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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什么是大师的风范?

 金品之文集 2015-10-15

人文学术大师应具有何种风范

——答腾讯文化记者的问题(上)


刘梦溪

 

[提要] 20世纪的第一流人物,他们有非常好的家学渊源,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不容易达到的学问境界。不是现在流行的念《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必须的国学根底。

一、“空前绝后”的20世纪现代学者

  腾讯文化:您曾经在文章中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了,这个大师土壤指的是什么?

  刘梦溪:这个土壤我主要指家学。人文学科跟自然科学不一样,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大的成长,小时候的累积非常重要。20世纪初这一代学者的家学渊源特别好,这让他们积累起后人没有办法达到的根底,这个是童子功,不是现在流行的念什么《弟子规》《三字经》就能积累起来的国学根底。我们没有那个环境了,像陈寅恪的父亲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学问名重一时,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在清代胜流迭出的时期,陈宝箴也是一流的人物。

  即便是同代人也不是谁都能达到陈寅恪的高度,这跟他家学的精神经历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后来经过百年的文化断层,特别我们处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之下,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不用说传统,连学问都不要了,第一流的人物都被打倒了。文革打倒的就是各种权威,而且叫他们斯文扫地。这个影响非常之大,不是短期内就能恢复的,这个创伤不大容易治疗好。虽然现在我们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转变,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跟传统彻底决裂,这是一个公开的理念,长时间是这种思想占主流,那知识累积从哪里开始?大师从何而出?所以现在要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是很困难的。

  腾讯文化:家学也许现在没有了,所以当时的那种大师是不是不可能再出现了?

  刘梦溪:我想在今天的背景下,在人文学领域出现大师级的人物是比较困难的,但也不必绝对化。要成为人文学科的“大师”,一是要有国学根底,另一个还要要了解世界。20世纪学者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传统学术方面根底深,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也相当到位。不用国际性的眼光来看待学术问题,是很难称之为“大师”的。

  20世纪的学者几乎都有留学的经验,而且都是比较年轻的时候留学,有的在国外的时间很长。像陈寅恪13岁开始留学日本,在国外前后十七年,在美国、英国、德国都呆过。所以我曾经讲过,20世纪这些学者在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方面,某种意义上是“空前绝后”的。“空前”是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学的了解和训练,汉代的郑康成、许慎,或者是宋儒甚至清儒,都不可能有这个条件。当然清代中期的时候,明清转型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跟西学有过接触,有过接触不等于他本人有多少西学训练。但是陈寅恪这些人的西学训练非常好,常常精通多种文字,像钱锺书,能自如地使用五种文字。而陈先生能够阅读的文字恐怕有十六七种。就连在国外时间很短的马一浮,英文能阅读,还学了德文,日文也懂得,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学的,有时候简直是无师自通,天才太厉害。王国维也是这样,王国维一开始学日文,很快日文就可以念了,喜欢康德,就念德文,德文也行了,当然也懂一定的英文。他们的天分太高,学问的底子太深,这个底子很早就打下了。

  “绝后”就是刚才说的,家学的传统后来没法子比了。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出国留学,对外界的了解也许更多,在外文的掌握也不一定比前辈差,能掌握各种工具,但是在学养方面却不能与前辈相比。学养不仅指知识储备,还包括才华、眼光、智慧和胸怀。这些不是靠掌握几种工具就可以具备的。

二、“闻见知识”经过“穷理尽性”才能变成学问

  腾讯文化:按照通常理解的大师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出国学大师是非常难的,是不是我们的评价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

  刘梦溪:其实也没有人给出一个什么样叫大师的标准,学问高低当然是一个标志,但大师有时候并不在于他读了多少书,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指一个人学养的综合,学术建树和风度气质同样重要。而风度和气质是由他的德性来支撑的,树立不起道德风范,如何为人师表?对大师而言,德范和风骨比学问本身还重要。

  当我们看一些真正大师级的人物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气象、风骨、德范,常常异乎常人。大师不仅仅是写了几本什么书,而是要有眼光、智慧、风度和气象。现在的学者中不大容易见到这种风度和气象了。这种气象是在学问累积的基础上,自我精神回归本体,坚韧不拔地立在那里。但很多人把外在的知识当作了自己的知识,没有经过自己头脑的过滤,没有经过“穷理尽性”的过程,马一浮把它称作“闻见知识”。这些知识你得穷理,经过你的过滤,了解它的道理渊源何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直至跟自己的生命性体,跟自己的精神世界结合在一起。很多人哪里有这个过程,能知道一些闻见知识,加上专业知识,堆在一起,就自觉不错了。

  腾讯文化:能谈一下您的治学经历吗?

  刘梦溪:我比老辈学者差得不知凡几,国外学问的训练欠缺不说,传统的国学根底也很不够。我是乡下人,我父亲属于乡下的文化人,蒙学这一块他熟悉,比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论语》《孟子》,还有他书法不错,虽然在乡下也称作“先生”,我受他的影很大,但与真正的传统家学不能同日而语。

  我的学问不是理学家的路子,不是穷理尽性这种内修的路子。我所致力的,大体还是文学和史学,也就是文史之学。我念文学出身,早期研究古典文学,尤其喜欢文学思想史 80年代中期有一个转变,走进了20世纪现代学术大师,主要读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对我来说,20世纪学者是一个桥梁,通过他们这个桥梁可以走向西方,我没有走向西方,但是他们看问题的世界视角、国际性的角色,给我以极大的震撼和启示,使我的眼界不局限于本土。他们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走向古代。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马一浮。你要了解马一浮,一要了解佛学,二要了解宋学,我没法不跟着他走。

  佛学方面我也下了一定的工夫,主要在史和义理的认识方面,但是我的心性有一点近佛,看到佛的自在会生出欢喜。每次到寺庙我都会产生一种庄敬感,好像心有所悟。马一浮的另外一个脉系——宋学,这是我感兴趣的,我对宋代的周、程、张、朱四大家读得都很仔细。宋儒是一个穷理尽性的学问,这涉及到功夫,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

  腾讯文化: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自己穷理尽性的体验吗?

  刘梦溪:首先我穷理了吗?不好说。尽性了吗?觉得有一点,我的精神气质里面有一点尽性的东西,可是那是看不见的。后来我又由宋学上溯到六经,进入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进入六经,这个对我是极大收获。我现在正在试图阐述六经的价值伦理,这是我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由宋学返归到六经,这在学问次序上近乎是穷理。“理”在哪里?中国学问的理性根源实在六经。

  如果说孔子是集大成,那么在宋代的思想家里面,朱熹是集大成。但是他们的整个源头来源于六经。所以你要穷理的话,不能不深入到六经。那么是不是尽性了呢?这个话我自己不好说,我是我第一次跟你谈这方面的问题。当我认识到六经是中国学术最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的形态,我似乎找到了某种精神原质的终极性的东西。譬如  我特别重视六经中的“敬”这个价值伦理,我说它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敬是人的自性的庄严,是不可夺的道德自性。“三军不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这个“志”,就是敬。我这样来解释敬这个价值理念,也许有一点要穷理的意思,也似乎有一点尽性的意思。我对六经的价值伦理的研究,还只是在穷理尽性的路上,但学问之乐是感受到了。

  《大学》里给出的“修齐治平”的路子,就是大家熟悉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称作大学之道的“八目”。大学之道的“三纲”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朱熹认为“亲民”应该作“新民”,很有道理。这是从前读书人为学和做人的基本道路,今天不这样讲了,但个中道理没有过时。“家国之情”就是从此衍生出来的。陈寅恪一生离不开家国之情。他晚年写的诗:“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我曾说这是他人生和学问的主题曲。

三、学问的心得是属于自己的

  腾讯文化:您说陈寅恪和王国维都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种人的能力和品格实际上应该比大师还高?

  刘梦溪:大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需要有非常实在的精神支撑,其中第一流的人物在文化传承方面可以称为“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这就是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里面的意思。“为往圣继绝学”,就是文化托命,“为万世开太平”,指文化担当,也就是家国天下的使命感,“为天地立心”,说明应具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气象,“为生民立命”,指文化人跟民众的连接,与家国天下民众命运与共。

  腾讯文化:这一块是不是我们现在人文学科类的知识分子所缺的地方?

  刘梦溪:是的,但现在也不必把这些作为固定的指标,这是一个理想,用陈寅恪的话说,可以叫“抽象理想之通性”,心里有此一义,不敢遗忘就好。

  腾讯文化:现在有很多“媒体知识分子”,发出的是嘈杂、偏激的声音,很多知识分子几乎是放弃了这方面的话语途径了,而做真学问的人,又大都被边缘化,很少受到关注。

  刘梦溪:家国社会,关心的人也不少,问题是能不能抓住问题的症结,触及到痛阈。所以感到嘈杂,是由于绕开真问题,在随顺潮流的漂浮物上做文章,话说得再多,也只是漂来漂去的泡沫而已。作精深研究的学者没有受到更多关注,应属正常。真正的学问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学问的心得是属于自己的。有一些知音谈一谈也就蛮好了。比如我讲国学主要是六经的学问,六经并不是单指儒家一家的学术,道家也在里面呢。但你不好说佛家也在里头。这是由于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同一个概念。要讲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同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

  我们是一个“文明体”国家,“文明体”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指一种文化有它自己单独发生发展的历史。文明体国家的最高经典是至高无上的。人类文化的几大系统源流都有各自的最高经典,譬如古希腊罗马文化,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圣立在那里,佛祖释迦牟尼的地位也是不可代替的。尽管佛教在印度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释迦牟尼作为佛教的创始祖,无人否认。可是中国的最高经典在哪里呢?我认为在孔子和六经。这里不是要否定现代学术范畴的文史哲,我的意思是说文史哲不能代替六经。六经是超出文史哲之上的最高的文化形态,是一切学术之源。

(本文由腾讯文化记者李大白采写,经本人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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