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诺奖，谈谈瑞典文学（附照片）——关于《这不可能的艺术》的对话1884年的斯特林堡
芳菲 王晔
假如非要说一个瑞典文学的特点，或许是，它比较内敛，在平静的水面下会积蓄奔流，在暗夜中会闪着希望的明亮，在喜悦中会含着感慨的愁绪。要形容瑞典文学，让我想起一位瑞典画家朋友，曾经，这位著名的风景画家对我自问自答：你知道瑞典最美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是淡紫色。 又是一年的“诺奖季”，而今年的这个时候，因为一部书的出版，比诺奖得主更让我关注的却是瑞典文学。王晔的《这不可能的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以“我在看”“我在听”的切近、细腻和敏感，向中国读者评介了十四位瑞典现代经典作家，从斯特林堡、拉格洛夫、瑟德尔贝里、雍松、马丁松……到特朗斯特罗默，让现代瑞典文学的轮廓、骨肉和气息历历浮现。这部书得到了“我们知道的那些瑞典人”的好评和推荐，谢尔·埃斯普马克和万之为她作序，前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任主席、瑞典学院院士、文学评论家和作家，万之（陈迈平）是翻译家和作家，更是2015年瑞典学院翻译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瑞典语翻译者、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称这本书为“十九世纪以来瑞典文学的集中概括和生动解说”。 有读者读到这部书后在豆瓣上感叹 “和诺奖相比，瑞典文学在我国的影响实在太小了”。而事实上，想一想，如果没有一个深厚的文学和人文传统，可以想象一个世界级文学奖项的孕育吗？此事怎可能只靠诺贝尔先生的钱和一群评委来成就。王晔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可以说正当其时。 芳菲：你1989年从复旦新闻系毕业，后经历过日本留学，又辗转到了瑞典定居。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和瑞典的渊源吗？你眼里的瑞典是怎样一个国度？ 王晔：我不迷信，但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或许，命运的推手还是心里的指南针，只不过，在我的个案中是指北针、指美针。回头看，归根结底，让我从日本移居瑞典的原因是文化的引力。当年在十分犹豫时，帮我下决心的是两本书：一是瑞典作家莫贝里的《移民四部曲》。我感动于书中对故乡以及故乡苹果花的描写，感动于男女主人公苹果花一样淡美的爱情——克莉斯蒂娜从没说过一句他有什么不好，由此，奥斯卡确信，和她在一起，他全部的一生都会幸福；二是日本画家和散文家东山魁夷的《北欧纪行》，他一度沉迷于在瑞典写生，记录寒冬里光秃的树干，冬夜月色下的小鹿，他惊诧也欣喜于在一个自认本该完完全全是异乡的地方，却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我在现实里见过那些画中的树干和月色下的小鹿，特别是在看到那些毫无修饰却姿态动人的树干时，我找到了倾诉一些一直无处倾诉的情绪的可能——这些枝干一直在等着我，远在我找到它们之前。是瑞典的自然，让我看到一个以前不曾真正注意到的世界，倾听自然，倾听自己，观察自然，反观自己和人群。 瑞典是什么样的呢？空气清冽，特别在冬天，沁人心脾。冬天较长，但从五月开始到十一月，有太多花木葱茏、风和日丽的日子。社会有较高秩序，称得上有条不紊。性急的人住在瑞典怕不合适。办事不用托人。欢歌笑语隐约相闻，可选择老死不相往来。朋友交往重性情相投，忌利益和目的。税收太高，赚一点钱就被扣掉大半，发不了大财，除非学宜家老板做生意。百姓不喜抱怨，但常抱怨做手术之类要排队。没准，就为了避免生病的烦恼，全民喜爱锻炼。多数人满足于生活中的小乐惠，不计功利。不少护工是大美女在担当，她们喜欢这职业，不觉得委屈了自己的容貌。一个物理博士，出于兴趣，会坦然地在家钻研哲学，只偶尔去赚点家用。瑞典的自然孕育了它的文化和民众的性情：从容，含蓄。接受和享受能拥有的，尽可能忘掉不快，相信一切会好起来。 芳菲：你受过学术的训练，可目前并没有学者的身份，可能正是这个自由，造成这本书不一样的气质和风格，它比一般印象中的专业书动人得多。 王晔：我是学新闻出身，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又让我对文学社会学有一定了解。我在瑞典受到当地自然和文化的耳濡目染。我又是一个写作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综合背景的体现。这些文字，不存在被催稿的压力，是在瑞典这些年耳濡目染、水到渠成。既有对作品本身，作家本人的回忆录、自传，他人书写的作家传记、文论等的大量阅读，也有“耳朵的学问”，从其他学者和友人，从偶然看到的一段录音录像获得信息，等等。 我在评介瑞典现代经典作家作品时，注重了“看”和“感受”，一方面是我自己在看，在感受，更重要的是，也不动声色地提醒读者去看和感受，既看到和感受古人和他人，也关照自然和自己。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有世界级的品质和声望——尽管，国人对他们还不那么熟悉和重视。同时，这部书，也是人生和艺术的一个读本。在我看来，这些作家作品都是人生艺术品，都在完成一个“不可能的艺术”。 写这本书，我比较注意追根求源，挖掘第一手的、特别的素材。在照顾全局的基础上，重视具有我自己的视点。比如，斯特林堡在瑞典作家中算是为国内读者熟知的一个，但大家对他的了解多停留于其戏剧作品，和《红房间》及以其个人婚姻生活为蓝本的小说。我觉得有必要呈现斯特林堡不可多见却至关重要的另一面，所以我选择了《海姆素岛居民》。因为没听说过这部已被翻译成25种语言的作品，一些人会认定这不是斯特林堡的代表作。然而，即便是斯特林堡本人也在1894年将这本书算作自己最好的作品之一。它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具有不带尖刻的，因而在其他作品中显得少见的斯特林堡的幽默。又比如，在分析拉格克维斯特时，我捕捉了他根植于童年并贯穿一生的困惑和斯莫兰乡愁，看到他的诗歌和小说的映像关联。比如，对马丁松，我感受的是他即便逃往宇宙也无家可归的灵魂孤独。对福楼丁，体会到的是他作为一个水精灵，碰巧跑到了人的生命里，徒劳地试图适应这变化的痛苦。这些视点和因此而生发的结论，在我整理过的瑞典相关先行研究中也没有见到。 另外，假如读者有兴致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抽出来做个拼接，还能看到一幅瑞典作家对遥远中国的集体想象。埃凯洛夫、马丁松等都是中国诗词和道家哲学的学习和传播者，在很多北欧作家的笔下，都会时不时晃出一个遥远中国的影像。比如埃凯洛夫的短诗《宋》、《中国刺绣》，马丁松的长诗《李衎树下说》和剧本《魏国三刀》，还有女诗人卡琳·博耶笔下写到过中国童工，稍后的斯蒂格·达格曼也幻想过一张去中国的船票。在本书中，我对埃凯洛夫和马丁松的不少中国主题的诗歌都有自己的挖掘和分析。 书中引用的瑞典文文本，特别是作家作品的选译，都是我自己做的。虽然，引用到的极个别瑞典诗已有其他译本，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也因为每个译者对译本的鉴赏不同，我坚持做了自己的翻译解读。另外，我有幸把两部瑞典文学史上的杰作作为完整的成品首次带给中国读者，一部是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一部是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这确实满足了我的初衷：和国内的读者分享我看到的珍宝的光芒。 必须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图片搜集工作，得到了瑞典和芬兰文化界人士的热情支持。 芳菲：我看完书中介绍的第一位作家。斯特林堡和他的《海姆素岛居民》，就把我对瑞典朦胧的多海岛生活印象激活了，赋予了那里以灵魂。可以说这是自《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之后另一部让我对瑞典产生鲜明印象的作品。想立刻找中译本来读，没有，在后记中又知道你已翻译，即将出版，真让人高兴。类似的阅读体验频频出现。蛮认同作家鱼禾对这书的评价，她说在这部书中，“不单是人的作品被看见”，“神的作品、艺术的缘由与酝酿池——生命亦被看见”；不单是现代瑞典语文学高峰被看见，“来到这群峰之前的我们，被世间形形色色的高墙所彼此隔绝的灵魂，亦被看见。”再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眼中的瑞典文学吧。 王晔：瑞典文学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瑞典人爱说自己的国家是个小国，坦言瑞典语是小语种,却从不认为用瑞典语承载的文学是小文学，相反，以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文学——瑞典有那么多世界级的著作、世界级的文学大家。一个在今天，人口只有上海的一半的小国，怎会拥有这样富饶的文学，谢尔·埃斯普马克在给我这部书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论述： “一个因素是强大的天赋、丰富的文学传统，对社会和自然的深厚通晓。对能解放昏睡的创造力的国际推动力的开放。” 前面一句总结似乎已经足够，后面一句更饶有意味。他接着举了斯特林堡和马丁松的例子来说明： “斯特林堡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对现实精细的描绘，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跟从者，相反，他创作出剧本《朱丽小姐》，制造了这个潮流中的高潮。后来，他受欧洲象征主义启发，创作了重要剧作：《一个梦的戏剧》以及他的室内剧，对世界戏剧具有重大意义，甚至一直影响到战后的法国荒诞派戏剧。同样的，我可以跟随哈瑞·马丁松，发现他如何在国外现代主义的刺激下，为自己世界性的宽泛经验找到一种完全自我的语言，而他很快就超越了现代主义。” 而可举出的例子事实上远不止斯特林堡和马丁松。 瑞典诗人贡纳尔·埃凯洛夫和《荒原》的作者T.S.艾略特几乎同时活跃于诗坛，艺术造诣难分伯仲。然而早就有人说过：“诗人最好是用母语写作。假如瑞典作家古斯塔夫·福楼丁用的是英语、法语或德语，他的诗名该和济慈、雪莱平起平坐。可惜，诗歌在翻译里极易丢失真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说，一位小语种诗人的声名大约只能是个模糊的传说。”这段话是评述福楼丁的，对于埃凯洛夫也完全适用。何况埃凯洛夫的诗属于诗歌中不易翻译的一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埃凯洛夫作品的全球推广和国际声望。尽管如此，埃凯洛夫还是在全世界有很多拥戴者。虽然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欧洲大陆追随过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文学流派，但其实只是将各种主义为己所用，为文学所用。并且，按欧洲学界公认的说法，埃凯洛夫远远地走过了各种主义，和瑞典的自然和文学传统重聚，将一切融会贯通，在瑞典的自然和他内心的世界中重新锻造。像这样的瑞典文学家，绝不是欧洲大陆文学的一个迟到而简单的效仿者。 再比如，活跃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瑞典天才作家，英年早逝的斯蒂格·达格曼，至今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有众多的膜拜者。达格曼也被200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认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再往上推溯，活跃于十八世纪的伊曼纽·斯威登堡，也是一个对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发生影响的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文学并不能用“粗犷”二字笼统概括，瑞典人的基因中确有维京人粗犷的气质，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瑞典既有海盗传说，更有新教传统，有贝尔曼的吟唱、五月柱下的篝火、仲夏夜的明媚和露西亚节黑暗中的光明。瑞典的草花中，既有最柔嫩的、林中草地上洁白的五叶银莲花，也有最坚强的、岩石上紫色的帚石楠。既有清浅的湖水，也有深蓝的波罗的海。这样的自然孕育出的人的感受层次丰富、刚柔相济。假如非要说一个瑞典文学的特点，或许是，它比较内敛，在平静的水面下会积蓄奔流，在暗夜中会闪着希望的明亮，在喜悦中会含着感慨的愁绪。要形容瑞典文学，让我想起一位瑞典画家朋友，曾经，这位著名的风景画家对我自问自答：你知道瑞典最美的天空是什么颜色？是淡紫色。 附带说一下瑞典语，瑞典语也不是想象中的北欧海盗式的粗糙语言，相反音节柔美、词汇丰富、极富表现力，甚至被一些语言专家和文学家看作瑞典语诗人的福气。它既吸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语汇，其实也丰富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 迄今，有九位瑞典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或许他们兼备地利与人和，但还是不可否认，他们都是大家，其作品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叫人无法抹杀。比如，我在书里评到的几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拉格洛夫在1909年因为“以崇高的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力、精神的感知为特色的写作”获奖，拉格克维斯特在1951年，由于他“在作品中为人类面临的永恒疑难需求解答所表现出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获奖。马丁松在1974年因其写作“能捕捉住露珠而映射出宇宙”获奖。这些作家作品都有对人类共同的精神难题的探求，并在这探求中显示了高超的文学艺术。抛开主义，超越于语言、文化、习俗、政治、时代、地域，关照人生和生命，因而具备最直抵人心的力量。 芳菲：看了你这本书的人，除了对瑞典文学有了了解，一定有一个附带的收获，就是会醒悟，诺奖不光是一个奖项，一个评奖机构，它同时被深厚的人文土壤培育和滋养着。 王晔：记得莫言先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2012年，你在采访马悦然先生的那篇《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文中，曾引述马悦然夫人、作家陈文芬女士有关瑞典学院的介绍。大意是说，“瑞典学院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于1786年参照法兰西学院模式创立，旨在维护瑞典语的纯净。古斯塔夫三世害怕革命，向往如遥远东方的乾隆帝那样，用智慧和哲学治理国家。举措之一是设立三大学院：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瑞典学院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自1901年受托管理诺贝尔基金，评选颁发诺贝尔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奖。对于瑞典来说，文学奖重要的不是给出个奖来，而是让世界知道，瑞典有一个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这个知识人群体是重要的。 中国对瑞典文学的翻译，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有茅盾、伍蠡甫等文学大家译介瑞典文学。茅盾等人介绍瑞典文学时，完全从文学的品质而不是国度的大小出发，丝毫没有将之视作小文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翻译家和学者石琴娥、斯文、李之义等伐木开道，然而，瑞典文学的译介确实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地位，前辈学者的耕耘中有一份执著，也有一份清寂。好在，后来有诗人北岛，翻译家董继平、李笠等翻译瑞典诗歌，翻译家万之翻译瑞典诗歌和小说等。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教授除将中文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也能自如、优雅地将瑞典文翻译成作为外语的中文。近年来，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信息时代让瑞典不再过于偏远，一批挚爱文学的学人的存在，也促成了国内多种和瑞典文学相关的书籍的出版。以致马悦然教授曾在2013年欣喜地说：“瑞典文学在中国的春天来到了。”这里有一份深切的期盼。不过，对瑞典文学的总体认识，对于多数国人来说，还是偏颇，以为就是“长袜子皮皮”，骑鹅的“尼尔斯”，或者“龙纹身的女孩”。很长时间以来，国内没有一本系统、细致地评述瑞典现代文学的书籍。 芳菲：你的这部书的出版，想必会对改变这个局面起到积极作用。万之在序中称你们这样的工作为怀着文化乡愁的人“绕道回家”，很有意思。你想到过有一天自己的这个文化使者的身份吗？ 王晔：确实，万之老师的绕道回家的提法是个让人百感交集的譬喻。回家也好，在外也罢，作为一个事实上的边缘人，或者说，一个常常在摆渡船上不得不回望两边的人，承担着不轻松的负担，也继承着难得的财富。 前些日子，和友人谈起文化的不被重视，但也互相鼓励，说还是应该高兴，因为从事文化工作，虽辛苦，毕竟也是被上天挑选。我想，在上海的大学时代、就职时代，甚至此后在日本的很长时期，我一直奔忙和努力，但并没有特别的使命感。如今，有幸在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左近，有责任尽己所能。 芳菲：最后请解释一下你的书名。 王晔：“这不可能的艺术”来自我最喜爱的瑞典诗人埃凯洛夫的诗句： 我宣告自己 是个信徒 但我的信仰被人称为非信仰 我知道 他们关心的是那些可能 就让我作为这样的一员 对可能和不可能毫不在意 于是在圣像上，施洗者约翰带着他的头颅 在他安然愈合的肩上 也在他面前的托盘里 被献祭者像献祭者一样呈现他自己 我宣称我自己 信奉这不可能的艺术 关于享受生命，同时消除自己的踪迹 我以为写作（包括文学翻译）和人生都是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既然生而为人，就要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