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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尧 “严复”这个名字，今天的人们或许有些眼生，但对于120多年前中国知识界而言，那可是喧喧赫赫、如雷贯耳。在当时发生的那场耸动朝野，震撼宇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策划实际运作的政治领袖，那么严复堪称是奠定其理论基础的思想领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若无严复那源自《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强保种”之类的舆论弘扬，维新变法运动就很难迅速的聚拢人心，获得能量，从而蓬勃浩荡起来。 对于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思想领袖地位，心高气傲、自许“可为内阁总理”的梁启超是心悦诚服的：还是维新运动展开之初的1896年，他在与严复交往后，即有“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之表白；到了民国初建的1913年，他更在贺严复六十诞辰的“寿诗”中，发出“震旦流传此导师”的咏叹。立志欲为帝王师、言天下大计的康有为对于严复，虽无梁启超那样的激情点赞，但从他后来“致林纾”诗中的“译才并世数严林”之句，亦可略窥其赞许之意。 出人意表的是，被康梁引为“同道”且多方榆扬的严复，却并不欣赏和推重康梁，他不仅在维新变法运动时即对康梁的言动不予苟同，多所规正，而且在戊戌政变后对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行为，也认为是“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及至晚年时分，说到变法失败一事时，他更是义愤填膺，指斥康梁是“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而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 同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登高揭帜的领袖人物，彼此相待何至于如是悖逆？究其原委，并非偶然，实属势之所趋，理所必至。 （一） 1894年的甲午战败，宣告了此前30年中国科技救国之“洋务运动”的破产。如何拯救国危，自强保种，再次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峻迫课题。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考，较之于洋务运动时期已大为深化，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这个时候，国人已从先前的“器物上感觉不足”进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经过痛苦比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渐次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仿效欧英、日本的制度模式，改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政体。正是在这个大目标下，康梁和严复走到了一起，并同时成为变法运动中的“弄潮儿”。然而，具体到如何设计和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政策方略上，康梁和严复却自有途程、各不相能。 康梁在投身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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