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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梅馥：也许，她的梦想就是做他的肋骨 这篇文章太长，也有点不合时宜。可是在讲个性独立，自我实现的当下，当纯棉君在凉意渐浓的秋雨里漫步，难免会思考人生，有时会想起这个女人，这个把她的男人当天，把自己当作他一根肋骨的女人，这是她的天性，还是被洗脑？娜拉一定要出走才是真正解放人性吗？ 也许，尊重每一个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接纳各种不同的生存状态，才是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平静赴死‘我爱你，我愿意和你一起死！’ ‘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独活。’ 这样的话，都是热恋中的人感情高温时，无比真诚的呓语。事到临头，有几人当真呢！只是，他们，真的就这么做了。 那个初秋的夜晚，朱梅馥走进卧室前，吩咐家里的保姆，第二天少买一点青菜。语气平静，保姆看不出任何异样。没有人知道，那一刻的她，已经有了赴死的决心和打算。 关上门，夫妻俩静坐在椅子上。惨无人道的批斗、凌辱，持续了三天四夜。终于，可以坐下来，喝口水，喘口气。 夜色渐浓，寒意渐重。彼此眼神交汇，已经明了共同赴死的决心。 傅雷摊开信纸，拿起笔，梅馥有时小声提醒几句。有所交待是为了走得清爽，不想亏欠、拖累任何人。梅馥坐在床边，动手撕被单，一张上海浦东农村手工制的格子被单。她端庄沉静，像平时整理家务一样，很仔细地做了两个绳索。一人一边，相伴挂在了卧室的钢窗上。因为担心踢翻凳子时，会发出声音，打扰到楼下邻居的休息，凳子下面她细心地铺垫了棉胎。 我相信，那两个从容赴死的人一定携手去了天堂。夫妇俩喜欢莫扎特，“莫扎特的灵魂仿佛根本不知道莫扎特的痛苦；他的永远纯洁，永远平静的心灵的高峰，照临在他的痛苦之上。”面对他们的遗书，我感受到了如同莫扎特一般纯洁、平静的灵魂。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作为女人，朱梅馥珍惜、相信前生前世修来的缘份。尽管公平地说，这个男人才华出众，耿直善良，心理却未必足够阳光健康。 早在傅雷四岁的时候，父亲傅鹏飞受人陷害，含冤而死。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傅雷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相继夭折。傅雷的整个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母亲李欲振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唯一的儿子身上。因为不好好念书，一天深夜，母亲竟然把傅雷包裹得像个粽子，准备投入水中。也曾不惜用滚烫的烛油烫尚且年幼的儿子，只因为他读书时打了个盹。 傅雷生长在这样严苛而充满暴力的环境，成年后又认定“生活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是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这样的经历和思想，让他的坏脾气出了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点爆，咆哮如雷——身边的人都喊他“老虎”。 如果说对外人，他多少还能有所克制，那朱梅馥就完全成为撒气筒。有时候甚至动手打她和孩子。打自己，朱梅馥能忍受，打孩子，（傅聪鼻梁上一直有一处疤痕）梅馥就心痛了，她左右为难地哭，（傅聪出国成就了一本《傅雷家书》，更成就了傅雷有距离的父爱。）就算流泪，还要避开丈夫，不愿意给他增添任何烦忧。 傅雷的母亲严厉，但是很有眼光，为自己的儿子选了一个好媳妇，“文静、温柔、善良，跟所有人都相处很好”，是个“天生的、伺候自己儿子的女人”。 傅雷和朱梅馥是远房亲戚，青梅竹马时就已经“郎有情妾有意”了，“她在偷偷的望我，因为好多次我无意中看她，她也正无意地看我，四目相触，又是痴痴一笑。” 傅雷在处女作《梦中》，这样描述他们之间的恋情。那一年，傅雷十七岁，朱梅馥仅仅十二岁。两年后，傅雷赴法国留学之前，在双方家长主持之下，两个相爱的人定了亲。 (图为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青梅竹马的爱在上海举行婚礼) 那个在教会中学读高中，懂英文，会钢琴的少女，纯洁，美好，她微笑着，把一往情深化作信函和照片，一封封地，寄给“亲爱的哥哥”、“至爱的怒安”。而那个和她在梦中相会的情郎，在异国的土地上，遭遇了他人生第一次情感涅槃。 结婚前的风波
浸淫在法国艺术熏陶之中的傅雷， 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 腼腆如他，居然会发生一场异国恋情 (傅雷在法国（1930年) 
在巴黎，他认识了一个叫玛德琳的法国姑娘，她有一双能幻化颜色的迷人眸子，有着对音乐和美术敏锐的感知力，有着梅表妹不具备的热情、浪漫、刺激和冒险，如同傅雷的传记作者苏立群所说，这两个姑娘就像“一幅莫奈的画与一轴母亲手中的绢绣那么不同”。
新鲜的刺激如此强烈，刘海粟目睹了傅雷当时的爱情，“两人频繁接触中，感情逐渐炽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爱好的玛德琳，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爱多了。” 认真的傅雷决定向法国女郎求婚，而求婚之前，为示郑重和诚意，他要重获自由之身。于是，他写了一封家书，要求解除和梅表妹的婚事。信写了，却下不了决心去发，只好委托给刘海粟代发。哪知道，玛德琳是萨特和波伏瓦的追随者，要的是“自由人”的爱情观念。这让传统的傅雷接受不了，傅雷的老朋友刘抗先生说，“弄得他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尽”。 在他第二次打算举枪自尽时，内心百味杂陈，除了对玛德琳心如死灰，还掺杂着对朱梅馥的愧疚，他担心那封绝情的信已经覆水难收，伤害到善良的梅表妹，甚至会不会已经发生了意外。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有先见之明的刘海粟扣下了那封信，并没有发出。傅雷长舒一口气，经过和玛德琳的大喜大悲，终于“痛定思痛，更觉梅馥的可爱”。 (傅雷夫妇（1934年春）) 1932年1月，二十四岁留法归国的傅雷，和朱梅馥喜结良缘。幸运的是，傅雷娶的是朱梅馥——他用法文喊她“玛格丽特”，她也正像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美丽而温柔，以自己的容忍化解一切，不给傅雷增添任何烦忧。 上苍总要给幸福的伴侣一些磨难，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同一年，傅雷的母亲也因为风湿病去世。 傅雷从小随寡母长大，对母亲孝顺而依恋。朱梅馥本来就充满母性，傅雷丧母，她由衷地付出更多的理解和关爱。如果分析爱的成份，朱梅馥对傅雷，在我看来，那是五分母爱，四分亲友之爱，一分情欲之爱。亲友之爱要求呼应，情欲之爱难免索取，而母爱全然是无私的奉献。朱梅馥母爱为主导的感情，注定了要比傅雷更多的付出。 用傅雷自己的话来说，“自从我圆满的婚姻缔结以来，因为梅馥那么温婉，那么暖和的空气一直把我养在花房里……” 那么一旦移花出暖房，这花经得起外面的风雨吗？ 偶然的插曲
1936年冬天，傅雷应邀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那时他们的儿子傅聪刚刚两岁多。 傅雷离妻别子，思念之余，内心一角其实也搁着被放逐、得自由的小小窃喜。
 傅聪（1935年11月，一岁八个月）)也就在这期间，机缘巧合，他跟一个汴梁姑娘暗生情愫。那姑娘曾跟一个法国人恋爱，法国人走了之后，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加上要补贴家用，便委身青楼。 除了两个当事人，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有多深的关系。只知道傅雷为那姑娘拍照片，寄给好朋友刘抗，“你将不相信，在中原会有如是娇艳的人儿。那是准明星派，有些像嘉宝……” 那像“嘉宝”的姑娘为他唱豫剧，有人说昆曲堪比世家千金，豫剧就像烧火的丫头。尽管豫剧的唱腔铿锵，不够柔美，那份朴实、野性的美，也让傅雷感受到迷醉的情意。 他诗兴大发，“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青春。娇憨的姿态，惊醒了浪子——醉眼。”
弗洛伊德说，艺术家的原动力仅来自于性。 儒家也承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傅雷是艺术家。是一个离家索居的寡男，正适合迷醉在女性的温柔里。不过，此时的傅雷，经历了玛德琳之后，已经能控制感情的野马。他认识到朱梅馥的意义，清楚她不可取代的意义。 他向刘康解释说，“是痴情，是真情，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不用担心，朋友！这绝没有不幸的后果，我太爱梅馥了，绝无什么危险。我感谢我的玛德琳，把我渡过了青春的最大难关，如今不过当做喝酒一般寻求麻醉罢了。” 傅雷与汴梁姑娘是偶然的艳遇？是彼此会意的逢场作戏？还是投入真爱的无奈恋情？不管哪一种，显而易见，这次冒险没有成为傅雷的障碍，也没有成为朱梅馥的威胁。在傅雷接受的儒家文化来看，“男人”这个性别要比“女人”高得多，也重要得多……男人与男人可以君子之交，男人与女人只能是温情所使。女人之事不可避免，又绝非“为大”。
像他所崇拜的托尔斯泰一样，“热爱真理和精神，当婚姻、亲人成为自我完善道路上的障碍，只会跨越，不会止步。”何况只是一场半真半假的半途“爱情”，他不太沉重地跨越了，视做人生的一段插曲而已。 就在汴梁姑娘插曲之后的第三年。 他们的婚姻，七年之痒。 朱梅馥碰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她的老傅爱上了一个女学生的妹妹。傅聪后来评论父亲的这段感情，“她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女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有火一般的热情，两个人热到了一起，爱得死去活来。”
在家书里，傅雷言之谆谆，“我一生任何时期，闹恋爱最热烈的时候，也没有忘却对学问的忠诚。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这是我至此为止没有变过的原则。”他的确这样要求自己，可是，和汴梁姑娘不同，这次，三十刚出头的他，彻底疯魔了。他甚至不顾一切，放下手中的译作，跑去云南昆明找“她”。 狂热地说，没有“她”，就没有工作的灵感与热情。甚至，没有“她”，他就要没了命。可是，舍弃家庭又不符合他的儒家理念和“爱人”的理想，他将终生良心不安。于是，他矛盾，煎熬，痛苦…… 一切，朱梅馥都看在眼里，如果说前两次风波，她还可以装做未曾发生，这次是躲不过去了。丈夫的颧骨高了起来，译稿堆在一边，白天黑夜只是写信，向那个女人抒发他内心蓬勃的爱。母爱和亲情之爱占了上风，梅馥让步了，她请那个女人到家里来，让佣人做好吃的饭菜接待她，让自己的男人和她待在一起，谈话、唱歌、交换信札——每天见面，每天仍然要通信，“我父亲从来不对她说一个‘爱’字，可是除了那个字以外，所有的谈话都是心中的热情。只有在信里，他们吐露真切的爱情。”
半个多月来，“她”天天来。“老傅”焕发了活力，“她”脸上有了春天的明媚，而朱梅馥也流干了泪水，现出了笑容。她学习接受一种新生活，“有那个女人，容那个女人，爱那个女人”。因为这个人爱“老傅”，给了“老傅”自己所给不了的东西。她甚至想通了：一旦“老傅”要离开她，跟“她”在一起，她就悄悄地告别这一切，带着两个孩子离去…… 面对这样一个灵魂，无辜的、宽容的、手无寸铁的灵魂，傅雷被震慑了：他看到自己的虚弱和无能。看到他一直苦苦追求的——托尔斯泰式的“忍”与“爱”，恰恰是妻子完全顺应本性的行为。托尔斯泰进行各种高强度的活动，消耗男性荷尔蒙，艰难地控制自己的情欲。 傅雷则通过为自己的灵魂“脱皮”，获得再生：“如果用音乐作比，主旋律是忍让与和谐，爱只是个小标题。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尊敬，夫妇就有漫长的一生的路可走。” 老傅再次挥剑斩断情丝，重新回归家庭，回归平静、含蓄、温和而持久的感情。朱梅馥的“忍”与“爱”帮她度过了那场情感危机，保住了风雨飘摇中的家。从此以后，他俩再没有过感情风波，两人安静而美好，“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共同走完人生之路。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为了保持独立， 也因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 傅雷在他母亲去世后，就辞掉工作， 退出党派，专心他的翻译工作。 那是他一家的衣食来源， 也是他精神寄托所在。
即便与世无争，也躲不过那场“史无前例”。红卫兵闯进他们家，横扫一切。他们专门打他的脸，也专门打朱梅馥的胸。为了保护妻子，他一改沉默，故意开口刺激那些小将，让他们把目标对向他。朱梅馥心痛丈夫，便跪在地上哀求…… 面对屈辱和暴行，傅雷感到心悸，这“不是个人的胆识，使人类的堕落。”一直以来，“人类相爱”是他的理想，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面对无法实现的理想，像托尔斯泰，像甘地，像罗曼 · 罗兰，他依然选择宽恕，宽恕这些施暴的人，也宽恕自己理想破灭的忧伤。理想幻灭了，对这个世界已没有太多的留念，他们去意已决。 朱梅馥曾经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陪着丈夫，这是朱梅馥毫不犹豫地选择；由妻子相陪，这是傅雷习惯性的选择。 对于梅馥的死，很多亲友都觉得意外，施蛰存说：“朱梅馥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儿子傅聪也悲伤地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左图）、与傅敏（右图）1953年） 他们知道，以傅雷刚硬的、宁折不弯的性格，当时情况下，死是他的必然选择。可是朱梅馥不应该的，不管有多么艰难，多么委屈，她总是能把眼笑成一弯月牙，认识她的人，谁不说她像活菩萨？！可是我知道，她坚韧，她独立，她可以经受炼狱般的痛苦，那是因为她心里有一个人。如果那个人都不在了，她为什么还要再忍呢！ “我们现在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我的使命就是帮助和成全那个人”——她一直这么认为。 如同索妮亚对待托尔斯泰，“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也不需要。我已经那样习惯于关心他——”梅馥是夏娃，傅雷是亚当。按照《创世纪》，夏娃原是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朱梅馥也心甘情愿做傅雷的一根肋骨。女权主义者可以说她没有自我。可是，她的自我，分明就在“做一根最妥帖的肋骨”的信念中，如花般，坚韧、优美地绽放，那就是她安于接受的“自我”。  “我是一家中最不重要的人，还自认为身体最棒，能省下来给你爸爸与弟弟吃是我的乐处，我这个作风你在家也看惯的。” “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 “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对自己的爱情，朱梅馥自己未必能说清楚。为什么爱那个男人？是爱他的苦难童年？爱他的才华横溢？爱他的赤子之心？还是爱他的耿直刚正？爱他的善良敦厚？爱他的狂狷不羁？ 回首岁月，从十九岁满心欢喜地嫁给心爱的人，到五十三岁双双携手，平静离世。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里，这个温良、恭俭、贤淑的妇人，安心庄重地做着每一件事，把她美好的品性和气息晕染给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儿子傅聪说，“妈妈是家庭的‘神’，是温暖的来源，只要她在，就有融融和和的人情味。”“她才是家里最伟大的人，一切的人性，一切的爱，一切的联系都是从她温柔的身躯产生出来的。” 而她只是安然地做一根肋骨，默默地植入、支撑，身心交融，不可分割，也不想分割。那是她的宿命，她面带微笑，接受得如此心安理得，不带任何的挣扎和勉强，这种接受，于她，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朱梅馥傅雷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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