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楚亡：从项羽到韩信》是两本耐读的历史笔记。作者李开元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担任田余庆先生助教，从事秦汉史研究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囿于学术论文的固定套路，而是将文献梳理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用行走访问去体味当年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冲破概念束缚，矫正历史错觉，用超越学院写作的历史叙事，给我们呈现一个活的人间世界。
历史是一堆往事
李开元沿着司马迁的足迹去踏勘古迹、采风访古，用想象和诗情去填补历史的空白。历史留下了许多探究不尽的谜团、回味无穷的蕴含。在李开元看来，历史就是一堆往事。这些往事虽然相隔久远，却在心灵和情感上离我们距离很近。命运的变迁、人生的结局、歧路的选择，那种痛苦、迷惘和宿命感都令人感觉何其相似。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的人生地理，既记录着他们的活动轨迹，也潜藏着成败的玄机。
历史既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叙事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历代人的记忆、感怀和传说，抛开特定历史情境的过度阐释，只能给历史涂上一层伪饰。历史原本就是存在山水之间的，把历史囚禁在书面之上，只能把自己锁在语言的牢笼中。汉台遗址，古风尚存；淮阴城里，雄心犹在。李开元说：“历史的真实，常常是零零散散，在不引人注目之处，本来不是热闹的地方。”“溯源历史，追述先祖，明了今我的由来，是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思路。古代社会，先祖与神明一体，是今我的保护和精神依归。”历史是一种基因、一种精神线索，沿着历史踪迹能够找到许多经过岁月洗涤、时间冲刷的真东西，其中的真知灼见、真情实感往往是今天的人们所容易忽略的。
历史是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历史性是人性的基本方面，省察历史，就是对人自身的审视和反思。历史叙事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言说历史，感怀历史，在与古人游中体味历史沧桑、感受当下存在，从而展开一段深刻的精神历程。李开元变研究历史为书写历史，从历史材料中探出头来进行自由呼吸，这是历史写作的一种革命。研究者要有写作意识，要有文体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冲破学术论文的条条框框，才能突破层累形成的曲解误读。《史记》开创了历史言说的叙事方式，司马迁重视民间传说的搜集，那些关于神奇人物、神秘事件的种种传闻都是历史叙事的一种方式。李开元说：“历史不仅是往事的记录，也是对于往事的解读。”历史真实最终通过叙事得以呈现。历史叙事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叙事，是历史逻辑与心灵逻辑的叠合。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事件与实践随实践而流动，是碎片化的，具有不确定性。李开元对这种碎片化叙事抱以高度警惕，虽然往事留下的信息往往是只言片语，但是，只要用合理推测和想象去填补史料空白，就会梳理出一条精神线索，表达出某种价值判断。
历史往事不是臆想，不是假设，而是一段顽强的记忆，它不仅存在于过去的时间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口述、文献、遗物之中。李开元为寻找秦朝崩亡的遗迹，来到秦二世戮死、矺死诸公子的上焦村，在落日黄昏、山阴地冷之时感受骨肉相残的悲哀，“飕飕间仿佛有鬼哭神泣，不散的千年冤魂，浸染得月冷星寒”。这些冰凉的文字构建了一种历史语境，极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并不是个人内心体验的产物，但是，历史中有悲喜，有长吁短叹。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事件的精神现场，去还原历史的来龙去脉，也是抵达历史真实的一种方式。
历史是最深刻的地理
李开元十分重视对历史遗迹的考察，他以强烈的地理意识进入历史，他认为，“地理是解读历史的钥匙，没有明确的空间关系的历史，宛若一锅迷糊的酱汤，不辨东西南北，始终晕头转向”。地形决定着军事形势、权力形势，关系着战略和转机。当然，地理条件不是全部因素，必须要结合当时的世事人情才能理解历史的走向。地理里面所隐含的历史规律是丰富而复杂的，其中不乏难以参透的历史玄机。司马迁说，“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秦崩》《楚亡》贯穿着对秦汉遗迹的造访。李开元叩访信陵君故宅、夷门故址、芒砀山、坑儒谷、大泽乡、咸阳宫、淮阴老街、漂母祠、汉台、龙门、荥阳城、成皋台、鸿沟、乌江、垓下城等古地，去获取身临其境、触景生情的历史体验，进行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历史遗迹不仅是兴亡成败得失之迹，也是察风俗、识古今、通人情的思想空间，更是慨叹英雄迟暮、美人凋零、人生苦短的感伤之地。李开元发出如是慨叹：“历史不可以回转，历史却可以体验，现场考察的实感，可以超越时空，再现历史的影像，诚然信矣！”回到历史现场，回归历史地理，是读史方式的革命，体现了主体意识的自觉。中国古代文人把读史放在经术之后，将经术中的义理作为判断和评价历史的标准。黄庭坚说：“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这种读史传统造成了读史主体的迷失，谁在历史现场？谁在追问、谁在沉思、谁在抚今追昔？李开元说：“历史需要不断地再叙事。只有再叙事，才能重回历史现场，让历史复活。”让历史叙事者以自己的方式去体悟历史、表达历史，历史书写才不会千篇一律、千孔一面。
李开元从沛县的山川地理中探究刘邦的帝王英雄的成长轨迹。丰邑是刘邦取天下的根基之地，刘邦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丰邑情结。李开元似乎在向读者暗示：读懂了沛县，也就读懂了刘邦。沛县生活似乎是汉高祖生活的原型，深深打着刘邦的性格烙印，决定着他的命运结局。因此，要读懂汉史，首先要读懂沛县风土人物。秦始皇的严密统治并没有彻底扼杀底层的自由和抗争，沛县便是滋长抗争与自由之地。
楚汉之争充满了地理智慧。韩信暗度陈仓，巧妙利用古汉水水系，由汉中还定关中，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也使刘邦集团获得了战略主动。地理设计了历史，改变了历史。彭城之战，刘邦虽然惨败，却夺得了关中及关东部分地区，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项羽失去了主宰天下的绝对霸权，为垓下惨败埋下了伏笔。关于徐州的地理重要性，清人顾祖禹有言：“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守淮之道，既是用兵之道，也是谋大事之道。韩信的背水之战，既有兵法，又有地理上的较量。李开元认为太史公太浪漫，“著《史记》没有《地理志》，《史记》中的交通路线、地名地理的错乱比比皆是”。司马迁过于迷恋宏大叙事，执着于“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至于忽略了地理上的细节。其实想想，司马迁的这一疏忽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因为地理上的种种精打细算，似乎都逃不过“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定理。
历史是一种相遇
刘邦在咸阳修建阿房宫时撞上秦始皇盛大出行场面。《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李开元认为，这次偶然相遇，不仅给刘邦留下了永远不曾磨灭的印象，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将来的历史进程。秦始皇的君临天下的风采给刘邦以强烈震动，也激发其政治抱负。这一视觉事件最终演变为心灵事件。一个工地上的服役者因这次相遇改变了人生走向。在后来的战国复活的大潮中，刘邦之所以不甘于为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也与这次相遇播下的皇帝梦密不可分。项羽与秦始皇的相遇，也是司马迁所津津乐道的。《史记·项羽本纪》这样描述：“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秦始皇对这两次引发心灵震动的相遇浑然不觉。反抗的种子悄悄萌发于遥遥相望的一瞬间。
赵高与李斯的相遇，原本是一种博弈、一种较量，但最终化为李斯的一声叹息。李斯最终无法阻挡赵高的夺权计划，沙丘之变把李斯的帝王之术送上绝路。李斯与赵高都是入世求功利之人，前者通过学以致用，后者则不择手段。在卑鄙无耻的赵高面前，李斯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变成了一腔废话，而赵高与李斯的对话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几近于胁迫。从厕鼠到仓鼠，李斯官至丞相，爵封列侯，却最终无法逃脱小人的暗算。
秦帝国的速亡，源于严刑峻法、劳民过度而导致政权机器运转的急促和紊乱，频繁的徭役和出征，使“国家和人民陷于超负荷的泥潭”。苛暴的秦政制造它的掘墓人。反秦是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累积的力量和情绪。吕思勉说：“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所谓“亡秦必楚”是说不尽的历史恩怨，也是秦汉史最耐人寻味的话题。民国才子张荫麟在他唯一专著《中国史纲》中这样写道：“始皇能焚去一切《诗》《书》和历史的记录，却不能焚去记忆中的六国亡国史；他能缴去六国遗民的兵器，却不能缴去六国遗民（特别是一班遗老遗少）的亡国恨；他能把一部分六国的贵族迁到辇毂之下加以严密的监视，却不能把全部的六国遗民同样处置。”当上上下下人心离散，秦崩便是历史注定的结局。
《秦崩》《楚亡》凝结了若干个历史性相遇。韩信经过淮阴街市的胯下之辱，也是一种相遇。带剑独行的韩信从恶少胯下穿过，创造了忍辱负重的经典一幕。萧何追韩信，也是一种相遇。寒溪夜涨，成就了一段识才用将的佳话。晚近后人在拜将坛遗址题诗：“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这段相遇最终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终结，让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