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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郭绍虞先生在论及诗话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以诗之多，于是有诗话。”[1]意即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高度繁荣发展的产物。吴梅在《词话丛编序》中也说：“倚声之学，至宋大盛，山含海负，制作如林，于是词论之书，一时并作”[2]。联话的产生亦然。梁章钜能够写出被誉为“千古一话”的《丛话》，首先应归功于特定时代楹联创作的繁荣。楹联这种文学样式滥觞于唐代，五代宋元明时期得到相当的发展而渐入佳境。根据《丛话》等书的记载，五代著名的联家是后蜀国君孟昶(919-965)。《丛话》引《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3](P7)《宋史·蜀世家》所载同此。孟昶所题仅寥寥10字，但它却是见于史载的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宋代的联家有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石曼卿、朱熹、真德秀、楼钥、蔡司理、洪俞、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其中北宋最重要的联家是苏轼，南宋最重要的联家是朱熹。据北宋《王直方诗话》载：“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晋卿言都教喂饲了官员辈马着。巨源云：‘都尉指挥都喂马，好一对。’适长主送茶来，东坡即云：‘大家齐吃大家茶。’蓋长公主呼大家也。”[4](P2)可见苏轼是一位才思敏捷、善于应对的联家。《丛话》卷一引南宋张邦基撰《墨庄漫录》云：“东坡在黄州，一日逼岁除，访王文甫，见其家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从这副戏赠联，可看出苏轼被贬黄州、身处逆境时的开阔心胸及苏联的恢宏气势。关于朱熹的楹联创作，《丛话》言之甚详，所录联语也多。卷一云：“《朱子全集》卷后所附载联语尚多，谨摘录如左，以见南宋时楹帖盛行，虽大贤亦复措意于此矣。赠人联云：‘水云长日神仙府；禾黍丰年富贵家。’又广信南严寺朱子读书处联云：‘一窍有泉通地脉；四时无雨滴天浆’……又知漳州日，建书舍于天宝镇山开元寺后顶，联云：‘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又赠漳州一士子云：‘东墙倒，西墙倒，窥见室家之好；前巷深，后巷深，不闻车马之音。’又一联云：‘鸟识元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至世有刻为木榜，悬诸堂楹，人所习见者如：‘读圣贤书，行仁义事’；‘存忠孝心，立修齐志’；‘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5](P8)元代最重要的联家当属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丛话》卷一引明代戴冠撰《濯缨亭笔记》云：“元世祖初闻赵子昂之名，即召见之……遂命书殿上春联。子昂题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又命书应门春联，题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按‘日月’十字，今率用为新岁桃符，几遍闾巷，而不知始自松雪翁，且非臣工所宜用也。”可见赵孟頫所作楹联流传之广。明代的楹联作家逐渐增多，主要有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及张延登等人。明太祖朱元璋有“对联天子”之称，他对楹联发展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春联的普及。据《丛话》引清代陈尚古撰的《簪云楼杂说》载：“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阉豕苗者，尚未请人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6](P10)朱元璋以一代帝王之尊，大力倡导楹联，亲自创作楹联，并把楹联作为赏赐、表彰大臣的重要手段，这对楹联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综观五代宋元明时期的楹联创作，虽有相当的发展，但传本不多，正如梁章钜所说：“推而用之楹柱，盖至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7](P5)流传下来的楹联作品，大多出自笔记之类的杂著，无法为联话的写作提供足够数量的文本。 到了清代，楹联创作在前代不断积淀的基础上，进入了鼎盛时期。从作家的角度看，清代从帝王到“名公巨卿”都十分热衷于写联，普通百姓更是以楹联寄托他们的向往与追求，进而逐渐形成一种风俗习惯。从清初至道光年间，“名公巨卿”中的代表联家有李渔、朱彝尊、郑板桥、蒲松龄、袁枚、纪昀、翁方纲、伊秉绶、梁同书、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及梁章钜等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楹联已成为清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主流文体，正如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教授所说：“中国文化在文学的境界上，有一个演变发展的程序，大体的情形是所谓汉文、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到了清朝，我认为是对联。”[8](P16)梁章钜在《丛话》中对清代楹联之盛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丛话·自序》云：“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陈。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面对清代“名公巨卿，鸿儒硕士”创作的“美富”的楹联作品，梁章钜感到有必要“辑成一书”，以免时过境迁，有“碎璧零玑之憾。”于是，联话之体随着楹联创作的彬彬之盛而降生。 二 从传统文论的角度看，《丛话》的诞生还受到前代文论的影响。首先是前代楹联理论的影响。前代的楹联理论，保存下来并为《丛话》吸纳者，主要有苏轼、袁枚、纪昀等人的楹联理论。据宋代僧惠洪撰《冷斋夜话》载：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天成之象。虽文字之语尽然，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蕡下第，我辈登科。’则其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征常媚妩’，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是奸邪。’事非一时，则有需时而后得对矣。”[9](P450)苏轼提出的“世间之物，未有无对”的观点，揭示了对联这种文学样式产生的哲学根源。苏轼之前，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探索对偶产生的原因时说：“造物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0](P317)在刘勰看来，客观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对偶就是客观事物二元对应关系和矛盾关系的反映。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论对属》中也说：“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苏轼的看法与刘勰、遍照金刚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袁枚(1716-1798)不仅是清代楹联史上一位占有重要地位且有专门的《随园楹句》行世的楹联作家，也是清代楹联史上一位楹联理论家，其楹联理论见所著《随园诗话》。袁枚的楹联理论观点主要有二：一是认为“凡神庙匾对，难其用成语而有味。”[11](P9)神庙联的创作，在语言上要“用成语”，在审美上要有味。“用成语”意即字句有来历出处，最好“见于古籍”。梁章钜十分赞同袁枚的观点，他在《楹联剩话》中加以引用，不过文字上略有变化：“袁简斋先生尝言，神庙联以用成语为宜，然亲切浑成而有味者，不可多得。”[12](P492)二是要求楹联创作在内容上做到“切”，即切合所描写的对象。《随园诗话》云：“壁上见许登瀛观察赠一联云：‘天禄校书名进士；岳阳持节老将军。’殊切。”[13](P570)“殊切”指此赠人联非常切合“提督杨恺”其人。“切”作为联话中的核心概念，后来在《丛话》中得到了普遍运用。除袁枚外，还有“清代楹联发展史上一位大师级人物”纪昀(号晓岚，1724-1805)。关于楹联的起源，纪昀是较早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认为：“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14](P7)梁章钜作为纪昀的学生，自然对“纪文达师”颇具权威性的观点加以接受。他在《丛话·自序》中说：“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这个观点因纪昀和梁章钜的主张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直到近年来才受到质疑。纪昀还提出了“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的著名论断，揭示出汉语言文字独特的内在特征及楹联产生的语言本源。据梁章钜撰《巧对补录》载：“吾师纪文达公尝言，世间书籍中语，无不可成偶者。客举‘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公应曰‘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举‘孟子致为臣而归’，公应曰‘伯夷非其君不仕。’皆信口拈出，不假思索，自是别才。”[15](P501)纪昀这一思想，上承宋代苏轼提出的“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的观点，下为梁章钜所继承，并加以具体实践。 其次，还受到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的启迪和影响。关于这一点，梁章钜在《丛话·自序》中有非常清楚的表白。他说：“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联话是与诗话、词话及文话处于同一平台的一种传统文论体式，是我国传统文论整体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诗话、词话及文话已经“部列区分，无体不备”，只有以楹联为话语对象的联话没有产生，深感于此，梁章钜“不揣固陋，创为斯编。”在传统文论的诸体之中，诗话之体对《丛话》生成的影响最大。具体说来，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写作模式。诗话作为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论诗体裁，其写作模式可以分别从内容、形式及风格上来言说。从内容上看，诗话所牵涉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种漫话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谈论诗歌作法、探讨诗歌源流的著作。就一般诗话著作来说，其内容主要由两个板块构成：一是诗之“话”，即关于诗歌的故事；二是诗之“论”，即对诗人诗作进行评论。诗话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16](P29)从形式上看，诗话是由一条一条内容不甚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短小精悍，随言长短，富于弹性。从风格上看，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闳议，而是亲切随意的漫谈随笔，轻松平易，不拘一格，信笔所至，优游自在。梁章钜在写作《丛话》之前，已有《长乐诗话》、《南浦诗话》、《东南峤外诗话》等诗话著作问世，诗话这种写作模式很自然为《丛话》所继承。因此，我们可以给联话下这样一个定义：联话是以楹联这种文学样式为话语对象的一种传统文论体式，是联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联本事与联论的统一。二是材料来源。《丛话》的材料来源是多途径的，既有现实的途径也有历史的途径，既有口头的途径又有书面的途径，既有视觉的途径又有听觉的途径，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来源于历代诗话。综观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以后的历代诗话，不难发现，诗话不仅是关于诗之话，而且是关于联之话，不过以诗之话为主体和重心而已。欧阳修《六一诗话》云：“时有安鸿渐者，文词俊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17](P265)类似的属对故事也见于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石延年，字曼卿，994-1041)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勍敌。”[18](P277)从此以后，诗话谈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数量上也越来越多，至清代袁枚著《随园诗话》，中有联话20则，共收楹联近40副。粗略统计，《丛话》从《随园诗话》中共辑录联话14则，楹联24副，数量为历代诗话之最。三是概念的借用。在《丛话》所建构的概念系统中，梁章钜自家实证实悟的概念很少，大部分的术语和概念都来自诗话这座储量丰富的概念库，如味、意境、气象、蕴藉、去俗、熟读、壮丽、典丽、工、切等等，都可以在历代诗话中多次反复地找到它们的身影。联话与诗话在概念系统上的共享，不仅说明了两者之间的依存关系，而且说明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兄弟般的亲缘关系。 三 《丛话》的成书，离不开亲朋师友的大力帮助。具体说来，一是“少承庭训”。据《丛话》卷之八载：梁父喜为人书楹帖，并且必用格言。“一日与先伯父奉直公为人分书楹帖，先伯父书一联云：‘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只看花。’公(梁父)亦书一联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呼章钜语之曰：‘汝知此两联意义之深厚乎？汝伯父所书，乃涉世良方；我所书，乃自修要旨也’，终身用之不尽矣。”[19](P93)梁父又集《四书》联一副示章钜，联云：“敏则有功公则说；淡而不厌简而文。”[20](P93)梁章钜“少承庭训”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二是名师的教诲。梁章钜一生及门受业的恩师有陆锡熊、孟超然、郑苏年、林茂春、纪昀、翁方纲、阮元等人，他们都对梁章钜的人生命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多元的影响。如梁章钜登乡荐之后，便有志于著述，郑苏年对他说：古人著述，多在迟暮之年，或是出自穷愁之余，而以他刻下之情况，似尚不宜于急急于此。故梁章钜的著作多作于晚年。从楹联的角度看，梁章钜的老师们大都是清代前期的楹联名家，纪昀、翁方纲、阮元还是当时的楹联大家；特别是纪昀，不但是当时楹联创作的“大手笔”，而且是一位有建树的楹联理论家。可以说，梁章钜的丰厚学识和理论修养，尤其是对楹联的浓厚兴趣，与各位恩师的熏陶和教诲是密不可分的。三是楹联材料的供给。据梁氏《楹联续话序》称，《丛话》稿成后，“时远近知好以佳联录示者犹纷至沓来”，于是编成《楹联续话》四卷。又据《楹联续话》卷三载：“郑仁圃素工楹帖，里居福州时，凡亲朋挽联多其手制。知余欲续编《联话》，因录其旧作相寄。”《楹联剩话》也载：《楹联续话》撰成后，“尚有同人续录见寄者”，而“粤西余小霞州判应松所录寄联话最多”，因附入《归田琐记》之中，庶几不辜负录寄者的盛心。由此可知，“远近知好”为梁章钜撰写“楹联丛话系列”提供了大量的楹联材料。四是充任校字之役。《楹联续话序》载：《楹联续话》付梓时，“又得余小霞专任校字之役，故成书不觉其难”。文字上的校对是一项繁复细致的工作，既耗时间又损体力，有了楹联专家余小霞这位朋友的大力支持，“老病日增”的梁章钜才有“成书不觉其难”的感慨。 《丛话》的成书，还有梁章钜个人的主观原因。一是交历天下。梁章钜一生为官，足迹遍及江南各省，与当时各界名流、骚人墨客交游甚笃。这种视野开阔的人生经历一方面非常有利于他于楹联“博访遐搜”、“诹遍八方”，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与“诸君子”一起经常切磋、探讨、赏析，吸取他人之长，不断提升自己的楹联鉴赏水平。二是忧患意识。如前所述，我国古代楹联文学的发展，自元明以后，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零落湮沉，无荟萃成书者；而文论史上“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导致联话类著作的缺失。面对这两种不良状况，梁章钜深感忧虑，故“不揣固陋，创为斯编”。正因为如此，梁氏能够为联话之体的呱呱坠地接生，成为一位“能干的助产婆”。 参考文献：
作者：任先大 原载：《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录校制作：恶人谷珠楼 版本：初校版 转贴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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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最早命名为“诗话”的著作，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较早以“词话”命名的著作，是杨湜的《古今词话》，也出现在北宋。与诗话、词话之体的降生相比较，联学大师梁章钜(1755-1849)撰写的《楹联丛话》(下简称《丛话》)却出现得很晚：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于清代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编撰，道光二十年(1840)撰成于桂林节署并刊刻。为什么直至清代道光年间才由梁章钜撰写出文论史上第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著作呢？究其原因，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亦有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下面，笔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具体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