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写史，更多的是在史识上见功夫。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如果不能提供一些新的史识，只是把既有的大家都知道的观点、见解，换种说法重说一遍，讲得再有滋有味，大略也不过就是一碗历史鸡汤而已。 以宋金对战为例，常识告诉我们，判断这一抉择的对错，全看是否正确估计了双方的实力：有实力打而没有打是错；没实力打硬打也是错。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是不考虑常识，不考虑实力的。历史课的判断标准简单得很：打就是对，不打就是错。 由夏坚勇的长篇历史散文 《绍兴十二年》引发开去，《文学报·新批评》连续两期发表长篇对话，着重讨论作家写史的有关问题，读后很受启发，同时也想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写在下面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作家写史，和史家治史一样，面对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史实、史观、史识。其中的“史观”，是“幕后指挥者”，最后体现在文字中，读者很难直接看见，需要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去辨识，即使作者直接宣称自己是什么什么史观，那也做不得数。读者能直接读到的，是史实和史识。相比较而言，在史实的考证上，作家不如史家，因为史家治史有一套专业性很强的方法，作家没有受过这种专业训练。从学术价值上讲，只要能考证出一个新的重要的史实，即使不涉及史识，也是一项了不起的贡献，但如果要求作家普遍都能做出这方面的贡献，恐怕是不现实的。作家写史，更多的是在史识上见功夫。一篇文章、一本著作，如果不能提供一些新的史识，只是把既有的大家都知道的观点、见解，换种说法重说一遍，那只能叫通俗写作，不能叫文学创作。文笔再好，讲得再有滋有味，大略也不过就是一碗历史鸡汤而已。而所谓新的史识，虽然理论上也包括那种横空出世、前所未有的新认识，但这种情况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更多的还是对既有史识的某种辨析、质疑或纠正，通常我们称之为“祛蔽”。 历史的三种构成 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通常是由三种东西构成的：正史、野史、历史课。相比较而言，在大多数人头脑中，真正形成他对历史的认知的，主要是历史课。 所谓正史，按主流的理解，就是那套由朝廷编修的“二十四史”，或者再加上《资治通鉴》，后者被认为是编年体的正史。《清史稿》算准正史吧。中国的传统是隔代修史，清朝已经亡了100多年了，我们还没有给人家把正史修出来，也是因为“义例难定”吧。 在治史的史家看来，正史自应有它的权威性；而对于写史的作家来说，它恐怕就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了。任何文本都是人撰写出来的，历史———正史也不例外。在《宋史·本纪第四十六》里这样记载：先是荣文恭王夫人全氏梦见有神人来给她下通知，说“帝命汝孙，然非汝家所有”，然后是嗣荣王夫人钱氏“梦日光照东室”，而同一天夜里齐国夫人黄氏也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人采衣拥一龙纳怀中，已而有娠”，怀上了真龙天子。当然，天子出生时少不得也得弄出点动静来，叫做：“及生，室有赤光。”这些文字，说的是南宋的实际上的最后一个皇帝宋度宗赵禥。赵禥不是前任皇帝宋理宗赵昀的亲儿子，是养子；在正史里“记载”下如此复杂的一个梦系列，为的是证明君权神授———皇上是谁生的不重要，但必须是龙种。这些实例至少证明了一点：正史里除了记载着一些实际发生过的事，也记载了一些实际上并未发生过、但主流意识形态“希望”子民们相信这种事发生过的“谣言”。 野史有很多种，总的来说，有的有根据，有的没根据，前者可以成为对正史的补充或订正，后者则代表着与正史不同的“希望”。中国的野史还有一朵奇葩：“说部”和由其演化而来的“戏文”、“评书”等。这是相当完整的一个系列：《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等，甚至还有《薛仁贵征东》《北宋杨家将》《说岳全传》等等。很多老百姓头脑中的历史教育，就是由这些说部传授的。有意思的是，其结果，跟从正史里学来的竟相差不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正史也很像一种“严肃”的“说部”。 我所谓的“历史课”，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学校里的教科书，也包括其他各种“教育”手段。历史课是最“厉害”的历史。野史不足为凭，正史又很难读懂，所以历史课最能深入人心。它也代表着一种“希望”，而且不仅希望着人们相信发生过哪些事，还希望着人们怎样认识这些事。《宋史》里并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是历史课使这二位成了深入人心的民族英雄，等到课程编纂者意识到这样实在太离谱，宣布不再称这二位为民族英雄时，竟然受到了相当普遍、相当强烈的反对。细察这些反对者，会发现他们未必都是血统纯正的汉人，其中还包括拥有或部分拥有女真族血统的人，按他们的史观，他们本应将岳飞视为民族敌人，将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才对。 两项短缺和一支奇葩 中国历史有两项后果很严重的短缺。其中的第一项，我称之为“史中无数”。中国历史上不缺少伟大的数学家，但是缺少对“数”的认识和理解。打了一场胜仗，记载下来的战果是“斩敌无数”。你很难弄明白那是因为没顾上去数，还是数了但没有数清。总之，这个“无数”，就是“犹言其多也”。更严重的是经济方面的无数。这或许是因为中国虽然不缺数学家，但基本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元朝的阿合马可能是个例外。他成功地发行了纸币，并能保持其币值的基本稳定。现在我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保持好货币总需求量和总发行量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数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各是多少，史中无数。 第二项严重短缺，是“史中无战”。中国有史以来打了无数次仗，有记载的大仗不下数百次，但从未有一次把那个仗是怎么打的记载下来。有这种记载的是说部，但战争在说部里是按擂台赛的模样进行的，双方的“将”出场打擂，“兵”们都是看客、粉丝或啦啦队。那边派了一员大将，统率十万精兵前来挑战；这边派了一员大将，独自出城应战，把对方的大将一刀斩于马下，这一仗就算打赢了，对方那十万精兵全是搭头。这种事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更让人失望的是，打了那么多仗，却没有产生多少军事理论著作，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仍是一本《孙子兵法》，好像自孙老爷子以后，人们在怎样打仗上基本上没长进。今天这部《孙子兵法》已经成了“企业家必读”，原来里面最有价值的只是一些计谋。 中国历史里的一支奇葩，我称之为“昏君奸臣配”，简称“昏奸配”。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是政府改组，叫“江山易手”。江山是打下来的，既不会与他人分享，也不会和平交出。要取而代之，须得经过一番惨烈的较量，不仅要推翻腐朽的前朝统治，还得扫平不一定都腐朽的“群雄”。项羽就因未能完成后一项任务，终至功败垂成。所以，历史上各朝各代的开国之君，都不是等闲之辈，即使凶残暴虐如秦始皇，品质恶劣如朱元璋，仍不失雄才大略，且都勤于政事，精于选才用人之道。当然，开国之君的身边，也必定围绕着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辅佐他打天下、坐江山。而各朝各代的亡国之君，则正好相反，必定都是昏君了。这些昏君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昏”在“不理朝政”上，而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或犯了什么错误上。皇上不管事，事儿就得由一个大臣代替皇上来管，这个人又总是大奸臣，通常是“奸相”，真正干坏事、犯错误的是他。奇葩之中还有奇葩，即两个例外。亡国之君中的例外是年号崇祯的明思宗朱由检，史称他年轻有为、勤于政事、朴素节俭，亡国是因为他自己犯错误，怪不到别人，所以他身边也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奸臣奸相。开国之君的例外，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了。他被历史课认定是一个昏君，与他组成“昏奸配”的则是奸相秦桧。 你相信昏君是开国之君吗？ 从北宋到南宋，并不是一次简单的迁都。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金国的军队攻陷了宋国的都城汴京，次年三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返，各种史书说到此事，都以“北宋亡”三字作结，稍详的说法还加上了“历九帝，凡167年”。一个朝代就此结束。两个月后，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建炎。除了赵家的血统，他几乎没从北宋政权继承到多少政治经济军事遗产。按历史课的说法，这个衰皇帝登基不久就开始逃跑，叫“南下避敌”，最惨的时候，坐着船在海上漂流，直到金人自行“北返”，才敢上岸，却仍旧选了离敌人远远的临安“定都”。虽然昏君只知道逃跑，一个中央政权却在此过程中自行形成。尽管实际管辖区域缩小了一些，中央政权与地区政权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要有基本的国策。据历史课说，所有这些，赵构全是坐享其成，惟一插手的，就是主要辅臣的挑选，试用过几个“相”之后，他看中了金人派来的奸细秦桧，从此形成了一个昏奸配，联手合作专门破坏抗金斗争。按历史课的叙述，在完全没有中央主导的情况下，“扫平群雄”的任务逐渐自行完成，其较重要的，包括建炎三年（1129）粉碎苗傅、刘正彦的叛乱，建炎四年（1130）平定江西王念经起义，绍兴二年（1132）平定福建范汝为起义，绍兴三年（1133）平定江西陈顺起义和浙江缪罗起义，绍兴五年（1135）平定杨么起义，绍兴十三年（1143）平定闽广何白旗起义。“起义”是历史课上的说法，里面既有地区性割据，也有“义”在江山天下者，像杨么，就曾自立为楚王，国号大楚，还颁了年号，立了太子。同时，各军将领也没有让那对昏君奸相的投降阴谋得逞，展开了对金作战，包括绍兴元年（1131）的和尚原战役，绍兴三年（1133）的饶风关战役、襄汉战役、仙人关战役，绍兴四年（1134）的大仪镇战役，绍兴十年（1140）的颖昌战役、顺昌战役、柘皋战役、郾城战役。在互有胜负而宋军胜多负少的相持之下，最后的郾城大捷，使金人由南下转为北退，扭转了双方在主战场上的攻守态势。由此，被称为“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才得以稳定下来，延续下去。这个延续下去，虽然常被形容为“苟延残喘”，实际上那口气喘得相当地长。直到公元1279年南宋亡，“历九帝，凡153年”，只比北宋短十几年。 一个昏君，加一个奸相，竟能在那样凶险、复杂的局面下，“开创”出一个延续了153年的王朝？谁爱信谁信，反正我不信。 如何判断战与和对错？ 在我们的历史课里，整个一部南宋史，就是一部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两条斗得死去活来的路线，若按策略分，一个叫主战派，一个叫主和派，若按性质分，一个叫爱国派，一个叫投降派。 于是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主战的就必定爱国，主和的就必定投降？ 在这堂历史课里，政策和策略的制订，完全是从理念出发的，根本不考虑实力。按这种标准来衡量，赵构一旦称帝，立马就应以南京为大本营，指挥大军迅即北伐，直捣黄龙，灭了金国，救回蒙尘的二帝。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没有北上伐金，反而选择了南下避敌，说白了就是逃跑。 这样一来，这个衰皇帝从登上皇位那天起就是个逃跑主义者，自然也是个投降派———虽然严格讲，逃跑和投降还不是一回事。问题是，建炎元年五月时的赵构，手里有“大军”吗？有小军吗？实情是他连一支像样的卫队都没有！如果不跑，他很快就会成为俘虏。如果跑得不够快，他很快就会跑不掉。即便跑得已经够快的了，不是还出现了“泥马渡康王”的传说吗？若不是神仙帮忙，他就跑不掉了。那就不可能再有绍兴十二年，连建炎二年都不会有了。 到了绍兴十一年，赵构再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的政策抉择：在经历了连续七年的对金作战，从饶风关、襄汉、仙人关、大仪镇等战役，尤其是绍兴十年的颖昌、顺昌、柘皋诸战役直到取得郾城大捷之后，是乘胜追击直捣黄龙？还是以此为筹码与金人达成一个条件较为有利的妥协？常识告诉我们，判断这一抉择的对错，全看是否正确估计了双方的实力：有实力打而没有打是错；没实力打硬打也是错。可是我们的历史课是不考虑常识，不考虑实力的。历史课的判断标准简单得很：打就是对，不打就是错。 今天的我们还有可能去做出常识性的判断吗？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难，是因为那两项严重短缺。史中无数，没有留下足够的数据，使我们能借以判断双方的综合国力及其对比。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数据，来了解宋方在经过七年的对金作战之后，是越战越强了，还是已经消耗得快支撑不住了。虽然按常识来判断，后一种可能性更大。然后是史中无战，我们不知道那时候的仗是怎么个打法，所以也很难判断双方的作战能力及其对比。在江淮一带作战，宋军的水上作战优势起了多大作用？如果再往北打过去，这种优势还有那么大作用吗？到了北方平原上，拼的可就是骑兵了，与金国的地面相比，宋国的地面能为军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战马吗？能训练出足以和金军抗衡的优秀骑手吗？ 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被评论界誉为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我想那幅市井民俗的图画，总得是老百姓比较地安居乐业、市面儿相对地繁荣富庶的气象吧。那么，这能不能证明此前的“绍兴和议”还是签对了？如果基本上签对了，那么岳飞所持的不顾条件无休止地打下去的主张，是不是就不一定很对了？假如我们对岳飞的看法发生了动摇，不再相信他一点私心都没有，那么对于他走错的那几步政治大棋，会不会就不再认为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天真”了？按一种说法，当他因“妄议册立”而受到宋高宗的严厉斥责后，直到走出朝门时还脸色惨白，很能说明他其实是明白这种事的轻重的。如果有人认为，百姓安居乐业、市井繁荣富庶并不能证明“绍兴和议”签对了，必须一雪国耻迎还二圣才对，那就是史观的问题了。有个叫顾炎武的人，三百多年前就把这事儿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国家兴亡，“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可是到了三百多年后的今天，这个话却难得一见了，到处看见的都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是不同史观的分水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