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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流的文学艺术家,都自觉地懂得最好的文学艺术成就或境界是人格性情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可通过中国的文学艺术家都相信“诗言志”、“文以载道”、“文以贯道”、“道成而上,艺成而下”、“依于仁、游于艺”而得到证据。屈原是中国最早的大文学家,但是屈原著《离骚》的动机源于思君王、怀故国之情不能自已而发之为文,而不是为了要当一个文学家才写《离骚》的。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五言诗的诗人,但是陶渊明却在其《五柳先生传》中明确表示自己写文章的唯一目的只是自我娱乐,其心中的所想所思则由“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枝叶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诸诗中可看到,完全是世道人心之感慨。李白、杜甫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诗仙、诗圣。李白虽然狂放,但仍自述为“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是以孔子的著作和事业为目标以自勉,也表述了自己并不是甘心止于只当一个诗人、文人而已。杜甫的志向,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诗里表述得更为明确。杜甫被称为诗圣,正是他把精神的寄托之处,只放在人伦世道的兴衰上。李白称自己写文章如“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他的文章完全是其人格性情的自然流露。杜甫写诗虽苦吟以达惊人之成就,而“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的文章也是以其本心的自然流露为最高境界。中国历史上还有如扬雄、韩愈、柳宗元,都是大文豪。然而,当扬雄老了以后却后悔自己年轻时所写的文章都只不过是纯粹的文艺辞赋,自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但他的志向却是继承孟子的学统而成一代圣人。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也反复地讲“文以明道”为写文章的宗旨,非在词藻雕饰。韩愈、柳宗元论文章,都重养德、养气。韩愈说德盛气充,则文自汩汩乎其来,都把文学看作是人生事业中次一等的事情,只不过是文人之流露而已。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家,如倪云林就自称他作画只不过是抒写胸中意气,也以艺术为人格性情之流露,为暇余自娱之事。中国历史上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不胜枚举。 西方的许多大文学艺术家,也认为文学艺术离不开人生,离不开生活。西方许多被誉为天才的人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当灵感来时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歌德曾说:“非我作诗,乃诗作我。”贝多芬所说的经常“忽闻天音”也是指艺术创作为人格之自然流露的现象,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毕竟许多人以文学艺术创作为自己一生献身全部精力而追求的事业,因此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中有许多人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艺为一独立的文化领域,以追求和表达“美”为目的,而不必问其“真”或“善”与否。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一个献身于创作的文学家艺术家,难免会产生以文学艺术追求为人生至上之目标的意念。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昭明太子在编《昭明文选》时,纯以“能文为本”,不以“立意为宗”以外,中国文学批评中,自古至今极少有“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相反,在古代文士之中,刻意求文之工者,常常被人讥讽为玩物丧志。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也”。中国文艺崇尚诗文以言志。主张文章要写真性情,崇尚文以载道,主张尚德扬善,这一点上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的注重纯粹美感的观点不同,也与西方传统文学主张表达幻想来世理想境界与客观的宇宙人生哲理的观点不同。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精神,体现在追求超越文艺之美本身而尚性情之真与德性之美,这正是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可爱之处与伟大之处,也体现了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人格。 中国人所崇拜的文学家、艺术家中,自古至今都有一些是放荡不羁的天才。这些人不愿受一般世俗道德观念的约束限制,也不愿受一般人所崇尚的利禄富贵的羁绊,而顺其自然之性格,不顾虑世俗之人的讥讽耻笑而抒发自己的才情。 文学家艺术家的想法,有时难免不与现实生活有一段差距,往往和现实相脱节而沉浸在一种想象的理想境界中。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人,西方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顾恺之的痴绝,米芾的疯癫,李白的狂放,这和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的疯狂毫不逊色。但总的来看,西方的文学家艺术家崇尚感情,轻视理性。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也难以割舍儿女之情,因此与经学家道学家往往互不理解。中西文学家艺术家之天性虽有不同,但最根本的是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精神和西方文学家艺术家有比较大的区别。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自觉地懂得最高级的文学艺术是人格性情的自然流露,因此,都把文学艺术作品的成就放在第二位,或者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很少有人倾注全部生命和精力作一个职业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且中国文学艺术家精神人格的形成,也很少有像西方那样是靠个人追求奋斗而形成的,是由于经历了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不幸和挫折后而形成的。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人格的形成不同于西方文学家艺术家,是因为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的人格是由经历不断的精神奋斗,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向上奋斗而形成的,而中国文学家艺术家的人格大多是由自然人文的熏陶以及内心的自我修养而形成的。西方近代的文学家艺术家,许多借恋爱、饮酒、逃出家庭或远离家乡国土,以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并且他们与自己的情欲抗争,顶住世俗的讥讽,战胜环境中的各种挫折以使自己的精神产生激荡,来寻找文艺创作的灵感。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则重视通过游历名山大川以开阔胸襟,发思古之幽情;读书破万卷,以尚友古人,胸襟开阔而情欲自灭。古圣先贤恒在心目,而自能不顾世俗之讥诽。中国儒家和道家所说的内心之修养,其核心尤在强调人既要能立足现实而且要超越现实,应事接物而心无所陷溺。然而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情境中,很容易使人产生空灵化、理想化的想象,使人的心思驰骋神往,悠然其中,幻化出新鲜活泼的意境,使现实生活的情景得到理想升华,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题材。因此,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人格的形成,可以不经过种种与现实相冲突的精神激荡,也是在由激荡中经各种奋斗而形成的。中国古典的文人,纯由自然人文之熏陶与内心道德之修养,以直达于一极高人格境界,如屈原、陶渊明、杜甫等。 我们知道,中国文人的人格之形成,主要在于自然与人文的熏陶与内心的自我修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人的人格之伟大处都不在于其表现一向上之企慕向往精神,而表现在其学养的纯粹深厚,性情的敦笃真挚,或胸襟的超越高旷,意趣的洒落自在。凡是受儒家思想陶养较多的中国古典文人,大都以前者见长,而以道家思想陶养较多的浪漫之文人,大多既以后者见长。前者的文学作品,善达真挚之性情,其文经常以气象胜、风骨胜;而后者的文学作品,则善达高旷之胸襟,而其文经常以神思胜、韵味胜;所谓文如其人者也。
(载自《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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