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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一庐 黄守愚 湘湖文化代表性精英人物曾国藩（1811－1872），以一介书生统兵打仗，最后封土裂疆，功成名就，实现了人生的最高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 纵观古今，人活着，无非都在追求幸福。虽然人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各有不同，但是都在追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语境相似，对幸福的定义也会出现一些相似。因此，人们会探究历史人物的成败案列以寻找成功的智慧。这种历史人物，离古不能太远，距今不能太近，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案列。像唐朝的杜如晦、明代的张居正，似乎远了一点，不十分接今气。曾国藩具有典型性还在于他出身类似今日所谓“屌丝”，没什么背景关系，通过个人奋斗走向了成功的巅峰，辉煌灿烂。在为人处世方面，曾国藩从稚嫩的愤青到游刃有余的里手，其成功的经验足以供人借鉴。总之，曾国藩为人树立了个人奋斗的榜样。当代著名作家唐浩明凭借长篇小说《曾国藩》闻名天下，盗版以千万计。可见，曾国藩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大。 一、曾国藩的忏悔因缘 读《曾国藩全集》，发现曾国藩走向成功的奥秘只有四个字——“忏悔自新”。当然，这是指方法论而言。至于曾国藩的根本思想，无非是儒家的“诚”。在曾国藩看来，诚就是真实不欺。这是走向老熟状态下的曾国藩的境界。 曾国藩的出身环境、天资以及教育、生活经历决定了他早年的庸俗不堪，十分普通平常。他没有什么雅致，言谈举止粗俗，受制于动物本能和社会习性：贪婪、好色、空虚、寂寞、好胜、自私、好玩、粗痞、爱慕虚荣、好动、易怒、好骂、狂傲，等等。凡是一般世俗之人身上有的习性，他都有。早年的曾国藩，真的只是一个中人之资的混混而已，没什么值得傲人的本钱。 然而，曾国藩这个人遇到了名师唐鉴和倭仁，幸得指点，脱胎换骨，克己复礼归仁，由凡入圣，最终功成名就。什么样的个人修行方法让曾国藩走向了成功呢？唐鉴教导曾国藩归宗程朱理学，而倭仁教导曾国藩每天写日记忏悔，并请人批阅检察，这是明朝和清初十分流行的忏悔法，可谓陆王心学的洪范大法。有人讲《曾国藩日记》是一本忏悔录，真实不假！ 曾国藩的日记从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时年29岁。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买来《朱子全集》，为了弄清门径，便向唐鉴求教。据曾国藩当天的日记：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治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辞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事，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内。”又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先生尝教之曰：“不是将此心别借他心来把捉才提醒，便是闲邪存诚。”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着”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不过，曾国藩并没听从唐鉴的教诲，虽然在专心读《朱子全集》，并没做札记以及静坐、忏悔自新工夫，因此效果并不佳。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一日，曾国藩求教倭仁，倭仁教他“写日课”、“研几”： 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偿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照。刘念台先生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这次回家后，曾国藩真正开始修身养性，每天静坐、认真写忏悔日记。刚开始，因毅力不够，有点失败，但十多天之后，又习惯起来了。不过，两个月后，曾国藩发现当一个纯粹的理学家有点难，而他的体质本来孱弱，每天神经绷得紧紧地，不久得了失眠症，白天面如菜色，提不起精神来。勉强再坚持二十多天，又突发吐血之病，从此曾国藩开始另起炉灶，寻找适合自己的修身方法，不再盲目仿效他人。不过，日记忏悔法是一直坚持下来了。 翻读曾国藩见倭仁之后的忏悔日记，可知曾国藩的忏悔自新的艰难。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日记云： 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蹬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几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记： 至海秋家赴饮，渠女子是日纳采，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与人言语不由中，讲到学问，总有自文浅陋之意。席散后，闲谈皆游言，见人围棋，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归查数，久不写帐，遂茫茫然不清晰，每查一次，劳神旷功，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是席间海秋言：“人处得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云： 早起，读《易经》震卦，无所得。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真禽兽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堕坏更甚乎？尚腼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日记云：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在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日记云：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归，房闼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吾自戒妄语！吾自戒吃烟，将一月，今差定矣！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房闼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日记云： 阅山谷集，涉猎无得，可恨！好光阴长是悠忽过了。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日日说改过，日日悔前此虚度，毕竟从十月朔起，改得一分毫否？未正，朱廉甫前辈偕蕙西来，二君皆直谅多闻者，廉甫前辈之枉过，盖欲引予为同志，谓可与适道也。岂知予绝无改过之实，徒有不怍之言，竟尔盗得令闻，非穿窬而何？贻父母羞辱，孰有大于此哉！二君久谈，廉甫自言，得力于师友为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日记云：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右，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无徒巧言如簧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日记云： 晏起，可恨！点诗一卷。至杜兰家拜寿，说话谐谑，无严肃意，中有一语谑而为虐矣，谨记大恶。拜客两处，微近巧言。未正至竹如处，谈至昏时，竹如有弟之丧故就之谈以破寂，所言多血气用事。竹如辄范我于义理，竹如之忠于为友，固不似我之躁而浅也。归，接到艮峰前辈见示日课册，并为我批此册，读之悚然汗下，教我扫除一切，须另还一人。安得此药石之言，细阅先生日课，无时不有戒惧意思，迥不似我疏散，漫不警畏也。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夜深，点诗一卷。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日记云： 饭后，走唐诗甫处拜其年伯冥寿，无礼之应酬，勉强从人，盖一半仍从毁誉心起，怕人说我不好。艮峰前辈教我扫除闲应酬，殆谓此矣。与岱云同至小册处，渠留晚饭，有援止而止底意思。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臻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尝与树堂说及，树堂已克去此心矣，我何不自克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日记云： 饭后，岱云来，示以诗。艮峰先生日课，见其孝弟之情，恳至流溢，钦仰之至。因遣人送还，另纸称诵此节，即牵连而别有所陈，亦撮壤崇山之意。何子敬、吴子序来，总是不克寡言，以说话不迟重故也。如果语语由中，岂能开口容易乎？子序最后散言取人最要取长录短，人有寸长，我必暴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云： 祖母大人七十六寿辰，晏起。逢此庆节，不黎明而起，何神昏一至是耶？田敬堂来拜寿，一无预备。抱愧何己？朱廉甫前辈来，谈甚久。予又病多言。昌黎云：“默焉而其意已传。”哓哓胡为者、，况其一无真知耶？廉甫言取人，但当求其长，与子序昨夜言同。又言济世以匡、主德、结人心，求贤才为要，余皆未节耳。傍晚去，饭后，冯树堂、易莲舫来，谈良久。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所见不合，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日记云： 海秋来，以所著浮邱子嘱为商订，久谈，有不忠语，有诌语。邵蕙西来，示以方世史所作论，年才十五而才华如此。黄子寿来，示以所作选将论，真奇才也，心中艳羡，既已重外外，而又有自文固陋之言数语。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日记云： 所记者，都是空言，究竟一过未改，日日有腼面目，与人酬酢而已。阅山谷集。力戒多言，已觉冷落。仅写八幅，便学困倦，精神不养，则不裕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日记云： 早起，海秋以所撰浮邱子嘱予细读一遍，而订是非。予向读海秋诗文，不无面谀之时，今阅全册，仍遂前失，欺友自欺，罪恶大极。无论是否，总须直陈所见。自辰初看至申正，尽二卷。出门访苗仙露，河间人，精六书谐声之学，观所藏“君子馆砖”、“开元瓦”诗册，因嘱予题诗。旋走树堂处，渠自初一日起又重换一个人，对之愧死！真无地自容。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日记云： 心摇摇如恩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不解何故？盖以夙诺久不偿，甚疚于心，又以今年空度，一事无成，一过未改，不胜愤恨，又以九弟之规，心常耿耿，及他负疚于师友者，百念从集，故昨两夜不能寐。树堂谓予有周旋语，相待不诚。诚为最不可掩，则何益矣，予闻之，毛骨悚然。然比时周旋语已不自记忆，疏而无忌，一直是耶？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日记云： 岱云之勤，子贞之真，对之有愧。归，读史十叶。寝不寐，有游思，殆夜气不中以存矣。何以遂至于是！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危矣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来，两月余渐渐疏散，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树堂于昨初一重立功课，新换一人，何我遂甘堕落耶？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日记云： 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二、曾国藩因忏悔改号涤生 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以及王门后学主张心即理，认为人都是成色十足的金子，个个都可以成圣。只要不自我埋没，甘自堕落，没有不能成圣的，所以有人逛街，“见满街是圣人”，“满街圣人见我是圣人”。对于刘宗周、陈确等人看来，人是天之灵秀，一旦为人，就必须成为圣人，不为圣人，便为禽兽。那么怎么成圣，心学认为在每日忏悔自新。曾国藩接受了阳明后学的这种观点，写有“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对联以自勉。 曾国藩的顽劣品性，经常被父亲痛骂。在日常生活碰壁后，受民间善书和功过格的影响，尤其是袁了凡的影响，也生忏悔之心。这说明这个人还是有向善之心的，否则会自甘堕落，不可救药。据史料，曾国藩因被父亲曾秉钰痛斥，忏悔自新，改号涤生，时在21岁，道光十一年（1831）。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七日曾国藩写日记云： 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耍不觉过了四十余天。兹拟自今以后，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晨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西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热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谨记于此。
不过曾国藩忏悔自新，是为了功名，为子孙积福。曾国藩忏悔自新，改号“涤生”，这个“涤”是洗涤过去的污染恶习，“生”是新生。不过，曾国藩刚毅不够，口里喊喊要忏悔自新，却没实际行动，所以从改号“涤生”以来九年，徒有虚名，自我欺骗而已。让曾国藩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拜见倭仁之后。
三、曾国藩忏悔自新经历：戒浮躁、戒妄语、戒色、戒烟 在早年的生活中，凡人曾国藩浮躁、暴躁、懒惰、虚伪、狡诈、狠毒、好妄语、好打架骂人、好色、好抽烟、寂寞空虚，有种种劣性恶习缠身，不得自如。 曾国藩赴京当官后，有两次谩骂打架的经历。第一次，与郑小珊一言不合，便恶口相向，“肆口谩骂，忿庆不顾，几于忘身及亲”；第二次是与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说明，年轻的曾国藩性格十分暴躁，品性顽劣，粗痞野蛮，毫无雅致可言。 如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记曾国藩浮躁、好游乐云：
讹言是日某武臣拟斩立决，人邀同往西市观，欣然乐从，仁心丧尽，此时悔之而不速反，徘徊良久，始归。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五日记曾国藩浮躁云： 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记戒色、戒烟、戒妄语云： 与子敬围棋一局。前日服树堂之规而戒之，今而背之，且由我倡议，全无心肝矣。归，房闼不敬，成一大恶。细思新民之事，实从此起。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此之不谨，何以谓之力行！吾自戒妄语！吾自戒吃烟，将一月，今差定矣！以后余有三戒：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房闼不敬。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陈源衮新纳小妾，惊艳无比。曾国藩获悉后，羡慕不已，便假装有事去拜访，企图一睹芳颜，大快春心。到了陈府，曾国藩先谈一些学问的事情，趁机夸奖陈源衮艳福不浅，要求让小妾出来给他瞧瞧。陈源衮极不情愿，但还是碍于情面，让小妾出来见客。曾国藩大加赞美之余，说了一些挑逗放肆的话，令人很难堪。当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猥亵大不敬。”后来，他又在日记当中写到：“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 纵观曾国藩的日记，他为了戒掉这些劣性恶习，反反复复，不断自责，认识到要干一番大事业，走向成功，必须发动“诚信”，“截断根源，誓与血战一番”，因此他最终还是成功了。
四、曾国藩的成功靠每日忏悔自新 天地有一个生机，也有一个杀机。生机是诚明，杀机是无明。曾国藩从湖南到北京，从湖南到江西，到南京，到北京、天津，他一直处于生机、杀机之中，有几次试图自杀的经历，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读《曾国藩全集》，翻阅其家书、日记，可知曾国藩一生都在忏悔自新之中，这是“诚”的澄明。在天曰诚，在人曰仁，仁曰爱，亦曰自在。只有忏悔自新，才能明诚体仁。摘录曾国藩的部分每日忏悔材料如下： 咸丰十年正月十四日日记云： 是夜，睡略成寐，五更醒。念此身无论处何境遇，而“敬、恕、勤”等字无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数字，则无入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计较得君与不得君、气谊孤与不孤哉！ 咸丰九年四月初十日日记云： 志不能帅气，老而不变，可愧也。 咸丰十年九月廿八日日记云： 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云： 又思“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云： 冯竹渔自广东购寄千里镜二具，在楼上试验，果为精绝，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同治元年十二月卅日日记云： 温《诗经·静女》以下三篇。三更睡。光景似箭，冉冉又过一年，念德业之不进，愧名位之久窃。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烛之明、作补牢之计。 同治三年一月廿二日日记云： 近日于应办之事，往往因循迁延，不克即日了毕，乃知“佚”字之病最难克去耳。 同治三年三月廿七日日记云： 因沅弟与纪泽儿均有病，甚为忧灼，夜睡不甚成寐，百感交集。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云：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立见者三次，坐见者二次。习字一纸，核对各拓片。专差发年终密考等摺。围棋二局。阅苏诗七律十二叶。午正出门，拜客三家。至竹如处一谈，至春织造处赴宴，申正归阅本日文件。至幕府一谈。摺差自京归，接京信多件。阅十二月邸钞，核批槁各簿。四点睡，三更成寐，四更未醒。是日阅张清恪之子张懿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抄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迷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成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 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日记云：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日记云：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日记云：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曾国藩的儒学思想来源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及善书、功过格等。程朱理学讲“敬”，时刻保持省察，陆王心学讲“改过迁善”，善书、功过格讲“忏悔自新”，因此李二曲以“悔过自新”描述宋明理学的宗旨，于今而言，用“忏悔自新”来描述更为恰当。 曾国藩的名言“不为圣人，便为禽兽；但问耕耘，莫问收获”，应当说至少可追源于刘宗周以及其弟子陈确。可见曾国藩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当然，明代以来，民间善书也是大致如此述说。 宋代，书院出现日记省察教学。明代，大量忏悔文本涌现，尤其是日记忏悔薄。刘宗周著《人谱》，倡导改过迁善以成圣。一时，省过会、规过会之类的社团组织也出现，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忏悔。颜元、李塨的日记忏悔法便是宋明日记忏悔法的集大成，士林广为被推尊。这种日记忏悔法，要求公开忏悔日记，相互批阅、检察，通过相互批评以达到忏悔自新之目的。曾国藩从倭仁处受教后，开始认真写忏悔日记，并将日记呈送倭仁等人批阅、检察。这是明末清初十分流行的日记忏悔法。曾国藩的日记忏悔法一直坚持到逝世，并且还通过家书、诗文等形式表达忏悔自新。 自我检察，以忏悔自新，这是最为基本的忏悔法。通过他人的批评检察进行忏悔，以求自新，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般人难得自明，需要他者这面镜子。 人的无明，在于不能破除“局限”。通过自身不断学习、检察，可以破除一部分“局限”，但是未必能完全破除“局限”。这是需要他者这面镜子的原因。甚至于说，人类也有可能全都受到“局限”，即全人类都处于无明状态，那么是非常悲催的事情。这需要“敬畏天命”，需要上帝。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就在此。因为“明”是相对的，“无明”永远是绝对的，那么忏悔也是日需品，正如吃饭睡觉一样。维特根斯坦说，忏悔必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道理在此。 在儒家思想中，忏悔自新就是“明诚体仁”。孔子站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夫！”《易经》讲“易”，一切皆流，时旧时新，永远在变化、生成。这就是“诚”。不诚无物，至诚无息，这些都是讲“物”由诚而开显，不断生成。诚，即天以言开显实在，而人与天签订誓约来维持人的存在。“自诚明，天之道。自明诚，人之道。”诚，是明。不过，诚，为物不贰，生物不测，不一不二，也不一定能预见未来的变化，即有明而无明。这就需要忏悔自新。 曾国藩学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精华，即恭敬、仁爱、忠诚的精神，所以能每天忏悔自新，没有丝毫的懈怠。曾国藩追求事功，是儒学的应用，他以一个普通人的天赋，终于修炼成圣贤，实属难能。“不为圣人，便为禽兽”，这是何等的伟大立志！ 从曾国藩的范例看来，他走向成功，全靠忏悔自新。只有忏悔自新，才能天天向上，走向光明，否则是日日堕落，永受黑暗之苦。忏悔自新是君子所为，不忏悔自新是小人或者禽兽。忏悔自新是雅致，不忏悔自新是庸俗。忏悔自新是值得荣耀的事情，不忏悔自新是耻辱。忏悔自新是生机，是诚明；不忏悔自新是杀机，是无明。忏悔自新是有尊严，不忏悔自新是无尊严。用世俗的话来说，忏悔自新是有脸有面，即有面子；不忏悔自新是没脸没面，即没面子。
黄守愚于阙一庐 夏历乙未八月十七日 西历2015年9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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