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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扎根于我国的传统医学，而西医则是随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正式的进入我国的一门科学。自从西医进入国门，两者的争端就从未停止过。在此，我就浅谈一下中医与西医的差别。 （一） 虽然每个人对现代化的效率的解释不太一样，以往现代化是高效率的代名词，而现在注重的是效益。即不但要高效率，而且要低消耗。而中医在治病时非常注重保护人体的正气，如感染性疾病，西医可称为“关门打狗”，而中医是“开门驱寇”。西医讲究对抗治疗;而中医对待致病原，不但有“清”法，还有“汗”、“下”、“利”等法，使得邪有出路而不伤正。又如内伤疾病，老年人常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脑动脉硬化”等病，如此之多的诊断，临床上患者服用西药至少将近四、五种，多则二十种，而中医以证论病，一证统多病，从证型选药既简明也要扼要。所以，中医，是把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宇宙的组成体来对待的，而西医则把人体当作一个机器来看，哪里有问题，就把哪里的“零件”换一下，所以两者在对生命的认识的层面上不同。 （二） 中医在形成初期，是吸收了“周易”，“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以《周易》，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是一以贯之。表现为道家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因此，尽管中国文化的内部博大精深，但都没有离此鸿沟。就中医学自身发展而言，受道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就更大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岐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由于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所以，中医学在道教的影响下，以其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维模式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将元气论，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转化为医学伦理，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和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而西医在形成初期，吸收了古希腊的元素论，原子论，并把它转化为医学理论，以此为基础来理解和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规律。具体可从以下4点来分析： 1．对世界的本原的认识不同。 中医传统系统论认为世界的物质是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从《周易》的“太极”、道家的“道”和“一”、儒家的“太一”到元气论的“元气”，都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个混沌未分的统一体，世界和万物是由这个统一体产生出来的。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的。 2．发生的机制不同。 中国传统思维认为世界和事物是“分化”发生的，是由混沌未分的统一体分化而成。《老子》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传》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明白无误的道出了与西方原子论完全相反的世界观。而西方原子论认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复杂的高层次是由简单的低层次组合而成，最终都是由最小的，作为本原的“原子”、“元素”组合而成。 3.对事物的整体性的认识不同。 中国传统系统理论认为世界和事物的本原是一个统一体，事物从本原上就是不可分解的，部分始终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不可分解性是事物整体性的本质。人的组成和特性决定了其不可分解性。西方原子论认为的“组合”观认为人的整体可分为部分，再把各部分分解为更为细小的部分，直至分解到本原的“原子” 4.运动的源泉不同。 西方原子论强调原子的不可分，没有内部的矛盾。相反，中国传统思维认为事物的动力源泉在于本原的内部，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变化，是“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阴阳交而生物”，由此构成了内原的矛盾运动和事物的千变万化。 5.还原观不同。 “还原”的本质是把事物或现象“还”到其“还原状态”来认识或说明，西医贯彻的原子论是“实体”观，按照原子论，是要“还”到原子来认识的;按照中国的系统论，是要“还”到“混沌未分的统一体”来认识，“整体”才是本源性的最终说明。 总而言之，西医的思维是还原论思维，而中医的思维方式则是传统的系统论思维。以中外最近对经络的研究为例，中医在研究时遵循“元气论”的传统，认为事物的本源是“气”，“气”是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体。“气”不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是实在。而经络是气的通道。而西方则是用“原子论”来研究，企图找到“气”、“经络”的物质实体、物质结构。在他们的思维里，有该“结构”，就一定可以用实验，实测的方法找到。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西医两种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 （三） 而西医认为心脏是人和脊椎动物器官之一。是循环系统中的动力。人的心脏如有我的拳头，外形似桃子，位于横隔之上，两肺之间而偏左。主要由心肌构成，有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四个腔。左右两个心房和左右两个心室之间均由间隔隔开，故互不相通，心房与心室之间有瓣膜，这些瓣膜使得血液只能由心房流入心室，而不能倒流。心脏表面靠近心底处，有横位的冠状沟几乎环绕心脏一周，仅在前面被主动脉及肺动脉的起始部所中断。沟以上为左右心房，沟以下为左右心室。在心室的前面及后（下）面各有一纵行的浅沟，由冠状沟伸向心尖稍右方，分别称前后室间沟，为左右心室的表面分界。左心房，左心室和右心房，右心室的正常位置关系呈现轻度由右向左扭转现象，即右心偏向于右前上方，左心偏于左后下方。心脏是一个中空的肌性器官，内有四腔：后上部为左心房，右心房，二者之间有房间隔分隔；前下部为左心室，右心室，二者以室间隔间隔。正常情况下，因房、室间隔的分隔，右半心与左半心不直接交通，但每个心房可经房室口通向同侧心室。右心房壁较薄。根据血流的方向，右心房有三个入口，一个出口。入口即上、下腔静脉口和冠状窦口。冠状窦口为心壁静脉血回到心脏的主要入口。出口即右心房，右心室借助其通向右心室。房间隔后下部的卵圆形凹陷称为卵圆窝，为胚胎时期连接左右心房的卵圆孔闭锁后的遗迹。右心房上部向左前突出的部分称为右心耳。右心室有出入二口，入口是右房室口，其周围附有三块叶片状瓣膜，称为右房室瓣（即三尖瓣）。按位置分别称前瓣，后瓣，隔瓣。瓣隔重向室腔，并借许多线样的腱索与心室壁上的乳头肌相连。出口称为肺动脉口，其周缘有三个半月形瓣膜，称肺动脉瓣。左心房构成心底的大部分，有四个入口，一个入口。在左心房后壁两侧，各有一对肺静脉口，为左右肺静脉的入口；左心房的前下有左心房室口，通向左心室。左心房前部向右前突出的部分，称为左心耳。左心室有出入二口，入口即左心房室口，周缘附有左房室瓣（二尖瓣）按位置称前瓣，后瓣，他们亦有腱索分别与前后乳头肌相连。出口为主动脉口，位于左房室口的右前上方，周缘附有半月形的主动脉瓣。左心室，左房室口，二尖瓣。肺静脉在心室收缩时阻止血液逆流回心房，左房室口，左心室，二尖瓣，主动脉口，主动脉瓣在心室舒张时防止血液逆流回心室。右心房，上、下腔静脉，冠状窦口，右房室口，三尖瓣在心室收缩时阻止血液逆流回心房。右心房，右房室口，三尖瓣，肺动脉瓣，肺动脉口在心室舒张时防止血液逆流回心室。在右心房室和左心房室之间各有一组房室瓣，分别叫三角瓣和二尖瓣。他们是单向瓣，允许血液从心房向心室流动，并防止其向反方向（即心室向心房）流动。所以，血液的流动方向为:上下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肺循环——肺静脉——左心房——左心室——主动脉——体循环——上下腔静脉。心脏的作用是推动血液流向器官，组织提供充足的血流量，以提供氧和各种营养物质，使得细胞维持正常的代谢和功能。体内各种内分泌的激素和一些其他体液因素，也要通过血液循环将其运送到靶细胞，实现机体的体液调节，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此外，血液防卫机能的实现，以及体温相对稳定的调节，也都要依赖血液在血管中不断的循环流动，而血液的循环是由于心脏“泵”的作用实现的。成年人的心脏重约300克，他的作用是巨大的，例如一个人在安静状态下，心脏每分钟约跳70次，每次泵血70毫升，则每分钟约泵5升血，如此推算，一个人的心脏一生泵血所作的功，大约相当于将3万公斤重的物体向上举到喜马拉雅山顶。 （四） （五） 中医治病指导思想是用发展和动态的观点对待疾病。疾病永远是在不断变化，静止是相对的。中医许多治则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比如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温病卫气营血的不同层次治疗；扶正祛邪，去腐生新，活血化瘀等疗法。而西医临床疗法是相对静止的，在某一阶段，某一范围是有效的，超越这一阶段，这一范围，治疗效果就差。例如骨折的治疗，西医治疗主要是单纯骨固定，被动恢复，而中医则是动静结合，配合中药活血化瘀，主动恢复，临床效果明显优于西医。体现了两种临床指导思想。再如肿瘤的治疗，手术切除是西医的主要的治疗手段，肿瘤切除后即临床治愈，后续放化疗仍停留在治疗残余肿瘤细胞上。而在中医看来，病人脏腑偏盛状态还在，肿瘤复发的内环境还在，用发展，辨证，联系的观点对待身体异常情况，治疗还需相当一段时间。 3． 中医看“时间，气候”，西医查“细菌，病毒” “中医学实际上就是时间医学”无论医著《内经》中有关五运六气的讲解，汉代医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还是清代医家吴鞠通所著《温病条辨》等医家经典，无不将时间体现在起病，诊病，康复等各方面。如《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言“……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结，乃为洞世；夏伤于暑，秋为疴疾，秋伤于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四时之气，更伤五藏”，《伤寒杂病论》有关太阳病的的论述中则有“太阳病欲解时从已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戊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而《温病条辨》中则有“冬温”，“秋燥”，“夏温”，“伏暑”。也就是说，由于时间不同，气候不同，中医判断疾病的性质，病因，治疗方法等方面均有所不同，而在相同的时间，气候条件下，不同的疾病的起病，诊治也可以相同。也就是通过时间，气候判断，可以直接判定人体所患何种何类疾病。这些都体现了中医认病，治病的时间观。 （一）中医用药 道之广阔，无时无处不在；道之高深，各行各业均可运用。悟得“道”而用之，则轻松自如；不懂“道”，而只知用术，则劳而无功。《存存斋医话稿》说：“学医如学弈也。”《褚氏遗书》说：“用药如用兵。”为什么用药如下围棋，如带兵打仗呢？因为三者都体现了同样的“道”。下围棋要有全局观，要在无子处着眼，防患于未然，精细度算。辨证用药也讲整体观念，上工治未病，未雨绸缪。下围棋以布局为先，之后弈随棋转，审时度势，灵活变化。辨证用药先识病后论治，治随证转，因势利导，先无定法。下棋与用药一样重势不重子，不靠特别之子，不仗特别之药，而在于棋的大势，方的配伍。用兵与用药也都通于“道”。《太兵兵法》之“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导出医学的“上工治未病”。从《晏子春秋》之反对“临难而锥兵，噎而遂掘井”，推出医学的“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的预防思想。兵法讲奇正，用药讲常变；《孙子兵法》训示兵家“知天知地，胜乃无穷”《内经》告诫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明代张景岳用八卦图演绎治法。清代柯琴在《伤寒论翼·六经正义》中，以“兵法喻治法”，来论述伤寒六经。温病学家王孟英在《霍乱论》中说：“为医为将，理无二致。”此语非常确切，因为中国人善于求同，善于向上抽象出共性。医家，兵家，弈棋以及其它行业的共同规律就是《易》中的哲学规律就是“道”（中国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莫不是其道，法，技艺的统一），所以高明的医生，一定要以心悟道。悟道并非易事，不仅要用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深邃的智慧和高度的抽象能力。因此，悟道是一种很高的境界，而不是医生入门的途径。要学医，就要从一定得分法度入手。晋之书道演绎成唐之书法才能普遍被人习练，棋道写成棋谱才能供人学习兵家之道演变为兵法之书才能被将领们掌握。医道在治疗上，也就是演变为治法。《医学心悟》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尽之。盖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一。”八法皆源于阴阳变化之道，体现阴阳变化之道，是阴阳变化之道的具体化。在具体处理病人的时候，法依然比较抽象，它还需要具体化为选方选药的技艺。《医学阶梯》说：“故仲景用方唯在用法，乃法在方之前，方又在法之后，而方法综合，故鼓之应许”又按仲景用药，尽得岐伯心法，不在词语，而在用意，意在法到，法道则方无所不到。这段话清楚的说明了“道”、“法”、“技”。“道”要靠“意”来领悟，故中医历来强调“医者，意也。”另一方面，技艺是医生的基本功，是可以直接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医生只有加强对技艺的学习，才能“法进乎道”从而真正的理解“法”与“道”的精髓。 执简驭繁是中医用药的一个特点。中医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也看到了人和疾病的复杂性。就病因而言，中医不看重特异性的病因，而看重“关系”。“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邪正关系；“阴胜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阴胜则寒，阳盛则热”“阴虚则内热，阳虚则外寒”，是阴阳关系。就病位而言，有卫气营血，三阴三阳病位深浅的关系变化；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及“母病及子”，“子盗母气”等脏腑传变关系，就疾病的表现和预后而言，中医重视的是人病关系。在中医看来，自然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运动的复杂系统，人是自然界的一个子系统，同样是开放的，运动的，和复杂的。人体内又有同样开放，运动，复杂的子系统和子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之间，子子系统之间以及人和天地万物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交互作用。在人的疾病或健康的变化中，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复杂的交互作用。所谓因果关系，不过是人们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对普遍的交互作用的某一个环节的考察和把握。而真正是人们的健康状态发生变化的终极原因不在局部，不在某一特异的病因，而在于人这个复杂的系统的内部的子系统的交互作用。在于人与自然，社会诸事物的交互作用。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既不能用还原的方法在低层次找到真正的病因，也不能用各种特异性的“魔蛋”去消灭特异性的病因，我们只能从整体上把握关系、协调关系，而把握和协调关系的理论武器，就是《易》，是《易》中阐明的哲学之道。明代医家张介宾说：“医之为道，心身易也。”“是以《易》之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卜，咸寓尊生之心鉴。”认为医学理论是《易经》理论在人体的运用。《易》包括简易和变易。《易》把一切事物都简化为阴阳变化之道。“合二而一为太极，一分为二为阴阳。”“一阴一阳谓之道”。人体的健康与疾病，药物，食物的性味，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个规律。所以在诊断病人的时候，不要被复杂的现象所蒙蔽，不要在琐啐的枝节上纠缠不清。“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一也”只要抓住了八纲，尤其是阴阳总纲，就抓住了病变的本质。“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一也。”遣方用药，只要抓住了阴阳变化规律，从整体上调节即可。所以《景岳全书》说：“万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为求本为要。”“万病之本，只此表、里、寒、热、虚、实六者而已。”而此六者又总归于阴阳。所以，在辨证论治上，应执简驭繁，抓住八纲。在方法用药上的简易之法，一是药物不要繁杂，不要下大包围。用药复杂，则相互制约而影响疗效。古人主张“删除枝叶，擒贼擒王，无枝枝节节而为之。”而是结构要简明，君臣佐使，各行其职。《医门法律》说：“药之治病，各有其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使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中医方剂不是追求一药一物之功，而是追求方剂的整体效果，这个效果依赖于各个药物君臣佐使及七情合和的配伍效果。《易》的变易之意在中医中运用很多。中医认为，无论天地还是人体，无论人健康还是疾病，都是恒动的。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遣方用药也应随人而变，随证而变，随环境而变。古人说：“立方之法，贵活也，贵简也。”要“随证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千变万化之中，具有一定不易之理，活泼圆机，非有语言文字所能解说，在学者心领神会而已。”在医道医理的指导下灵活变通的遣方用药，是中医的一大特色。遣方用药的灵活性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用药之活，二是用量之活，三是炮制之活，四是服药之活。用药之活主要体现在药物的配伍关系上。茯苓得白术则补脾，得车前子则利水，的泽泻则渗湿。羌活与防风配则治诸风，与苍术配可知身痛。中医虽然看重药物本身的作用，但是更看重配伍以后的整体效果。用量之活则指方中的每味药的剂量不要太死板。地有南北，人有强弱，药有刚柔，病有缓急，一切都要灵活变通。此外，炮制，煎药和服药的不同也会影响疗效，比如晒炒可以增强药物的活血通脉、祛风止痛的作用；盐水炒可以增强滋阴降火的作用等。只要悟道至深，就可以以道驭法，以方驭药，因人、因病、因时、因地而灵活运用。 针对功能之证，而不针对结构之病，是中医用药的第三大特点。中医认为人的生命是由气化活动构成的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的理论是由诺贝尔获得者普利高津提出。即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的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的变化达到一定的值时，可能从原有的混沌无序的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种在远离平衡情况下所形成的新的有序结构就是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的形成需要三个条件：开放、系统、远离平衡，内部存在非线性性相互作用。耗散结构是自我组织起来的有序结构，是由耗散形成的“活”的结构，是“耗散过程流”的表现，是功能的结构。中医正是从气的升降出入上把气化理解为一种耗散过程，把人看做一个开放系统，把气化活动分为“根于中者”和“根于外者”两个方面，两方面的统一形成作为生命活动的气化运动。“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根于外者，命曰气立，气止则化绝。”“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既然人的生命本质是气化活动构成的耗散过程流，而结构仅仅是这个过程流的表现。那么，疾病的根本原因就是气化的过程异常，而不是结构的异常。“百病皆生于气”，疾病就是气机异常及其所引起的功能混乱。“所以病之生也，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也，亦不离乎气。”“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字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也。是为明哲不凡者，乃能独见其处，撮而调之”。遣方用药的目的，不是针对任何结构，而是调理气机，恢复功能。 哲学、科学、技术融会贯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是高明的西医医生的重要特点。无论是西医学还是西药学，其可重复性、可证实性或可证伪性都很强，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因此，西医用药的科学性更为突出。西医对人体各层次的结构、要素、相互间的关系及有关功能都有清晰准确的认识，对特异性的病因（细菌、病毒等）的结构、成分、致病物质及致病机制都有科学的认识，对药物的化学结构、作用、不良反应、在机体内的代谢过程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西医用药没有太多的随意性，而只能根据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按照客观规律准确的选择药物，西医给药的途径很多，如口服，含化，肌肉注射，静脉注射等等。不仅要求医生掌握相关的科学知识，还要求掌握相关的科学技术，如静脉穿刺、腰穿、胸穿等等。不仅要动脑，还要动手，要在动手的过程中达到精确性、客观性、标准化和高效率的统一。正因为如此，医学又被看做一种技术。不过，西医医生的技术毕竟不同于手工艺人和工匠的技术。一方面，他必须遵守医学的科学规律，其精确性、客观性、标准化和高效性都远超过手工艺人和工匠；另一方面，他的对象是人，他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去理解、体验、传达和表现情感，因而他的技术应当升华为艺术。医生是艺术大师而不是匠人。由此看来，西医医生必须兼备科学家、技工和艺术家的本领。西医用药必须做到科学、技术、艺术的统一。当然，仅仅如此不能算作为一名高明的医生，因为高明的医生还必须有哲学家的智慧。虽然西医并不主张用哲学之“道”来代替具体的科学和技术，但他依然强调哲学的指导作用。希波克拉底主张“医学家必须同时为哲学家”盖仑也说：“我是把以往最熟练的、最聪慧的医生和最好的哲学家的意见作为我的准绳。治疗的艺术源于理性和经验相结合。只有使用这两种方法的人才能把它做得更出色，做得更好。”他认为，最好的医生应该是哲学家。医学规律充满了唯物论，也充满了辩证法。疾病发生及发展中的内因和外因、损害和抗损害、原因和结果、局部和整体等等，无不体现了哲学的规律。治疗中的治愈和自愈、治病和致病、对因治疗和对证治疗等等，无不体现了对立统一的规律。所以高明的医生在用药之际，必须用哲学的智慧来驾驭科学知识和医学技艺。 针对结构之病，局部定位治疗是西医治疗的一大特点。西医强调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异常只是因为结构异常。任何疾病都必然与一定的解剖结构相联系，治疗疾病主要是纠正异常的结构。西医的特种观念在古代就已萌芽，但是在近代才逐步的强化。17世纪，西顿纳姆在疾病的分类中做了初步的尝试。18世纪，由于解剖学的发展，对人体的正常结构已有了相当清楚的认识，从而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若干异常的形态学变化进而寻求疾病的实体所在。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尔干尼仔细的描述了疾病影响下的器官的变化，开始有“病灶”来解释症状的出现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初步形成了局部定位的观念。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从尸体解剖和病人活体检查中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细胞的变化，由此建立了细胞病理学。他认为：“细胞本身和与其他连接的区域是病理发生的场所。”“细胞的不正常活动是各种疾病的根源。”疾病的本质是机体的一部分改变，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或一群细胞的改变。至此，局部定位和结构第一的观念深入人心。目前人们的认识已经从细胞深入到分子、亚分子、深入到基因水平。但是，诊治的思想依然是发现和修正有病的局部结构。 （七）中医与西医各自的发展规律不同 在生理学方面，自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以后，18世纪生理学更是深入的发展，哈勒成为了18世纪生理学的领袖。18世纪以前，医学家对神经生理的研究很少，哈勒则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生理学家也做出了贡献。苏格兰人贝尔（c.bell,1744—1842）发现了背脊的前后角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司感觉，一个司运动；英国人黑尔斯侧重于温度是影响消化的重要因素；意大利人斯巴兰桑尼研究指出胃壁的搅拌作用有助于食物的研磨，胃液是胃分泌的产物。18世纪末，解剖学作为西医学的一门学科已经比较成熟，此后在这门学科的基础上诞生出一批新学科——比较解剖学，人类学，细胞学，胎生学和病理解剖学，这些新学科的出现预示着西医学将沿着细致分科的道路发展。同样在18世纪，由于数学的发展，人们着眼于用数学方法分析资料，统计学应用于西医学，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是英国人蒎蒂，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医生，喜欢经济学，1662年与友人合作，出版了《对伦敦死亡表的自然，政治的观察》企图分析人口的死亡率，罹病数及其与生命统计的关系。但当时仅有几个人参加，而且调查结果不令人满意。18世纪更多人喜欢统计学，如莫夫里运用大量统计学眼里研究生命问题。1761年普鲁人苏斯米奇发表《通过生产，死亡，繁殖而表现于人类的神的意志》，他的写作动机虽然不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但是书中运用的新的统计方法却使这本书成为了科学史上的有价值的文献。从此，统计学研究进步起来，1801年英国首先应用统计学进行国事调查。 以上这些学科在18世纪取得的成就，反映出近代西方医学重视基础学科的科学特点以及西方医学由观察、假设、求证（解剖或试验的方法）、分析、统计、最后得出结论的发展规律。 2．中医学的发展规律 于西医学相比，中医学的发展没有经过从基础到临床的演变过程，而是始终以临床实践为核心，在实践中缔造中医理论。在18世纪，中医学的突出成就莫过于温病理论的诞生，而18世纪的温病学家中又没有一个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家。叶天士终日忙于应诊，无暇著书立说，他的代表作《温病论》还是游洞庭山时，由他亲自口述，学生记录整理完成的。正是因为叶天士的实践经验丰富，他才能吸收明代医家吴又可关于温邪从口鼻而入的观点，又根据肺主卫，外合皮毛的理论，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的认识，并根据表证不解，温邪入里或热扰心神的不同表现，得出“卫之后方言气”和“逆传心包”的看法。气分里证不解，可扰心营，进而动血耗血，可在卫分气分证之后发展为营分和血分诸证，由此构成完整的卫气营血辩证法，奠定了温病学说的基础。如果离开临证实践，没有丰富的经验做基础，就算把《内经》和《伤寒论》背的很熟，也无法体验出温病的传变规律，无法总结出《内经》和《伤寒论》都不曾记载的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实践时中医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所以，围绕实践发展是18世纪中医学的发展规律。 从以上18世纪中西医各自的发展规律可以发现，中医与西医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在18世纪西医学重视基础学科，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都在此时得到了发展，而中医在此时则紧紧围绕“实践发展”这一中心思想进一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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