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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 言1-1 学术回顾 1-1-1 曾国藩研究相关学术回顾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原名子城，湖南湘乡人。23岁考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曾任四川、江西乡试主考官、礼部右侍郎，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英武殿大学士，封一等侯爵。卒赠太傅，谥文正。所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在文学上极有造诣，理论、创作上都有建树。曾氏提出“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①他认为：“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以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②“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③ 于诗，他与何绍基、郑珍、莫友之等成为宋诗派的代表人物。《近代诗钞》开篇云：“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诸大家为职志，不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④ 于散文，他服膺桐城，是“桐城派渐趋式微后的巨子”，⑤以经济药桐城之空疏。他“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其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为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⑥凡此种种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于对联，清-朱应镐《楹联新话》：“湘乡曾文正公、德清俞荫甫太史以殊勋硕学咸精此体。盖期事虽细，至其比事属辞，得心注手，巧力并绝，非淹博闳深之士弗能也。”⑦吴恭亨《对联话》曾赞曾国藩对联云：“曾文正联语雄奇突兀，如华岳之拔地，长江之汇海，字字精金美玉，亦字字布帛菽粟。”⑧又云：“曾文正挽人联语特沉雄，虽小小题目，咸具龙跳虎掷之观。”⑨ 然而，近代以来，曾国藩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因为其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人骂为“清廷走狗”、“农民运动血淋淋的杀手”。因为天津教案，被人骂为“卖国贼”。因此，相应地对他的研究也没有全面地展开。随着八十年代学术思想的解放，人们开始还原这位曾文正公的真实面目，对他的研究也空前活跃，对他的研究从点到面多角度、多方位地展开，包括从历史地位、学术思想、文学等方方面面。 (1)世纪之初对曾国藩的研究 二十世纪之初，源于桐城派遗韵，对曾国藩的争议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曾氏在桐城派中的地位、曾氏与桐城派的关系、曾氏的散文理论、散文成就等方面。梁启超认为曾国藩对桐城派的中兴并非完全凭借其政治权势，他本人在咸、同间“亦善为文而极尊桐城”，⑩但他同时也没有完全排除其政治权势起了一定的作用。胡适认为凭“曾国藩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⑾也含有曾国藩中兴桐城是凭仗其位及人臣的政治地位的意思。胡怀琛认为曾国藩对桐城派的中兴，凭借其政治势力是很重要的因素。陈子展认为，曾国藩对桐城派理论继承与改造的另一个方面是“力矫桐城派气体的纤弱和规模的狭小”。⑿ 这期间，也有学者认为曾国藩对桐城事业不是继承而是篡夺。如李详认为曾氏“不过是借为文章波澜而已，根本没有继承桐城事业之意，是想篡夺其文统，另立文派”。⒀简夷之认为曾国藩提出“所谓‘文章与世变相因’，便是以湘乡派篡夺桐城派之统，稳住桐城派已乱的阵线”。⒁ (2)八十年代前后 这段时间内涌现出研究曾国藩的大家也大部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框架中。关爱和认为，梅曾亮逝世，“轰烈一时的桐城事业由盛及衰，这时援以手臂并促使桐城派中兴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曾国藩”。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如果曾国藩在文学上没有深厚的造诣，对桐城派没有深入的了解，其中兴桐城便不会落到实处，曾国藩也不会成为咸、同时期姚门弟子之后的桐城派的领袖人物，此说的代表人物有万陆、王献永。 关于曾国藩的散文，王镇远认为：“曾国藩主张文章切于世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因而他的作品大都阐扬他的治国修身之道，或与他的政治活动、仕途经济有关。”⒂陈则光则认为，曾国藩“在倡导洋务运动时，受到魏源思想的影响，根据实际，叙述详切，以经世致用为前提，……有点接近当时的时务文了”。⒃ (3)1995研讨会情况 1995年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对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对曾国藩文学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文论、诗论及审美观三个方面。 关于古文理论，郭延礼认为，曾国藩根据时代要求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而构筑的古文理论，有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它以“经济”药桐城派之空疏，反对崇道贬文，重视文学的艺术性，提倡“阳刚”之美的艺术风格，主张“以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淡化桐城“义法”说，语言上标举“骈散相间”和“珠圆玉润”。 关于诗歌理论，湖南文史馆伏家芬先生论述了曾国藩的“机神”说，认为其强调天机，强调人工，强调“其义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他认为曾国藩的诗歌是“学人之诗”，强调情与理的统一，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文章与国运相关。龙建春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具“识”养“气”、工律、机神、识“貌”取“神”。关于审美观，羊春秋归纳曾氏审美观为以“雄奇”为第一要义，珠圆玉润，入情入理，感人肺腑。孟泽认为，曾国藩在乾嘉委靡的文风下能拈出倔强不驯、峥嵘、傲兀、如火如荼、喷薄、吞吐、古茂、雄奇、敦厚等一系列美学概念，不乏精彩之处。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讨论会，江伯怡先生论述了曾国藩的对联，他认为曾国藩对联的艺术特色是以声调为本，以少胜多。曾国藩把对联作为团结、教育和自勉的手段体现了曾国藩对联的功用观。 (4)1995研讨会结束至今的十余年间 对曾国藩文学上的研究在前段基础上有了相当的拓宽，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曾国藩与桐城古文上，赖力行《曾国藩与桐城古文理论的中兴》认为，曾国藩在晚清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了桐城派古文理论。在文道关系上，既主张经世济民，又强调怡情悦性。在创作理论上提出“情”与“理”结合的自然惬适，倡导“阳刚之美”。他的文学思想，使“文蔽道丧”的桐城古文得以中兴。⒄在曾国藩的文气上，龙建春《曾国藩文气鉴赏论》认为，曾国藩鉴文赏诗力主一气、以声昌气披文入情、循气入理辨境明趣。⒅关于曾国藩的散文，周明泽《“为文全在气盛”——浅议曾国藩散文》认为，曾国藩散文取法桐城，超乎桐城，为文重视真情，力矫空疏，崇尚阳刚，气势恢宏。
1-1-2 对联研究相关学术回顾 近人梁启超曾经说过，对联是“苦痛中的小玩意”“楹联起自宋后，在骈俪文中，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因此长期以来，对联一直被人视为小道，被视为文人墨客们一种无聊至极后的消遣、争才斗胜的文字游戏。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在对联方面深入地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便有些相关的论文，也是类似于故事或是收集材料略作介绍，很少作总体、宏观的研究，更未对个人联语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 考察对联的起源 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撰写了一些与对联相关的论文。关于对联的源头。自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自序》：“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致公认对联始于五代。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根据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推论出对联产生于晚唐以前，它始于写春联，发源于民间。①罗维扬《对联源流考》认为，对联有两个源头，其载体源头是民间风俗题桃符的桃符板，文本源头则是古诗文中字数相等且对称相应的语句，二源合流才成对联。最早出现的对联，从五代十国的后蜀到南北朝时的梁，再到西晋，上推三大步，前移七百多年。②余德泉《论对联产生于唐代》认为，从平仄对仗开始被认识的时间结合新发现的对联材料来看，对联与律诗都发端于南朝齐梁年间，骈文和永明体的平仄安排方式是它们共同的源流。对联和律诗是平行发展的，二者没有隶属关系。③ 从思想内涵上进行解析 卢锐锋《中国对联思想文化内涵探析》认为，对联作为传统民俗中的一支，对联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他认为对联体现了儒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中心与明证，反映了儒家的道德观。同时，对联也反映了道家思想，具有道家追求流动之美的文学特点。再次，它反映了中国人追求和谐、多位一体的思想等等。④ 从对联格律方面进行研究 余德泉教授是这方面的大家，他的《马蹄韵：对联平仄运用的基本规则》⑤、《马蹄韵：对联的声律系统》⑥等从理论上对对联的格律进行论证与总结，使对联区别于诗词的根本特征明晰。鲁晓川《雅切——梁章钜对联批评的核心范畴》从文艺批评的角度对对联批评理论进行了系统详实的论述。 从对联的功能或是相关技巧上论述 曾伯藩《论对联的功用与意义》认为，对联是我国人民生活各个方面都需要的高雅礼品，可以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能为发展商品经济服务，装饰点缀、美化环境，褒忠刺奸,参政议政、利如匕首，能一击制敌于死命。⑦宗世海《对联的公关功能和写作技巧》认为，对联有美化、娱乐、抒情言志、广告、调动公众参与等功能，显示了对联特点的时代气息。⑧ 从对联与修辞方面进行研究 韩晓光《对联与修辞》认为，对联巧妙地利用汉语的特殊性能来遣词造句，状物抒怀，以整饬凝炼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妙趣横生。它之所以具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对联上下两句相对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充满弹性与张力的汉语言文字为对联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载体。⑨“中国语词固有伸缩分合之弹性，故能组成匀整的句调，而同时亦便于对偶。”除上述原因之外，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也是拓展对联的审美空间，增强其审美情趣的有效手段。可以说，如果离开了修辞，对联的审美效应将大为减色。 从整体、个别的角度进行研究 谷向阳的《对联学研究》从对联的起源和发展、对联的创作体制、对联的种类等对对联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有助于我们对对联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理解。⑩有的论文针对个别联家的联语进行具体分析，如骆兵《略论李渔的对联创作与理论》⑾、石涛《论苏轼的对联艺术》⑿以及《对联-民间对联故事》上大量的对某个人对联的论述，但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对某个人对联进行收集整理，附录一些对联的相关背景及对对联的简单解说，类似于联话、故事，深度不够。
1-1-3 曾国藩对联相关文献综述 自梁章钜《楹联丛话》创“联话”体制以来，清代、近代的联话著作颇丰，大部分联话都对曾国藩对联加以评说。林庆铨《楹联述录》对曾联的评价“音节悲凉，情谊恳挚”、“悲切”、“挽联有情真语挚，读之如见其人者”、“语极老练”、“劲气直达，有天马行空之概”。朱应镐《楹联新话》对其挽联极挽妇人联大加褒赏：“哀挽率以矜庄婉约胜，独曾文正才力标举，夭矫老苍，自成一格”、“曾文正公妇人联亦劲气直达，落落大方，非雕缋者所及”。陈方镛《楹联新话》对曾国藩对联的古文笔法述及较多，他认为：“曾文正联语，自古文脱胎而来，故雍容名贵，力厚气足，非他家所能抗衡”、“余尝谓文正撰联，雄健沉厚，如作古文，能运气于字里行间”。吴恭亨《对联话》则有大量对曾国藩对联的评点。“作格言读”、“生铁铸成”、“联特呜咽痛至，字字如铸”、“特庄雅称题”、“贴切不浮”、“亦老木槎枒，奇拙可味”等等。雷瑨《楹联新话》称曾国藩对联：“读其《求阙斋日记》有所撰各联，皆有绝大学问在”、“前人楹联，大抵以风流倜傥潇洒出尘为工，有情韵而无魄力，独湘乡曾文正公能盛气喷薄，夭矫老苍，实为创体”。 近年来，关于曾国藩对联的研究，《对联-民间对联故事》中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但主要类似于故事，虽有冠以对联艺术性等的标题，但实际对对联的分析相当粗浅。 龙建春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曾国藩对联辑佚及分析上都相当精当。他认为曾国藩名胜联除了形神兼摄以神为主外，更以文法入联，又注入诗情和胜概，很有特色。其题室联侧重于点示事物玄秘，又能发挥“即事明理”的传统，形象而感人。其店铺联更能别开生面，运用暗示手法，通过有画的境界来传达特定而奇异的意趣。①同时他认为，曾国藩赠联在“不工”基础上的独特的“工”：描绘景象，突破真情告白式撰写。以模糊取工，或集句、或引典、或化用的集引，以异同取工。或平实、或闲适、或豪放、或浅俗、或典雅的艺术风格，以求变取工。②
1-2 论文选题意义和构想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来看，对曾国藩的研究自八十年代热起来，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是，在对曾氏的对联研究方面还留下很多空白。曾国藩一生写下大量的对联，有“江忠烈包送灵柩，曾国藩包做挽联”①之说，且曾国藩对自己的对联也颇为得意。 同时，对联方面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轰轰烈烈，但未远达到相应的学术深度与广度。理论的成熟、创作的繁荣都需要在学术上对对联进行深入的研究。 因此，我试想以曾国藩对联为个案，对对联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对其艺术的绚烂多彩加以揭橥。 由于曾氏对联与曾氏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反映了他的文学创作理论，因此，在对他的文学成就中的一种文学形式的研究时，全面研究曾国藩的学术思想、经学思想、文学创作理论、古文创作、诗歌创作、文学欣赏等，做到由面到点、点面结合，不仅仅限于对联。 鉴于对联与诗、词、曲等都属于同一大类的文学样式，因此，在进行对联分析时，联艺与文论相结合，分析曾国藩对联，重在文学性，以曾氏文学理论印证对联，以曾氏对联印证对联总的特点。资料梳理与理论探讨相给合，从联话入手，结合诗话、词话对对联艺术规律进行分析归纳，体现对联艺术特色。 另一方面，因为联律一直是对联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曾国藩作为清代对联大家，他的对联无论是从创作还是理论上都应该体现了对联的鲜明特征。故而，我想试着从马蹄韵的角度对曾国藩对联进行梳理，以期从曾氏对联中找出已经成熟的马蹄韵的足迹，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说了曾氏对马蹄韵的贡献。
第2章 曾国藩对联所表达的内容探讨曾国藩对联，不应简单地认为他的对联只是他为翩翩词臣或是在戎马倥偬生活中的余事，局限于一种简单的故事述说。曾氏联语与他的散文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他一生于对联颇为自得，“吾他日身后文采传世正不可必，但必有楹联一书行世”写下了大量的对联，且出版了联语集。1873年，他去世后的第二年，由许铭彝校刊，长沙谦善书局印行了《求阙斋联语》《曾文正联语》。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曾国藩全集中都附录了他的联语，与他的批牍、奏稿、书信、日记、读书录等等构成了他作为一代名儒整体形象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他的联语是缀在他名臣大儒桂冠上的熠熠闪光的宝石。虽然他在对联的批评与鉴赏上不如散文那样留下了大量的精彩论述，使我们能窥探他创作时的思想与理论，看到他的心灵轨迹，但是透过他联语的点点滴滴，我们还是看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以联挥洒他的艺术之笔。 曾国藩的对联，内蕴丰富，跨越的时空很长。曾氏撰写对联，始自清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即中进士后的次年，时年二十九岁，起初是在湖南家乡为亲戚同窗友好题写对联，出仕后则主要与同僚幕友及麾下润笔，直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病逝于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时间长达三十三年之久。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经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三十三年中，撰写对联共达四千余副，其撰写地点已知的有：湖南、北京、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天津、山东等省，凡他足迹所经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联语。在曾氏手中，对联不再是小道，不再是“痛苦中的小玩意”。国事、家事、个人事，他可以任意驰骋。抒情、叙事、状物，他信手拈来。在他笔下，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对联这一艺术样式鲜活的生命力。 2-1 表现人生志向 曾国藩学术渊博，有着极厚的文学功底。他不仅是一位理学家、儒学家、散文大家、诗人，更是一位难得的联语大家。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一统天下，那些儒家经师们力图把“言志”作为他们维护儒教，巩固封建秩序的工具，同时在他们的思想中，“立德、立功、立言”是他们矢志不忘的个体追求的最终归宿。曾国藩作为一代名儒，又是身居高位的朝廷重臣，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烙印，他也深知文学作品“言志”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他的许多联都是在这种动机下创作的。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曾国藩21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气自豪”、“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立志要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题京都长郡会馆 同科十进士； 长沙会馆戏台 湖山积久发奇光，借此地鼓舞轩鼚，聊寄酬乎洞庭衡岳； 道光二十五年(1845)会试，曾氏“为会试同考官，签分第十八房，存卷六十四本，中式等十有九人”，②这对初在京城宦海滚打的曾氏是一个肯定。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乙巳)道光二十五年三月：“是科湖南中式八人，皆长沙府籍。贵州中式之黄辅相与其侄彭年二人，原籍醴陵。而状元为萧锦忠，朝元为孙鼎臣。去秋乡试，南元为周寿昌，亦于是科入翰林。公时管理长沙郡馆事，题名之日，公为联语云：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盖佳话也。”③曾氏对于这一年湖南科举兴盛的欣喜与宣扬，是因为科举中式是他心中的理想模式。由于长沙籍人士名爆科场，长沙会馆演戏庆祝，曾氏又乘兴题此戏台联，在得意和狂欢的同时，他巧妙地将对读书人的劝勉寓于其中，要大家获得功名利禄之后，一定要作“孝子忠臣”。他认为在九州大地上是有许多人才的，“科目何尝无国士。”“何尝”带有一份自得，或许，这份自得的“何尝无国士”也包括曾氏自己。曾氏后来的事业确也如他所愿，做了一名“国士”。撑起大清王朝东南半壁江山，且也是自始至终做一个“忠臣”，一度喝斥他麾下将领的“另起炉灶”之念，自剪羽翼，作大清忠实的臣民。 题州县官厅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又题州县官厅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 再题州县官厅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以上三副联作于同治八年。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在任期间，他几次上折奏请河工、练兵之事。“略陈直隶应办事宜，请酌调人才以资差委，酌拔银两以济要需。直隶最大之政在于练兵，次则河工。”④“民间疾苦由于积狱太多，差徭太重。衙僚玩上虐民，当以严法惩之。永定滹沱二河常为民患，亦宜大加疏浚。”⑤面对直隶的状况，他告诉同僚们“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三辅人民“当火热水深之后”。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所以他说，“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长吏”，吏秩之尊者，亦泛指上级官长。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认为要倡廉正之风，行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因此，他希望官吏“学龚黄召杜”“视民事如家事”。官吏们要相互批评、取长补短。“同讲补过尽忠之道”、“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要常常自律，审视自己，作一个好官，“赖良吏默挽天心”、“凛心箴即是官箴”。 自题求阙斋藏书楼 万卷藏书宜子弟； 又题求阙斋藏书楼 著书许氏九千字； 古人一向讲究读书要多，阅历要广，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从此后步入他的位及人臣的仕宦生涯，离不开书为之铺路，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也。他一生的61年中，除其中19年主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围剿捻军以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读经治学。他为学甚勤，不仅在京宦期间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的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虽然是因为带兵镇压太平天国使他位极人臣，登上了事业的颠峰。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读书是他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曾国藩多次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要多读书，并明确规定他们在五十岁以前要把该读之书都读完才行。他在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给纪泽、纪鸿信中说“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⑥在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给纪泽信中写道：“目下尔在家饱看群书，兼持门户。处乱世而得宽闲之岁月，千难万难，尔切莫错过此等好光阴也”。⑦他的治家八字决中“书”放在首位。同时，曾氏酷爱藏书，咸丰六年他言藏书已百倍于道光中年。按此间经过二十年计，按当年藏书千册计，百倍于此则为10万册，很了不起的数字，难怪曾氏要在家乡专门建一座藏书楼，并自题此联。他希望家藏万卷，希望自己乃至子孙们著书立言。 家勤则兴人勤则健； 曾氏家书在清末民初时期是士大夫必读之书，家书之中体现了他深刻的治家之道。曾氏秉承祖父的家风，在他看来，“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断无不兴之理。”⑧他认为：“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曾国藩衣服穿得十分俭朴，他规定家中的妇女要纺纱绩麻。他的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曾氏在这里用对联的方式对治家又进行了一次总结，这思想也是平凡人过平凡日子应永远铭记的。 题洞口县曾絗公祠 资水如带，凤岭如屏，四面尽怀淑气； 赠沅弟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 赠窦兰泉 就今之事，求古之道，早作夜思，邦家必达；
2-2 抒写兄弟朋友之情 “缘情”说是陆机针对文学作品已经蜕变成复述儒家统治意志的工具而提出来的。它反映了诗歌只有摆脱儒学理论和经学附庸的桎梏，才能使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师们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框架之中。曾国藩许多联的确也摆脱了儒学理论和经学附庸的桎梏，写下了大量的性情所至之所感，倾吐了对友人、家人真挚的情感，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他联语的内容。 在历史教科书里，曾国藩更多的是作为某种历史或文化的符号而存在，其性格亦单一而无趣。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他，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一个讲求孝道的儿子，一个友爱却又严格的大哥，一个优秀的老师，一个合格的诤友，一个有着常人一样情感和欲望的奇男子。这些情感，在他的诗文中存在的很少，草蛇灰线，书信之外，很大部分存在于他的联语里。 箴沅弟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赠澄弟 俭以养廉，誉洽乡党；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是一个性格倔强、暴烈、心高气傲的人，他不像曾氏讲究怀柔，讲究沉稳。咸丰八年曾国藩丁忧在籍，曾国荃远在江西战场围攻吉安。曾氏身在家中，但心中无时不记挂他的湘军，记挂他的嫡系部队。他写信给曾国荃“弟营之勇锐气有馀，沈毅不足，气浮而不能敛，兵家之所忌也。”①所以，他要告诫其弟“做事不慌不忙”、“求稳当、变化”、“要老到、精明”。 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没有像其它几个弟弟一样跟随他带领湘军，他只在湘乡管理家族事务。因为曾氏几兄弟的成就，曾氏家族在湘乡无疑是望族，这个主管家族事务的曾老四无疑也成了当地的红人，乡间的一些事务纠纷都得请这位曾四爷出面调停，人们请他办事还得给这位曾四爷一些好处费。曾国潢本人也喜欢出风头、爱摆排场，他去一趟长沙或是衡州府都要带一行十来个人。知晓弟弟品性，曾氏不得不经常嘱咐他不要管闲事，要节俭，在乡里不要招摇，也就是“俭以养廉，誉洽乡党”。 说实在的，曾氏对九弟国荃的至嘱有出于自己是湘军统帅对湘军安危的担心，对四弟四潢的叮嘱有他想在乡里人心中获一身清廉的个人私念，但我们不能否认，无论是对沅弟的期盼还是对澄弟的絮叨，都体现了曾氏兄弟情深的一面。如果没有对兄弟们的爱，没有对家族人员的一份关心，曾氏不可能在如此细微处表现出来。 集诗联赠刘蓉 此外知心更谁是； 赠郭嵩焘 好人半自苦中来，莫图便益； 赠胡润之宫保 舍己从人，大贤之量； 刘蓉、郭嵩焘、胡林翼都是曾氏的至交。曾氏于道光16年(1836)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应试的郭嵩焘。对此，郭写道“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视识之日增扬诩矣。……此皆二十余年事也，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世议论毁誉，一无所动于其心。”②可见他们几人交往之深，相互影响之大。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首次出山，即与郭力劝有关。当时曾国藩在湘乡家中丁忧，接到清廷要他帮办湖南团练谕旨，曾国藩拟奏疏婉拒。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之托，星夜赶往曾家，力劝出山。 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他们相交甚密，他与曾氏同为“中兴四大名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给曾氏以源源不断的军饷，在曾氏的湘军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切曾氏都铭记在心。胡林翼父亲胡达源病逝于京，曾国藩曾以同乡身份前去吊唁，并亲自送灵枢出城。胡林翼母亲去世，曾国藩写挽联，“夫作大儒宗，裙布荆钗，曾分黄卷青灯苦；子为名节度，经文纬武，都自和丸画荻来。”胡林翼病陨后，曾国藩上疏奏陈胡林翼生前功绩，对其推贤让能及爱护人才大加赞颂。 正因为与他们有深切的交谊，所以，曾氏写给他们的联语饱含真挚之情。他会说与刘蓉是知心朋友，“此外知心更谁是”。人的一生，相交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合相亲”，既有君子崇尚竹德的意思，也有曾国藩对有竹君之德的刘蓉的亲爱之情。在这里，曾氏源于对刘蓉的感情，发出类似这样的一声感叹。曾氏说郭嵩焘是好人，对郭氏的人生坎坷、郭氏从逆境中崛起表示了深深的肯定、理解与同情，寄予一句“好人多从苦中来”。同时，他又蔼如师长地对郭说“错事多因忙里错”，告诉他应从容面对一切。对比他小一岁的胡林翼，曾氏则高度评价胡的公而忘己、宽容、豁达，他的威望。所有这一切，如果只是泛泛之交，没有曾氏对朋友的一份真情实意，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情深意浓的联语来的。 曾氏联语的缘情在他的挽联中体现得更为真切。挽联如果没有真实情感蕴籍其中，便不过是一些假惺惺的应酬文字，但若融入作者的感情，便多能成为传世之作。曾一生好为人作挽联，而他的最好的联语，只怕绝大部分也得在这中间去找，读他的这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往往会感到一种巨大的情的力量。 他挽李续宜联：“我悲难弟，公哭难兄，旧事说三河，真成万古伤心地；身病在家，心忧在国，弥留当十月，正是两淮平寇时。”李续宜兄为李续宾，三河镇之役与曾国藩六弟曾国华同殁于阵，故有“难兄难弟”之语。而三河惨败也是曾出兵之初一次最惨痛的失败，以当事人说当日伤心事，其伤心方愈显真与痛。李续宜亦是湘军的一员虎将，其去世之时，正是金陵攻陷之日。湘军论功行赏，一时官帽横飞，下联为之叹息，亦并不是假惺惺的几滴鳄鱼泪。 挽梅钟澍联：“万缘今已矣！新诗数卷，浊酒一壶，畴昔绝妙景光，祇赢得青枫落月。孤愤竟何如？百世贻谋，千秋盛业，平生未完心事，都付与流水东风。”梅与曾生而同乡，科第同年，在京时为至交好友，梅中年即逝，不过四十来岁。曾的联语，既有对畴昔之怀念，亦有对人生之感悟，通篇读毕，也不知其伤人还是自伤了，但这种贯注于其中的对于挚友的追念和对于人生之哀叹，却自有其一种深情，能款款动人。 陈岱云与曾为同乡好友，为文字交，而曾氏的联语中，与陈有关的两副联语，可谓文情并具，足以慰陈氏于九泉，又不负此一段文字缘矣。挽陈联：“归路三千指故乡，记否黄鹤晴川，曾上高楼持使节；去年重九作生日，岂意只鸡斗酒，又来萧寺吊诗魂。”湘阴郭筠仙评此联曰：“曾公气魄之雄，吐属之雅，人无能及者。”陈岱云夫人割臂医亲致死，曾挽：“割臂岂初心，是孝子忠臣无可奈何之事；归真无片语，有堂上膝下万不忍言之衷。”此副联语，非只是怜好友痛失良妻，亦暴露出作者的情感世界，除“忠臣孝子”之外，其“万不忍言”之处还很多很多。
2-3 阐发儒道佛之理 对联被称为“诗中诗，艺中艺”，是一精致灵巧的艺术品。然而，这一小巧的艺术形式也能传达让人警醒之言，闪烁着智慧之光。 曾国藩作为中国集传统文化于一身的最后一个典型代表，他的思想中佛、道、释思想杂糅一起。年少时，从他的蹭蹬于科举的祖父和父亲那里所受到的，是极具世俗实用色彩的理学教育。在京城，他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儒、湖南善化老乡唐鉴学习理学。理学于济世无用，但对于个人的修心却有非同小可的效用。后来，经历带兵的历炼，他转学黄老之术，自始至终，佛家思想相伴其中。 然而，纵观曾氏一生，受到时势的左右，其济世之学自然以申韩的刑名之术为主，但他对自己的要求，基本上还是以理学为标准，这对于他的人格上所生发出来的对于当时士人的号召力还是极大的。在主导思想不同的时期，他的思想在联语中也反映出来，从而使联语带上了鲜明的说理色彩。雷瑨《楹联新话》：“湘乡曾文正，为有清一代伟人，经济文章，并世诸贤无与抗手，而省心克己工夫，亦已造圣贤地步，读其《求阙斋日记》有所撰各联，皆有绝大学问在。”①这类联语是对于自己修心养性的要求，或赠给一些私交甚厚的学人、朋友，有着相互勖勉的意思在内。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此联将大与小，群与独两对矛盾对立的词语组合在一起，概括了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大道理，言简而意深。 曾国藩从湖南偏僻的乡村走入京城，后来带兵成就他的事业，毫无亲戚裙带关系的提携，完全是他一个人走出来的。他的成功与他的处世态度、哲学有关息息相关。他眼光看得远，做事却非常地谨小慎微，事事落在实处。如他对家中人的要求是从读书、种菜、喂猪、养鱼、少睡、多做、多走动等细小事情上体现，将养吉祥家气的目标落实到桩桩件件小事上。他认为一个人必须要严格地自律，很讲究心性的修炼。俗语说，祸从口出，在居心叵测的官场一个人要想历尽磨炼而不垮，就不能沾惹是非，“守口”，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短短十六字，却包含了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官场哲理在内，吴恭亨《对联话》称“可当座右铭”来读。② 自箴联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又 养活一团春意思； 又 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 曾国藩个性倔强，他以男儿“懦弱无刚”为大耻，他认为男儿应顶天立地，“好汉打落牙和血吞”，也就是“大丈夫当死中图生”的精神。“首联出句，乃文正自道也。”③他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因为他的这一性格。但是，在他成功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当京官时做过一段时间的清闲的词臣，甚至有归田养亲之念。组建湘军也是困难重重，湘军军饷的来源，与江西官场的不睦，直至攻下天京后的自裁羽翼。每一个不同的时期，曾氏都用联表达自己的心志。咸丰九年十月，曾国藩把“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送给自黄州来的李申甫，显然带有自勉。咸丰八年，因为三河之役，他的胞弟曾国华战死，且“丧其元”④，咸丰九年又因为调防四川的事与朝廷周旋，说实在的，曾氏为了家事国事也的确是心力憔悴，但是他又不得不撑起那个局面，所以他说“撑起两根穷骨头”。时至咸丰九年十月，石达开也退到楚粤交界处，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曾国藩的胜利近在眉睫，所以他欣喜地写到“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 自箴联 莫苦悔已往愆尤，但求此日行为无愧神鬼； 此联为同治八年九月曾氏因写唐镜海先生墓志久不下笔而写。早年他师从唐先生学理学，并受其影响潜心精研《朱子全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又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听之，昭然若发蒙也。”⑤另外，可以说曾氏的仕宦生涯的起步也离不开这位同乡的提携，已往酸甜苦辣、得失成败历历在目。而此时，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根本无“中兴”之望。曾国藩又屡遭朝廷严责，御史弹劾，心情郁闷，视力衰减。自问已无挽大厦将倾之力，借此联表达他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求平安度人生的心境。 如果说，以上两联体现的是曾氏的儒家思想，表达的是儒家之理，那么试看下面几联，我们会发现曾氏之联的理无所不入。如前所述，曾氏的思想是儒道释集于一身，在他述说体现其鲜明的儒家思想之理外，道、释思想也渗于其中。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曾氏一生，投笔从戎，从平静的书斋走进纷乱的战场，及至湘军势力震慑朝廷，由此，清廷对于他的猜忌与疑虑无一日让其弃怀。那种“如临如履，战战兢兢”的感觉与曾氏相伴终生，这不能不说是许多位极人臣的权力颠峰人物的悲哀，而这样微妙的感觉与这感觉背后的那一微妙之理，借联语这样的形式表达出来是如此的精妙。抛开“地狱”这一消极概念，曾氏在对自己勉励的同时，告诉别人，只要做人坦坦荡荡，在逆境中也能乐观、豁达地走过，这实在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林庆铨《楹联述录》解释了曾氏写此联的心境：“曾云：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净，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⑥林氏给曾氏对联的这一份理给予了恰当的诠释。 敬胜怠，义胜欲； 此联是曾国藩在与左宗棠闹过不愉快以后，送给左宗棠以示尽弃前嫌。敬，戒慎，不怠慢。胜，克制。怠，怠情。欲，私欲。雄，雄健。雌，柔弱。此联意思是，做人做事要严于律已，克勤克俭。虽知雄健，但安于柔弱，情愿处于低位。在此之前，左宗棠曾经因为曾国藩匆匆撇下湘军事务回家守制而破口大骂曾氏。曾国藩对此事有过深刻的反思，日记中曾写道“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则思贤而共图之。”⑦这一联实实在在地传达了道家的怀柔，柔弱胜刚强的处世之理。真可谓“格言为对联时，可作箴铭读，任悬一二于座右，即亦可收放心。”⑧ 曾国藩曾夜阅《荀子》，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为：“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尽管说这里把他作为一个乱世之臣子的那种忧患意识暴露无遗，然“颠扑不破处，殊可喜”⑨。另外如“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饰庄敬。”无不闪烁着思想的火花。正如吴恭亨《对联话》所说“以联语谈理，作一般之鼓吹针贬，其益人较登台演讲感化尤速尤切”。⑩ 其它如题衡阳莲湖书院：“湖水连天静，眼前可悟到斯道源头”，题金陵痘神庙：“善果证前因”、拈花参妙谛”等等，我们且不评价其思想的落后与先进，曾氏用联表达他心中所肯定的理却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代对联评论家吴恭亨对此也有同感：“与文襄同规模而谈理较若深者，吾又于曾文正公诸联见之。”⑾
2-4 描绘山川园林之景 对联虽然短小精悍，但其写景也有独到之外，寥寥数字，就能把风景勾勒出来，精致之处，毫不逊色于诗等。曾国藩一生足迹半江南，每登山临水，除却所思所感的对联外，也留下了大量的写景联语。 赠熙恬 荷气竹风宜永日； 本联是祝愿熙恬夏日家居愉快，其精心选取的四个夏日意象并置熙恬花园中，构成了别具情趣的画面，又充满了富贵而雅致的气韵，刻画了环境，烘托了主人的情趣。上联描绘的是最能消除炎夏“永日”酷暑的清幽环境：荷花盛开，清风徐来，修竹萧萧，多么宜人啊！下联摄取荷花池中“花光”、“楼影”、“晴天”相映成趣的奇景，权作排遣暑气时悦目赏心的快事。其次上联因有一缕清风，所以有荷花舞、修竹蹈，是侧重于动态的展示；下联都是映人池中的倒影，光辉影耀，则是静态的展示。 题四川桂湖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此联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主考官，归途经过四川新都县，县令张宜亭邀他游桂湖时所题。文正自跋谓：“癸卯九月，使旋过新都，张宜亭大令邀游桂湖。湖为明杨升庵故址，约广三百亩，皆荷花，缘堤多桂树。张君修葺，楼阁不俗，酒罢因题此。”① 此联写了桂湖之广，有“五千里”，荷花之多，有“一万顷”。放眼望去，浩渺的桂湖，“接天连叶无穷碧”的荷花，周围是绵延的群山，群山之中是葱葱郁郁的树木。荷花之下，是一汪秋水，水会因秋天而清，也因荷花相衬而更见玲珑剔透。在这秦树蜀山之中，徜徉于荷花秋水之间，该是怎样一幅诱人的画面！ 题石钟山观音阁 长笛不吹江月落； 曾氏日记曾记“北风吹雨，登石钟山观音阁，萧然已有秋意。”②这副联展现的画面是云与月的相映相托。长笛在江面或清雅或幽咽地吹起，因为有云，所以月会朦胧，月因朦胧而暗淡。暗淡的月儿笼罩着江面，一串笛声传来，使人禁不住想起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在惨淡的月下拨弄她的琵琶，“四弦一声如裂帛”“唯见江心秋月白”。笛声、月色、云影交织在一起，把观音阁前此时此地的景色形象真切地展示出来。梁恭辰《楹联四话》称“极似唐人写景绝句。”③ 题石钟山昭忠祠内船厅 拍岸涌惊涛，辽海月明闻鹤语； 此联的景与以上几副或清雅或恬适的景都不同，它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雄浑的画面。石钟山下，惊涛拍岸，如苏轼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辽阔的海面，一轮明月高高挂起，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鹤声，鹤鸣声穿透海面，与拍岸的涛声融为一体，雄浑而高亢。此时，回旋的浪潮声又似潜卧的矫龙在低吟。惊涛拍岸回澜，海面鹤语龙吟，画面一勾勒出来，让读者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张小华 录校：张小华 整理制作：恶人谷珠楼 转贴请与作者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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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华，女，江西瑞昌人。文学博士，就职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硕博士学位论文均在楹联领域，硕士学位论文《论曾国藩对联》，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楹联史》。独自整理出版《全民国联话》（第一辑），该书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成果之一。现协助龚联寿先生编著《楹联纪事》。主持江西省“十二五”社科规划课题“清代楹联作者地域分布研究”，发表省级以上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