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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启生先生从1989年发表《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刊于宜春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起，到1996年12月发表《三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一文止，先后共发表了三篇论对联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论文，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没有关于对联的记载，是不应有的现象，这使对联蒙受了“奇冤”；认为对联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决心为此争取到底。现在，愿在此就殷先生十分关心的问题，略陈管见，与殷先生商讨之，并以此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从其产生看，对联不应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于对联的起源，殷先生在论对联地位的第一篇文章中，作了一番详尽的考察，这中间虽不乏真知灼见之闪烁，但总的说来，却是很不全面的，不恰当的。认为对联是由古代的诗歌，特别是律诗演变而来的，这确有正确的一面，但不完全正确全面；应该说，从对联作为文本的角度看，在律诗以前就已产生了，它出自魏晋南北朝时的骈文。骈文讲骈四俪六，讲对偶文采，讲铺张扬摛。特别是抒情写景的骈体小赋，如王粲的《登楼赋》，鲍照的《芜城赋》等，其中就有骈俪对偶句。陆机的《文赋》中就有“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等对得颇为工整的对偶句。到唐朝，“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了有名的《滕王阁序》，其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这不仅写景抒情出色，情景交融，而且上下对得很工整。到唐代，律诗产生且渐趋成熟，律诗中的颔联、颈联则成了对仗工整的诗联。因为律诗讲格律，讲对仗，所以写律诗就必须要会写对仗工整的诗联。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即是对仗、平仄十分讲究的诗联，是千古传诵的名句。所以，从其产生来说，对联早就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的骈文之中，成熟于唐宋律诗。可以说，对联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自然衍生物，是先有了相当发展了的中国古代文学，后有对联的文本形态派生出来。如果没有骈文和律诗，也就没有对联的文本形态。在五代后蜀和宋代，就有了挂对联(桃符)的习俗，使对联的文本形态变为生活形态，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宋代王安石的《元日》诗中有“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一句，可以作为当时(挂)贴春联蔚然成风的佐证。可以说，对联的文本形态早已形成于骈文、律诗产生之时，到五代、北宋时才有了挂桃符、贴对联的习俗，对联的文本形态才成了生活形态的对联。可以说，文本形态的对联要比生活形态的对联出现得更早，而且不是单独的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和依附于骈文、律诗的。对联是从我国古代诗文脱胎出来，即使分离出来后，也还不能绝对地脱离诗文而单独存在，而往往与诗文融为一体，只有在它生活化时，即在有了“挂、贴、刻”的实际需要时，才成其为实用意义上的对联。而张贴对联的民俗形成于很晚的五代、北宋时期。由此可见，对联是“站起来”(挂、贴)时成为实在的生活中的对联；“躺下去”(文字形体)时某些则成为(化为)了诗文中的一部分。可以认为，对联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个副产品。事实上，对联只在民俗中实用时才真正的存在；而文字形式的则产生于、包含于早已发展了的中国古代诗文之中了。仅仅从文本的意义上，可以说对联之于中国古代诗文，是二而一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换言之，对联虽然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渊源关系，但却不能作为独立的文学样式记载于中国文学史，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其特性来看，对联不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立地位 对联的基本特性是“对”，即上下、左右两联要对得上，对得好。所谓对得好，一是对得要“工”(对偶要工、平仄要协调)；二要对得“巧”。所谓“工”即上下、左右两联除了字数必须相等外，词性要相对，意思要对应，结构要相同，还要讲对偶、对仗、平仄相对。所谓“巧”，就是说要上下联对得机智、巧妙、有趣。这是衡量对联好坏、优劣的首要尺度，也是追求的目标，其次才是文采和文学性，书写的艺术性。许多对得工、巧的对联，历来为人们欣赏。 例如，1960年毛泽东与周恩来到湖南长沙视察工作，休闲时，一同来到湘江橘子洲。毛泽东看着江面，口出一联，并要周恩来对出下联。 毛泽东：“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橘子洲，天心阁，均为长沙一景。周总理以长沙一景天心阁对湘江上著名的橘子洲。上联动静相对，意境优美，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舟”谐音。下联亦两处“顶针”，地名对地名，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阁”“鸽”亦谐。这副两人合做的对联，显示了两位伟人的胸襟、机敏、智慧和才情不凡。 又如，电视连续剧《联林珍奇》中某举人邀林大钦到佛山祖庙观光，过小溪时出一上联要林对下联：“处处飞花飞处处”；林大钦即刻对出“潺潺碧水碧潺潺。”此联上下联均为回文联，即顺读、倒读都一样。而且写景生动，动静有机结合，天然成趣。 再如，张之洞的塾师出一上联： 驼背桃树倒开花，黄蜂仰采 张之洞对出下联： 瘦脚莲蓬歪结子，白鹭斜视 此联状物形态逼肖，在动物、植物的形态、动作、颜色等方面对得尤其工巧，形容词、动词亦对得巧妙。 从以上例子看出，对联除了要对得工整以外，还要对得巧，显示出机智、才华和学识。还要见出真性情和风趣。而且要符合人物的特定环境和心情。回文联，还带有游戏娱乐的性质。 从传世的对联佳作来看，固然有不少具有文学色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对联佳作并不以文学性取胜而以对得机巧见长。故而我们不能以文学性的强弱作为判别衡量对联优劣高下的唯一标准。 三、从其灵活性看，对联不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联制作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上下联字数不限，但必须相等。有时，上下联可以按对等原则同样“削减”几个字，有时可以“增添”几个字，都是允许的，只要始终上下相对即可。 例1：一副寿联： (上)福如东海 这副对联上下均为四字，同义还可作成另一副上下分别为七个字的： (上)福如东海常蓝水 例2：一副挽联： (上)慈爱有加音容在 上下联均为七个字，同义还可作成上下联均为9个字的： (上)慈爱有加音容宛然在 例3：清代，某赃官平时贪得无厌，却要标榜清正廉洁，就在公堂上书挂一联： 爱民若子 第二天，便有人在上下联各巧妙的添加几个字，于是变成了这样一副对联： 爱民若子，无非金子银子 上下联都巧妙地添加了六个字后的新对联，成了对贪官进行鞭挞的绝妙的讽刺联。 一副对联，为了适应门框或庭柱的长短，上下联的字数应恰到好处，有时可增添，有时须紧缩，全看你怎么对，对得巧不巧。只要能保留“主干”，能表情达意就行。这种灵活性和不稳定性，恐怕是任何一种文体都没有的。这给了对联制作以很大的自由空间和创作天地，同时也要求更大的制作的技巧性，须掌握一点诀窍才行。这种不稳定性和灵活性，决定了它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首要条件是定形、定体，有固定唯一的形态；而只能依附于中国古代文学。 对联的灵活性、技巧性、趣味性，还表现在它那多样化巧妙的形式，如有独字联，有标点符号联，有短联，有长联，有嵌字联(上下联各嵌入姓名中的一个字)，有回文联，还有俗谚谐趣联等等，真是各呈异采，各展技艺。 四、从其社会功用看，对联不宜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联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刚开始，还似乎只是春节贴春联，此后愈益发展，对联与人们日常生活日益发生多方面的联系，其实用性、交际性也日益增强。正因为其功用广泛，就不是文学作品的欣赏陶冶愉悦教育等功能所能包容得了的。尤其是它的社会实用性交际的普适性，不是我们一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所能担当的功能。现在发展到各行各业，无事不采用，几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见到对联。创作对联的也不光是文人雅士，还有粗通文墨的平民百姓。从功用看，有赠答联、书斋联、喜联、寿联、挽联、春联、戏联、店堂联、屋宇联、行业联、名胜联、园林联、寺庙联等等。从处所看，殿、堂、楼、阁、馆、所、亭、台、寺、庙、祠、墓、宇、厅、室、市场……游览胜地，乃至天涯海角，都少不了对联为之增色。无论节日，还是平日，都会看见对联。有对联，就增添了文化氛围。甚至老山前线的猫儿洞前也有战士写的表达情怀和壮志的对联： (上)老山东山无名山，山山出英雄 横批为“能文能武”。这副对联，显示出我们的年轻一代解放军战士是有文化有志气，能文能武的人民子弟兵。 对联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除了从诗文脱胎的那些由儒生文人雅士创作的诗联，具有较强的文学欣赏功能外，大部分为即兴创作。如： 此木为柴山山出 这是从“柴”、“出”、“烟”、“多”四字的结构，用“拆字”“拼字”的方法，巧妙成联的，上下联都使了一点拆字组字方面的小技巧。虽对得工巧，总觉得不过是一种文字趣味游戏，没什么社会内容。出上联的为一樵夫，对出下联的则为一名书生。又如，1939年毛泽东同志为延安新市场撰联：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这副对联很好地宣传了党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而发表的时局宣言，具有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并不是任何宣传都是文艺，任何文艺却都是一种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这副长联显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宣传品，而不能说即是文学作品。 总之，在对联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中国古代诗文中脱胎出来，还依然保持着古诗文的风采，具有极强的文学性，具有文学欣赏的社会功能，但这毕竟只是一部分，而且还时时会融入诗文之中。而有相当一部分则与人民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制作时也往往是即兴制作，并非有心创作什么文学作品，对联的作者不仅有上层的文人雅士，还有普通工人、农民、商人、士兵及各式人等。连粗通汉语文字的私塾学生也会写几副对联。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素质要求，作对联也是一种语文基本技能。蔡元培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拟的新生入学考试试题中就有关于对联的题目，以考察学生对汉字的知识和古代文学的基本功底。可见，对联是与广大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作品，其社会实用价值是不可低估的。有时，对联与书法、裱褙技巧、篆刻等结合起来，可制作成精美的文化艺术品，这也是世人共知的，无须笔者赘述。诚然，具有民族性的对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自然值得珍视，并加以继承和发扬。但这与使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显然是两码事。 从严格的学术的意义上，对联不作为文学作品，不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立的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没有地位了呢？显然不是。那么，对联在中国文化之中如何定位好一些呢？笔者认为，把它归属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之列，似乎更恰当一些。 这里须顺便提及的是，笔者与殷启生先生一样，同时注意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包括某些日本学者)、文化界有人在谈到对联、对联文化时，偶尔在前面加上“文学”、“文学样式”之类的冠词，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学者、文人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过多的情感倾注而产生的溢美、过誉之词和性质位移，本不足为怪；或许是因为从广义的俗文化、俗文学的某个视角不适当地过分夸大了对联的某些方面的文化内质所致。但却决非是给予对联的严格科学的学术定位。 作者：袁晓东 原载：《宜春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录校制作：恶人谷珠楼 版本：初校版 转贴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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