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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左传》、《国语》 《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一、成书： 《左传[1]》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是配合《春秋》而写作的一部编年史。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指公羊高，“谷梁”指谷梁赤）。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今文，且注重揭示春秋之微言大义，属经学（解经之书）；而《左传》为古文，记事详瞻、文采生动，实质上是一部以春秋为纲独立撰写的史书[2]（此乃今古文学派的区别）。 【释】“独立史书”： 《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255年的历史。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下迄哀公十三年，计242年），但是，《左传》后面多出十三年。不止于此，《左传》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末，又附鲁悼公四年（前454年）灭智伯、赵魏韩三家分晋事。三家分晋乃战国开始的标志。 全书18万字，为《春秋》字数的十倍多。[3] 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艺文志》，并认定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鲁太史，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三家分晋乃战国掌故），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观念）。 本来，春秋与左传“别本单行”，到了西晋，杜预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把《春秋经》和《左传》按年编插在一起，从此《左传》与《春秋》就合在一起了。 二、内容思想：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斗争，通过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左传》有鲜明的儒家政治与道德倾向（“书法不隐”[4]非单纯记录历史）。 （1）作为注经[5]的文字，《左传》尊贤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体现了对周礼的维护。如《郑伯克段于鄢》（春秋经：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2）《左传》书中还有对君王、贵族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揭露。如上为例《晋灵 （3）肯定和赞扬忠良正直之士。如赵盾，如鉏麑、提弥明、灵辄三武士。（臣臣之体现）。 （4）有重民、民本的思想。如《左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7]《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8] 不过，作者的用意乃在于指出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三、文学成就：叙事特征 （一）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情节化；并在叙事中体现出了高超的文学剪裁技巧。 1、历史事件的故事化情节化 《左传》写作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它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如《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春秋》载“鲁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除编年，只有6个字，而《左传》将其繁衍成500余字的长文。而且，它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站在儒家立场上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评价，总结经验教训，为人们提供历史借鉴，体现了较强的叙事特征（成就）。 2、高超的文学剪裁技巧。 《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较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层次井然。 如《郑伯克段于鄢》，虽然较之《春秋》，标题被演绎成长篇，但于今文动辄洋洋洒洒之万言、十万言、百万言比，作者仅用五百余字，将郑国王室内部一场兄弟、母子之间为王位而上演的旷日持久的残酷斗争，讲得明明白白。故事的要素（起因、发展、结局、尾声）交代的清楚，行文生动，人物性格也鲜明突出，可谓表现出了高超的文学剪裁能力。如此一个严酷的历史事件（宫廷王位之争），时间跨度从郑庄公出生一直到公叔段兵败逃亡、庄公母子和好为止，长达几十年之久，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如同一剧本，但区区500余字，既写出来一个完整的过程且有一波三折点特点，而且还反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如庄公的阴险、虚伪，共叔段的愚昧、狂妄，庄姜的乖戾昏聩，读之皆跃然纸上。可谓简洁生动、妙趣横生。 再如，《左传》善于写战争。所有史书中，《左传》关于战争的记述可谓最为出色，堪为后人称道。（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鞌之战、鄢陵之战）。例如：“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论战》），写战争，其特色在于不局限于对战争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侧重于战争分析和规律总结（析其原因，则源于史书写作目的及阅读需要）。虽无刀光剑影，但一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亦见文学剪裁之巧妙。 （二）生动传神的描写（有戏剧性）。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有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关注故事的生动有趣。表现在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梦境、奇闻等手段来塑造人物的形象，从而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戏剧性，充满文学色彩。 1、细节描写。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如此推测，《左传》中某些叙事记言，便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 晋侯赏従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duì，怨）？”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事实上，介子推母子归隐前段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这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如无此细节描写，则流于一般史实介绍，叙述可能就有些乏味了）。 2、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於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写晋侯所梦大厉，公梦疾为二竖子，小臣之梦印证，有波折、巧合，充满戏剧性，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估计为传言、野史）。由此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社会上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包含若干虚拟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猜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 （三）善于刻画人物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且与以前的史书比，形成自己的特色。 1、分散记录 《左传》写人不像纪传体著作专章专节介绍。因其为编年写作的之缘故，《左传》塑造人物，言行事迹大多被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诸如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2、片段记录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非如上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作品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或性格中的某一方面。但纵使三言两语，这些人物形象往往也是非常生动传神的，总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 3、注意到人物性格的丰富和变化 《左传》中被广泛描写的各种人物，许多都个性鲜明，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如晋文公（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有胆识的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成就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长过程。楚灵王（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是《左传》中被否定的 4、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 《左传》叙事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它主要通过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鞍之战，《左传》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战争场面，同时表现人物个性。 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硃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卻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小结：人们对故事的兴趣，是文学产生的基本动力之一；故事情节、人物描写，也是小说和戏剧的基本要素。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与戏剧的产生相当迟，但与此有关的文学因素，却很早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叙事文学并非没有，而是它也一直以一种元素的形式存在于历史传记中，它是在借历史著作的母胎在孕育，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因为某些机缘的成熟而形成，并被分离出来。而《左传》就是这样一部蕴含了丰富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它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既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写作提供了经验，又为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四）善于叙写外交辞令 《左传》中有较多的记言文字（《尚书》、《国语》皆记言），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 例“烛之武退秦师”分析： （1）“郑既知亡矣。”（释：首先把郑国的存亡放在一边，既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证，同时也是一种特别社交手段“示弱”。） （2）“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越过以鄙远，君之其难”、“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释：接下来，烛之武从“亡郑”无益于秦及“存郑”有利于秦两个方面分析了此次秦国出兵伐郑的利弊。其发言之特点则完全体现了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三国形式做出的一种客观分析，结果就是赢得了 （3）“夫晋，何厌之友？”“许焦、瑕，夕设版”“东封郑”必“西阙秦”（释：在取得 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之打动了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这是烛之武说辞的魅力所在。 【补】世宇：《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于今人亦有启发，即善言者回避说“我”。美国学者卡耐基亦有此方面理论。 《左传》中的行人辞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10]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如春秋时“赋诗言志”），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四、影响： 《尚书》诘屈聱牙，《春秋》质木无文，《左传》则“情韵并美，文彩照耀”[11]。《左传》可谓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正是有这样一种启迪，中国后世的史书大都很有文彩，至于鲁迅评《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左传》生动的一面恰恰也是其文学的特征所在，它们对后世小说等叙事的文学发生了较大影响。 ———————————————————————————— 《国语》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 《国语》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鲁悼公。 《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 《国语》内容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但也有不少记事的成分。 《国语》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左丘明。《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 《国语》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 《国语》总体上说，文字质朴，远不如《左传》有文采。 《国语》旨在说教，其所记载，往往不忘从中引出某种教训。而教训要从史事中自然引出，故其记言叙事，无论文章长短，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因果等交代得清楚明白、井然有序。这是散文艺术的一大进步，标志着史家之文的新发展。另，《国语》的语言平实自然，既不同于《尚书》的“佶屈聱牙”，也有别于《春秋》的凝练含蓄和《左传》的委婉典雅。《国语》用词不涩，句式接近口语。特别是虚词的大量出现，显得通俗自然，富于生活气息（与前代史书比）。 [1]传，释也。 [2] 晋王接、唐赵匡、宋朱熹皆认为《左传》为独立的史书。 [3] 《春秋》现存1.6万字，但曹魏张晏及晚唐徐彦引《春秋说》为1.8万字。 [5] 《春秋》之微言大义，一字之用，寓褒贬，别善恶，正定名分，尊王攘夷。如“宋人弑其君杵臼”。 [6] 非如于非版古代文学史之说“无情地揭露…深刻地批判…”。 [7]《左传·鲁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8] 应该看到，所谓“民本”思想是有具体背景的。在春秋战国大兼并的时代，“民”作为财赋和士兵的来源，其人口众寡直接关系到国力的盛衰。而当时北方诸国，仍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国与国之间，也不存在封锁的疆界，“民”可以自由迁徙。故争取民众，甚至比占领土地更为首要。如《孟子》所记梁惠王对“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很感焦急。说到底，这还是从统治者的利益来考虑的。 [9] 刘知几《史通·申左》（卷十四）。 [10] 刘知几《史通》卷十四《申左》。 [11] 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之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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