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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文化门类大师的产生都是一定的文化土壤、历史积淀、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机遇和素养偶合于其人的结果。其中每一个因素中又包括一些列的要素，如素养，就包括天赋、努力、学识、修养、境界等。产生大师如此，大宗师的产生就更是如此。 以中国武学为例，十六世纪是中国武学发展经过长期断裂后的复兴时期，这时对武技的认识与实践还处在势法、技法和力量方面，对“劲”的认识还非常模糊。但这段积累是非常必要的，具有发端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是唐顺之、俞大猷、戚继光和程冲斗等。到十七世纪，对武技的认识与实践又深入了一步，不仅对武技的势法、技法研究的更加深入，而且开始触及到研究“劲”的形成规律。其代表人物有吴殳、姬隆峰等。到十八世纪，不仅对不同劲力的作用以及形成规律研究的更加深入，而且对技击能力的认识已经开始触及到中气的层次。其代表人物有苌乃周、曹焕斗、马学礼、戴龙邦、陈长兴等。再到十九世纪，武技进入到一个全面提升的阶段，乃至开始进入到精神层面，寄期将精神因素纳入到技击修为中，并逐渐形成风格鲜明不同的几大劲力体系与相应的势法、技法与技击原则，同时向中气作用规律、劲力形成规律以及技法简约上聚焦。代表人物有董海川、李能然、杨露蝉、武禹襄、郭云深等。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武学发展到其巅峰，武技全面进入到精神、气质与心性的层面，个体对自由的追求达到极致。武技特点是将技击效能提升到极致，将势法、技法、打法、劲力、中气以及精神修养做了全新的提升与融合。特征是：以中和为理、以内劲为道、以博综贯一为技、以感而遂通为法，构成了中国武学的大体系。其代表人物是孙禄堂。 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战乱频繁，尤其1949年到1979年，国家政治极左，把技击武术视为封建文化严加打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老武术家实施疯狂的迫害，自古罕见，造成对中国武学发展的极大灾难，因此，自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武学走到其巅峰后就开始下滑。1979年后，虽有所恢复，但已无法重现其昔日的光芒。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国家大力扶持的京剧尚不能恢复往日的风光，国家并不扶持的中国武学更不可能恢复往日的光芒了。 综上可知，武学文化的发展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的过程和自身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演化而形成的历史逻辑，到二十世纪初，最终由孙禄堂集之大成又翻古出新，成为中国武学领域最杰出的伟大宗师。 同时也说明若脱离了一定的历史积淀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仅靠个人，再怎样努力、再有怎样的天赋也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 那么为什么中国武学最终的集大成者是孙禄堂？ 这也正是文化土壤、历史积淀、社会环境、个人机遇和素养偶合于其人的结果。而这种表面上的偶合，实际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的。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逻辑必然。 比如，作为文化土壤的影响，大致有两个层面，一是民族土壤，二是地域土壤。有关武术的民族土壤论述者甚多，这里无须赘述。这里只提一下地域土壤，关于孙禄堂成长的这片地域土壤，可谓历史风气积淀深厚。孙禄堂是保定人，明末清初有位理学大家孙奇逢(1584—1675 ），也是保定人，钱钟书认为，孙奇逢一生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身体力行。二是有义侠之迹，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教育了很多人才。孙奇逢对后来颜元主张培养文武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思想有重大影响。所以说，孙禄堂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倡导文武兼备、经世致用、慷慨悲歌、行侠仗义的人文环境的土壤中。 关于孙禄堂的家学渊源。 孙禄堂的父亲叫孙国义，是位文林郎。文林郎是正七品散官，没有俸禄的。在孙国义的碑文上有这样的记载：“盖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完县城东南任家疃村，有孙君讳国义------孙琢公之子也，弟兄二人，君居其次。孙氏累代耕读，自君之祖自孔公经商起家，本饶于财，至君之考琢公，好周人之急，家遂中落，及君幼时即窘，------家虽不足，如遇亲友乡党之婚丧患难等事，君则尽心力而为之，劳怨不辞，君之素行感人甚深，故排难解纷乡人无不悦服。君尝恨幼年家道式微，无力读书，故对于哲嗣禄堂求学，异常注意督责训勉，不尝宽假，哲嗣亦生而嶷嶷，超绝常儿，学识宏富------”由此可知孙禄堂生长在一个累代耕读之家，其家风积善、明德，尤其他的父亲孙国义，家虽不足，帮助乡里尽心力而为之，劳怨不辞，其行感人甚深，同时，督责孙禄堂研求学问甚严。孙禄堂又生而嶷嶷，超绝常儿，故学识宏富。 那么孙禄堂在求学机遇方面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孙禄堂跟从的几位老师如李奎元、郭云深、程廷华、郝为真等都是上一代武术家中站在当时武学至高点的人物，孙禄堂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从学机遇我们可以从当年一些史料记载中找到些答案。 如在《国术名人录》中记载：孙禄堂“遇同道罔不谦逊，如无所能者，而忠义之心肝胆相照，非常人可比。”再如，在《拳意述真》中陈微明记载道：“敏捷过人，人亦乐授之。”说明孙禄堂是位道德非常高尚、天资过人又极谦虚人，因此常常能打动老师。同时孙禄堂所遇到的这几位老师也是心胸旷达，见识高卓的人，所以说是相互投缘。过去有个说法，上乘武学都是师访徒，就是由师傅找徒弟。找什么样的徒弟呢？当然是品德好、天资高、悟性强的徒弟。而孙禄堂在这些方面都是极为突出的，所以他总能遇到别人遇不到的好机缘。 关于孙禄堂的武学天赋，陈微明记载道；“先生于武术殆有天授焉”。 当然只有天资高、机缘好还不能成为一代大宗师，个人的努力更是不可缺少的。 据史料记载孙禄堂努力、奋斗的程度更是他人难以企及的。当年热衷于收集武术家事迹的向恺然记载道：“从来拳术家肯下功夫的，大概要推孙禄堂为最，……所以孙禄堂的武艺纯熟自然到了绝境”。再如山东国术馆教务长田镇峰记载道：“凭心而论，他研究技击术的苦心孤诣，实为一般人所不及，他由磨练中而获得的技术，亦为一般人难做到，他锻炼上的勇迈和奋斗，更为一般人势所难能了。”孙禄堂谦虚好学在当时是出名的，根据孙禄堂自述，孙禄堂在弱冠之年就已经达到行止坐卧周身各处能触之即发、扑人于丈外无时不然的境地，这是很多武术家一辈子追求的目标，然而孙禄堂并不自满，仍能虚心求教，并听从在内修方面颇有造诣的宋世荣前辈的指点，进一步追求“有若无、实若虚”的境界，此后不久孙禄堂在内修造诣上就进入到练神还虚的境地。因此向恺然说：“孙福全因有兼人的精力，所以能练兼人的武艺，他在北方的声名，并不是欢喜与人决斗，是因被他打败的名人多得来的，是因为好学不倦得来的。”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姜容樵也记载孙禄堂：“这人也真奇怪，本领越是高强，求学的心越是真切，凡是同门的武师，不管是师爷、师叔、师伯、师兄，不管千里万里山州川县，问着讯，就要去拜访，有一手专长，他也不肯放松。同辈师兄弟中就数他年纪最大，也就算他的能耐出类拔萃。”曾子曰：“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为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在这方面孙禄堂堪称典范。 孙禄堂的努力与奋斗不仅体现在武功本身，还在于他文武兼备、德艺兼修，学识宏深并使之融会贯通，所以他的武学成就独步于时。杨明漪记载孙禄堂：“因拳理悟透易理，及释道正传真谛、经史子集释典道藏之精华，老宿所不能难也。旁及天文几何与地理理化博物诸学，为新学家所乐闻焉。”当年晚清翰林陈微明，状元刘春霖等都因仰慕孙禄堂的学识而拜于门下，此外很多近代著名学者因钦服孙禄堂的学识而持弟子礼，如近代儒宗马一浮、国学大师庄思缄、朴学大师章太炎、胡朴安、古琴大师汪孟舒、书画名家刘如桐、高道天等，还有军政界要人如晚清肃王意公、直隶总督陈夔龙、曾出任民国参、众两院议长的吴景濂、国民政府上将李烈钧、民国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等。这些文化精英和政要人物甘愿拜在孙禄堂名下，一方面是因为孙禄堂的武功神奇、冠冕古今，另一方面是由于孙禄堂的道德修养和学识非一般人可及。从孙禄堂的留存下来的著述中反映出他不仅文武兼备、融会贯通，而且哲思高卓，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提升，开辟了一个以武悟道的文化新领域。 因此孙禄堂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的好学精神密不可分。虽然他12岁就因家贫辍学，但通过长期自修，使他的文化修养达到很高的程度。这里再举两个例子： 如孙禄堂少年时，因为家里穷困，买不起练字的纸墨，他就用毛笔沾着水，在铜箩筛上练字，孙禄堂晚年时，他的书法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是目前收集到了一些孙禄堂的书法作品。 再比如孙禄堂为了研究易经，听说四川成都有某高僧精通易经，于是不远千里徒步来到四川成都访某僧求教。即使到了晚年孙禄堂每到一处，也总是打听当地的学养深厚的学者，若闻其人，必登门拜访，虚心问学。 孙禄堂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学养深厚，而且对于现代学术、西方现代科学同样有很大的兴趣。他在北京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去高校旁听天文、几何、地理、物理、化学、博物等学科的课程。孙禄堂这么做，一方面是他的求知欲使然，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武功已经登峰造极，所以他体悟的很多道理已经超出了武艺的范畴，他需要探求如何使拳术中的道理与其他学科的道理相互融通，这种探求，反过来也使他的视野更加宏阔。因此他晚年提出拳术能体万物而不遗，所谓武至极而文，孙禄堂最为典型。 此外，孙禄堂极为注重个人修养，他虽然成名甚早，而且成名后收入颇丰，但他一生节俭，乐于助人，不纳妾，不嗜烟酒，气质粹然，陈微明认为孙禄堂的“人品之高，道术之深，有非士大夫所能及者”，具有极高的人格魅力。并认为孙禄堂的境界就是“道”的化身。 因此历史积淀、文化土壤、家学渊源、从学机遇以及卓绝的个人天赋、功夫、学识、修养、境界等诸多因素的偶合，造就了孙禄堂及其孙氏武学成为中国武学发展史上的巅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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