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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宸 我们的关系现在“假定有着分离的注意力”。夺回对话是关于“夺回我们最根本的人类价值观”。 当你在餐桌旁或会议室、棒球赛、教室、卧室、酒吧、甚至浴室里，你都盯着手机。或许你在打电话，但更多的是发信息、发帖、刷屏、点赞、网购、浏览，或者是我最喜欢用来给数字化生活方式打的比喻，即“提神”，就好像生活中的无聊能被不断刷新的屏幕一扫而空。 这是一个没完没了连接着的世界。虽然它原本可以提供所有的交流，它却在毁灭一种基本的交流：开放式对话。雪莉?特克尔警告，“技术让我们变得沉默。”那种沉默意味着我们与其他人联系的能力也在消失.“我们面临着逃离对话，也是逃离自我反省、同情和指导。” 作为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用几十年时间研究我们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在好几本作品中展示了她的研究成果，如《屏幕上的生活》和《孤独在一起》。不过如果要把《夺回对话》和其他许多技术怀疑论者的宣言相提并论，比如杰伦·拉尼尔的《你不是一个小玩意》或者尼古拉斯·凯尔的《浅滩》，并且假设我们都对此耳熟能详，那将会是对本书作者和读者的不负责任。这是一本具有说服力、且亲密的书籍，探索了人类关系中的琐碎部分。特克尔用我们的经验来让我们感到羞愧，展示了手中的电话是如何将我们从孩子、朋友、同事、甚至我们自己隔离开来。 “我的屋子里有三张椅子，”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到，“独处用一张，交友用两张，社交用三张。”梭罗的椅子是特克尔重复出现的主题。她认为，独处（提供了自我意识）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这是理解其他人的基础。我们和其他人对话（在家、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公共场合）将同理心放入工作，锐化我们自省能力。反思、对话、重复以上动作。 然而科技阻断了这个循环；它终结了对话。特克尔解释，我们的关系现在“假定有着分离的注意力”。夺回对话是关于”夺回我们最根本的人类价值观“。 我们受到这些时髦的设备（爱不释手），因为它们似乎能满足三个愿望：”首先，我们将总是能被人听到；第二，我们能将注意力放在任意地方；第三，我们将不用独自一人。“特克尔解释，还有第四个隐含的愿望：我们将永远不会无聊。 虽然想要被远方的人们听到，但是匆忙中，我们却失去了那些离我们最近的人。特克尔写到，”许多年轻人长大，没有经历过餐桌上或和家长朋友散步时的长篇对话了。”她展示了，孩子们对抗父母（“爸爸！不要看手机了！我想和你说话！”）而且指出甚至出于好意的举动也可能适得其反。一个37岁的父亲，和7岁的孩子一起参加学校户外考察，花了许多时间发布和共享照片。他告诉特克尔，“突然我意识到，我坐在那里发照片，而西蒙妮已经坐在那里快1个小时了，我对她一句话都没说。”甚至当我们以为自己全身心投入的时候，手机把我们分离开了。 孩子们了解到，“无论他们做什么，都无法将父母从科技的手中赢回来。”特克尔写到，“我们看到孩子被剥夺的不仅是语言，还被剥夺了用目光关心他们的父母。” 大学生将保持联系“作为一种必要”。作者报告指出，10个大学生中9个承认曾在课堂上发信息，其中一个学生表示，手机是对抗无聊的“保险单”。但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告诉我们，无聊能够推动创造力。特克尔写到，“童年无聊是一种驱动力，激发想象力。”然而，我们却跳过了它。 工作中，屏幕和各个标签页都需要我们的注意力。年轻的员工认为，他们的工作效率正在最大化。可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多任务工作时，”特克尔写到，“大脑实际上正飞速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每增加一件新任务，我们的表现就会降级。”我们以为设备带来了舒服和效率。但在特克尔的叙述中，它们提供的却是孤独和混乱。 特克尔并不要求我们完全摆脱手机，它们是“生活的事实，我们创新生活的一部分。”作者写到，“目标是以更好的用意来使用它们。”正如梭罗可能说的，更加审慎地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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