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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录之三)“震旦流传此导师”——管窥严复_李道尧

 会飞的鱼舍得 2015-10-17
李道尧
“严复”这个名字,今天的人们或许有些眼生,但对于120多年前中国知识界而言,那可是喧喧赫赫、如雷贯耳。在当时发生的那场耸动朝野,震撼宇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是策划实际运作的政治领袖,那么严复堪称是奠定其理论基础的思想领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若无严复那源自《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强保种”之类的舆论弘扬,维新变法运动就很难迅速的聚拢人心,获得能量,从而蓬勃浩荡起来。
对于严复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思想领袖地位,心高气傲、自许“可为内阁总理”的梁启超是心悦诚服的:还是维新运动展开之初的1896年,他在与严复交往后,即有“天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之表白;到了民国初建的1913年,他更在贺严复六十诞辰的“寿诗”中,发出“震旦流传此导师”的咏叹。立志欲为帝王师、言天下大计的康有为对于严复,虽无梁启超那样的激情点赞,但从他后来“致林纾”诗中的“译才并世数严林”之句,亦可略窥其赞许之意。
出人意表的是,被康梁引为“同道”且多方榆扬的严复,却并不欣赏和推重康梁,他不仅在维新变法运动时即对康梁的言动不予苟同,多所规正,而且在戊戌政变后对康梁在海外的“保皇”行为,也认为是“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及至晚年时分,说到变法失败一事时,他更是义愤填膺,指斥康梁是“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而敛人财,恬然不以为耻”。
同为维新变法运动中登高揭帜的领袖人物,彼此相待何至于如是悖逆?究其原委,并非偶然,实属势之所趋,理所必至。
(一)
1894年的甲午战败,宣告了此前30年中国科技救国之“洋务运动”的破产。如何拯救国危,自强保种,再次成为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峻迫课题。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考,较之于洋务运动时期已大为深化,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这个时候,国人已从先前的“器物上感觉不足”进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经过痛苦比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渐次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仿效欧英、日本的制度模式,改革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政体。正是在这个大目标下,康梁和严复走到了一起,并同时成为变法运动中的“弄潮儿”。然而,具体到如何设计和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政策方略上,康梁和严复却自有途程、各不相能。
康梁在投身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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