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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过客·张之洞·政坛高手(2)

 西医也在学中医 2021-07-06

武汉过客·张之洞·政坛高手(2)

2021-07-06 12:18·热情的金桔A

4.从支持到抵制康梁

甲午战争后,张之洞继续筑路、办堂、兴商、练军、派留学生,但数十年经营并未富国强民。维新派嘲笑洋务派说:“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先为,法律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张之洞继续坚持“变事”,反对“变法”、“变政”、“变制”,维新派走在洋务派的前面,不仅“变器”、“变事”,更要求“变政”、“变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是1895年5月2日的“公车上书”。当时,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反对。康有为趁入京会试,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康有为的爱国热情,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和洋务派在拒和、练兵等问题上有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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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罗奇油画

光绪帝接受康、梁变法主张,以上谕发给各省督抚,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拆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并无一条超出洋务派已经进行几十年的实践。闰5月27日,张之洞上了一道《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了与康有为上书几乎完全一致的内容,也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要求,同时提出练陆军、练海军、造铁路、制枪炮、开学堂、讲商务、求工政、派游历、预备巡幸之所等9条措施。这些措施并不比光绪帝公布的内容逊色。张之洞提出这些措施,打的也是“变法”旗号,他说:“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此大耻。”可见张之洞当时和维新派在一定程度上有政治上的共识。

1895年秋,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先后有梁启超、麦孟华、文廷式、沈曾植、陈炽、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袁世凯、徐世昌等20余人参加。曾得到了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张荫桓等人的支持。地方大员中的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武员中的聂士成、宋庆都参与了强学会的活动。

北京强学会初具规模时,康有为前往上海,准备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寄厚望于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康有为于10月17日出京,11月1日到达南京,在南京住了20多天,当时张之洞对康有为的前来,非常高兴,每隔一日必举宴招待他一次,当晚必屈膝高谈“共开强学,窃图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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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强学会序》里,张之洞还亲自署名,拨款5000两为强学会会费。张之洞支持康有为成立上海强学会,但“不信孔子改制”。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本身就是“托古改制”,并非考证孔子如何改制,康把孔子打扮成另外一副模样,如果从考证的角度看,的确是穿凿附会。在张之洞这样的孔孟派眼里,是离经叛道的,自然谈不到一起去。

康有为因“母寿须归”,上海的强学会要有人主持。11月16日康有为给两湖书院史学教习汪康年写了信,约他来沪主持强学会。康有为于11月中旬由南京达上海,张之洞派梁鼎芬、黄绍箕等人陪同,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成立后出版强学报,该报“创刊号”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署孔子卒后2373年,刊载了《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京师学堂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和张之洞署名的《上海强学会序》等文。此时,后党顽固派杨祟伊弹劾北京强学会,该会遭到封闭,直接牵连到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张之洞见风向有变,立即让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停止活动,对强学报以孔子纪年表示反对。用孔子年号与大清纪年并列,张之洞不敢,也不能容许。在强学报被封的前后,汪康年由鄂达沪,接管了该报的款项和家底,于1896年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时务报》,成为维新运动期间影响最大的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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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

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被封,主要是顽固派的攻击造成的结果,张之洞与维新派的矛盾初步表面化。梁启超与汪康年举办《时务报》,他在两湖发行。“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按期收发《时务报》,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全省计发288份,由湖北善后局汇总支款。他写信给梁启超,约梁来鄂商量要事,捐助500元。梁启超曾应张之洞所请于1896年末来武昌,张之洞邀请他担任两湖书院院长,“以千二百金相待”。但梁启超以“沪上实不能离”辞去。张之洞再三挽留,梁启超“固辞”回沪。

张之洞与《时务报》不久出现了冲突。这是因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论学校》的文章,批评张之洞在江南编练自强军所聘德国洋员薪金太高。梁启超由湖北转沪后大写维新变法的文章,尤其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公羊》“三世”、《礼运》“大同”等学说,逐期阐述后,张之洞也认清了维新派与自己“变事”与“变制”的分歧。在《时务报》第四十册《知耻学会序》中,梁启超指责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政策,说他们“习言语为奉承西商之地,入学堂为操练买办之才”,抨击封建官僚“老而不死”。张之洞立即电令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湖南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久梁启超离沪,《时务报》由汪康年主办。

汪康年在办《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早有矛盾,汪康年决定把《时务报》改为《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发刊,刊登了汪康年的跋文,说明《时务报》是“南皮张制军提倡”,自己“倡设”,梁启超只不过是他们延请的主笔之一,现遵旨“暂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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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见此情景,指斥汪康年私改名《昌言报》是抗旨,致电两江、两湖各省,禁发《昌言报》;又通过光绪帝于8月22日颁发谕旨,让黄遵宪去上海查核。汪康年也不示弱,多方抵制,请张之洞出面干预。张之洞此时早与维新派分清泾渭,公开对抗了,8月26日致电孙家鼐说:“《时务报》乃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未领官款,天下皆知,事同商办。”“康自办官报,汪自办商报,自应另立名目,何得诬为抗旨?”孙家鼐对康、梁维新派本来就不满,一见张之洞从中主持,立即回电:“同意。”

由于张之洞、孙家鼐等人的支持,康、梁要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竟未成功:黄遵宪奉旨查办,刚到上海时“戊戌政变”即发生。“政变”发生后不久,《昌言报))也即停刊。

不久,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坐镇两湖。湖南省是维新运动的一个中心地区,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继任督学徐仁铸、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后去的梁启超等都在这里。他们开办时务学堂、组织南学会、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倡言变法,这里的维新活动成为全国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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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张之洞对维新活动的认识不深,对湖南的活动未加干涉。后来,他逐步看清了维新派的主张,就不再坐视了。1897年4月,湖南办《湘学报》,张之洞还以为该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只是“有素王改制一语,语意未甚明晰,似涉新奇……此语由编纂者一时讹误,词不达意。”但总起来说,“此报均属平正无弊”,令湖北各衙购阅“发给书院诸生阅看。”到1898年4月,湖南维新派大张旗鼓,宣传“改制”之说,照例把《湘学报》寄往湖北。张之洞一反常态,指斥该报“谬论甚多”,立即咨文湖南,“湘学报一项,湖北难于行销,以后勿庸续行寄鄂。”

1898年3月,唐才常在湖南创办《湘报》,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人改革政治、抨击清朝政府的文章。3月29日,《湘报》刊载了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掺”、“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等学说,措词激烈。张之洞看后极为震怒,致电陈宝箴、黄遵宪说:“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并说他写了《劝学篇》,“意在正人心”,以矫正谬说。自张之洞去电后,该报不再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观点激进的文章,陈宝箴原来给该报馆每月200两的公款,也不再支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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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直接控制的湖北武汉,与湖南相比,维新气氛沉闷。湖北在维新运动期间虽也有过组织活动,但宗旨终未脱离张之洞洋务运动的藩篱。例如:1895年在武昌出现的“中国公会”,创办人是汪康年。汪康年是张之洞两湖书院史学斋教习,又是张之洞孙子的老师,为张之洞幕僚多年,受濡染很深。虽然较早地设立了学会,但该会宗旨不过翻译西书,探讨“中国之所以贫弱,西国之所以富强”的原因,讲明孔圣之教,“以端心术、守圣教”,全都是洋务派的“变事”内容。又如1897年在武昌成立的“质学会”,其章程谓“斯会大旨,意在劝学,务崇质实。”故称质学会,活动范围为分科学习、编印学报、译著书籍,学习内容谓“须知六经皆圣人经世之书,西国富强之术,不能出其范围”,故以“六经诸史,以植其体;达之中外古今,以拓其用”;六经之外,就是农、工、商、兵、格致等学科,脱不出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窠臼。

维新变法运动在武汉没有能引起多大的波澜,这与张之洞的政治思想是有关的。在洋务活动中,张之洞推行“新政”颇为积极,在政治领域中的维新变法方面,他却是一个深谙权谋的反对派。

维新派为了阐明自己的变法主张,发表了许多论辩性很强的文章,批驳了张之洞反对君主立宪、反对人民参与政权的主张。张之洞则在1898年在武昌写了《劝学篇》,仍主张兴办洋务,系统阐明以忠君保国为宗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由门生黄绍箕进呈。1898年7月25日,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详加披览”,以为“持论平正通达”,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广为刊布。后来“戊戌政变”发生,因张写了《劝学篇》,和维新派主张有所不同,没有遭到清廷责罚。

谭嗣同等6君子被逮,张之洞对自己的门生杨锐设法营救,致电驻京的湖北臬司,说杨锐“系由陈右铭(宝箴)中丞保,与康无涉”,让他设法解救,没有成功,杨锐等人被迅速杀害。10月初,慈禧令查禁湖南的南学会等维新组织,陈宝箴被革职。张之洞虽也表示“不胜骇叹”,还是雷厉风行地把维新派设立的“保卫局”改为保甲局,解散了“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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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塑像

变法失败,康有为等逃亡日本,受到清政府的通缉。为捕拿康、梁等人,张之洞在武昌会晤日本领事小田切,请他协助缉捕,小田切未允。以后,张之洞又多次与日本领事及有关人员通电,极力攻击康有为及维新运动,要求日本方面把维新派引渡给清政府,事情虽未成功,但给维新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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