就该点头了。要是对方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名声，那么你再要求嫁妆翻倍。 第二天小伙子拍回来一份电报：“她爹被处绞刑，该要多少？”
(二) “我给你介绍一个姑娘，嫁妆十万卢布。” “你有她的照片吗？” “你有病？有了十万卢布还要看照片？”
(三) 一个青年结婚，婚礼当天就气呼呼地奔回了自己家：“不是处女了。” 他父亲支持他：“你是对的。别人不要的，我们也不要。”
如果你有强烈的不舒服感，那是对的。犹太人的父权制阴影之重不下于中国人。从笑话里都可以看到，未婚女性几乎没有话语权，家族生养女儿就是为了将来嫁一户好人家；媒人，如同商人、律师与放贷者，也是传统犹太社会里声名狼藉、却谁都缺少不了的一个行当，他们安排有需求的年轻男性去观摩别家待字的闺女。在现场，两个家族可以直接谈价钱，无须过问女孩子的意见；女性完全被物化。
在以色列建国以来卖得最好的一本长篇小说——梅厄·沙莱夫的《蓝山》里，有个有趣的情节。三十年代，在巴勒斯坦地区设立定居点、辛苦垦荒的犹太人，几乎个个都是穷光蛋，不多的个人财产也必须上缴集体共同支配，就是在这种处境下，一个名叫马古利斯的农民结婚了，可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新娘何许人也。六个月后，新娘舟车劳顿，颠颠簸簸地出现在了才刚刚开始翻耕的定居点土地上，坐着一辆由六头牛拉着的货车，六个哥萨克人和四个切尔克西亚人荷枪实弹，腰里插着匕首，一路护卫过来——当然，把农民们都看呆了。
身无分文的马古利斯，娶到了乌克兰最有钱的犹太人的女儿利娃。“车上驮着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装着黑檀木的家具、比空气还要稀薄的整套餐具、丝质的枕头、鹅绒的被子、蓝色的蕾丝窗帘和布哈拉地毯等等。”当天晚上，村民委员会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防止一个外来的有钱女人破坏此地的安定团结，马古利斯主动提出，他和妻子已商量好：这些嫁妆全部充公。很快，新娘带来的水晶器皿、黄金餐叉就都在农民脏兮兮的手里传来递去了。
故事有点夸张，但基于确凿无疑的事实：包办婚姻，家长独裁，是当年东欧犹太社会里的常态。不过，由于犹太人固有的喜剧性格，他们似乎很少像中国人一样，热衷于表达对此类恶劣传统的深恶痛绝。小说中写道，那位利娃很快融入了泥腿子们的日常，她寄回娘家的照片上，是一个穿着阿拉伯土布衣裙的小丫头，撒鸡食，收蜂蜜，干得不亦乐乎。
撕开小说的玫瑰面纱，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若是了解《塔木德》里关于婚嫁和两性交往的规则，更该钢牙咬碎了。《塔木德》不仅有“强奸者必须娶被强奸者为妻”这般规定（并非绝对，每一条规定都有争议，而争议都被原原本本地记录在经文里），而且授予丈夫课以妻子义务的权力：丈夫可以要求妻子必须如何，不得如何，妻子则须遵守。不过，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丈夫也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这种权力。比如说，丈夫可以禁止妻子用自己的钱，但有义务保障妻子的生活。我们于此看到一种较原始的霍布斯式逻辑：我拿走你的自由，我要给你安全以为回报。
在婚恋方面，犹太人似乎无法向现代社会支援什么值得一提的“智慧”来。在宗教依然占主导的犹太社区里，拥有平等观念的年轻人同道貌岸然的宗教权威冲突不断。列位，去哭墙前可别光把“神圣”啊“虔诚”啊“壮观”啊这种旅行社级别的形容词含在嘴里，你要知道墙前的男女向来分区祷告，男人一大块地方，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女人只能挤在一隅，新世纪以来，拉横幅抗议乃至动拳脚的事可不少见。两性之不平等，同父权至上的托拉和犹太教，同父权主义的婚恋习俗，都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事情又有另一面。在二战后趋世俗化的犹太人社会里，女性主义相当缺少市场，人们谈论性别歧视，很少说到他们的头上。是不是只要宗教的阴云散去，历史遗下来的男尊女卑包袱就被彻底卸掉了？
约书亚，我认识的一位移民以色列、常在以色列和美国老家之间飞来飞去的犹太人，曾对我说他忍受不了犹太女人的“飞扬跋扈”。我们谈论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的小说。罗思擅写美国犹太男性的苦闷，他们在家中受到母亲的严厉胁制——和中国人的情况相仿，本处于弱势的女性一旦嫁了人，生儿育女，就转变为强势的女主人，她（和她丈夫）秉着古来的习惯，干涉儿女的婚恋选择，考虑门第，衡量对方的财产，等等，乃至强制他们嫁娶不喜欢的人。然而，移二代、移三代们是在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下长大的，惯于我行我素，任意恋爱，自由离合，他们同其家庭——那个代表“犹太性”的港湾和壁垒——之间有一种撕裂性的紧张。罗思写过被悍妻折磨，却离不了婚的男人，写过慑于母威偷偷手淫的男人，还写过勾搭女学生的老教授——年轻时婚姻不幸落下遗憾，老来做最后一搏以填补空虚。
美国确实改变了犹太人。久居北美的孙隆基教授写过一本书，将当代美国的社会心理定性为一种“弑母文化”，以犹太人的情况视之，真太贴切了。犹太传统貌似偏袒男性，实际上偏袒的是家长，性别歧视的浪潮退去，浮凸出水的是家族长者的权威，即使美国也未能削弱它。没了浓郁的宗教氛围，本该手脚舒展的年轻一代犹太人，却发现家庭的软禁力依然无处不在。谈个恋爱都要受到自家父母和对方父母的冷眼考察，感觉到来自一千多年前的习俗之阴魂的追杀——父母即使非祸害，说“暴君”是没问题的。
在19世纪的东欧还无甚地位的犹太女性，今天，用约书亚的话说，已经很“demanding”了，优越感强，喜欢要挟男人。他有一次写信给我谈起罗思的名作《波特诺依的怨诉》，男主的母亲命令他带个“美丽的犹太姑娘”回来，或者，带一个“blonde shiksa”——非犹太裔的金发女郎——回来。世道似乎翻转了过来，像利娃“下嫁”马古利斯那样的幸福故事，就像中国的董永七仙女故事一样，都是隔了不知多少代的传说。“我已经见到太多犹太男人娶亚裔女了，他们天真地觉得亚洲人不那么demanding，文化上也没有低太多，”约书亚写道，“就像我，最近都认识了个菲律宾女人……”
(图：一场正统的犹太教婚礼。)
【注】本文原标题《被家长主宰的婚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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