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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原文，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说出这句话的曾子，即是被后世称为宗圣的曾参。他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人为贵，孝恕忠信，修齐治平，内省，慎独”等方面，他一生人格独立，不苟权贵，重教育，看淡利（庄子说他“彼视三釜三千钟，如观雀蚊虻相过乎前也”）。孔子临终前将其独孙，也就是孔鲤之遗孤子思亲自托付于他，足以说明孔子对他的看重。 “自省”这一概念早在《礼记·乐记》里即有类似的表达，“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其中的“反躬”即是自我反省之义。 自省是主动通过自我意识来省察，反思，并精简，改正，更新自己言行的过程，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是这个意思。曾子力行“自觉自省”这一主张。反躬自问，不间断地及时反省自己的言行，是他每天完善自我的必修课。荀子在《荀子.劝学》中把曾子的“自省”这一修身法则进一步扩大，延伸，他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谈到“自省”的具体细化操作时，老师孔子也曾帮他补充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故事一 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整衣冠；以人为镜，可照得失。” 唐太宗之所以能开创大唐盛世，主要就是他的自省意识强，不刚愎自用，善于兼听旁人的批评和见解。 魏征在他面前两百多次直陈他的过失，他都虚心接受并及时反思更正自己。直到晚年，与他一起打江山的这些敢于向他直谏的大臣都先于他离世，他也依旧没有放弃对自我的反省。晚年的一时膨胀导致他犯了生活上过度奢侈糜烂的错误，他认识到后，于静时一边自我反省一边于书中对太子李治教诲道：“吾在位以来，所制多矣。奇丽服，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劳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过，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损少，人不怨；功大过微，德未以之亏。然犹之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汝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以广德，则业泰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帝范》） 故事二 曾国藩是一个惯于反省的人，他修身养性的方式是，每天抽出时间来静坐，认真写忏悔日记，所记之事，不论巨细。 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日记云：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云：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日记云：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日记云：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日记云：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日记云： ...... 他曾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两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面色之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这明是教育弟弟，实则是他以人为镜式的警醒自己。 “傲”自然是人最要自省的地方，王阳明早就说过：“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 晡时，赴小珊处。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漫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对于反省出来的自身这些缺陷，他都强力责备自己，及时忏悔，并不断研究出诸多适合自己的可付诸实践的更改措施，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日记云： 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右，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无徒巧言如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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