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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7 月/20 日/第 018 版期刊

《强学报》始末

汪云 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一般而言，报刊的知名度及其影响力与其发行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但也有相反的特例，《强学报》就是其中之一。

《强学报》创刊号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 1 月 12 日)出版，第二号刊于5天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1896 年 1 月 17 日)，随后即遭查封。虽然它只公开发行了两期，但它诞生于维新派奋发之时，夭折在洋务派与保守派合力围剿之中，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因此有着显著的历史地位，是近代史或者报刊史中不能不提及的刊物。

甲午惨败，彻底打破了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迷梦。要变法，要自强，要振兴中华的呼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 年4月)以“公车上书”为标志的维新运动兴起，自此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的维新派人士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将自己对社会、时局的思考公之于众，维新派人士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先进、最快捷、最有效的舆论传播工具——报刊。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以报馆为倡始”，开展政治活动，积极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以催化整个社会思潮的逆转。

康有为从“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的认识出发，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底八月初(1895年9月)，联络帝党官员，如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沈曾桐、丁立钧、张孝谦等人“各出义捐”，在北京成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以此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强学会也因此声势顿起，连李鸿章也曾表示要捐 2000 两银子入会，由于甲午战败后他的名声不好，没有被强学会接受。这也就为强学会被查封埋下后患。

康有为考虑到京师强学会已初具规模，而南方还有待宣传和发动。他认为上海为南北交通总汇，“士大夫走集之所”，是“合群”和讲究“自强”的重要地区，故打算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北京，辗转经过天津，九月十五日到南京，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设上海强学会。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正想借用维新派的宣传才能以扩张自己的声势，故颇以立会事“自任”，并允拨款相助，除捐助北京强学会 5000 两外，又拨款 1500 两创建上海强学会。

是年十月初，康有为来到上海，陪同前来的有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 8人。在维新党人黄遵宪、陈三立的协助下，他们共同创办了上海强学会，以上海为基地，广泛吸收会员。学会由康有为主持，并拟定章程，说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求中国自强之学”，着重说明设会的宗旨为“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意”。也就是说，利用学会组织，联结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讲求变法图强，挽救世变。

《章程》还规定“刊布报纸”是上海强学会“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但康有为因为母寿返乡，故专门邀请其门人徐勤、何树龄由粤来沪办报。徐、何二人于十一月前到上海，他们所办之报，即《强学报》。它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继《中外纪闻》之后创办的另一份机关报，其办报方针为“专录中国时务，兼译外洋新闻，凡于学术治术有关切要者，巨细毕登”。

《强学报》创刊号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 1 月 12 日)出版，纪元署“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刊头右栏注明“上海强学书局跑马场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上海强学会会址。创刊号共8页，铅字排印，竹纸印刷，装订成册，派送赠阅，并不收费。此举颇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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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以往办报均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动机。

创刊号除刊载《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外，又载《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和《开设报馆议》两文，宣传开设学会和创办报纸的重要性，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都与开会办报有关。康有为撰文指出，中国受侮于列强，是由于本身“愚弱”，要摆脱“愚弱”，必须力求“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学习。呼吁国内的“通人志士”踊跃加入学会，“群人共学”共同挽救国家的危亡。

第二号共4页，载论文四篇，即《毁淫祠以尊孔子议》、《变法当知本源说》、《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欲正人心先修法度说》。其中《变法当知本源说》一文明确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说“向使中国咯然改图，士风一变，国是既定，然后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重官体，疏官阶，以正吏治之弊。纲举目张，风行草偃，余事何足为哉”。

在《强学报》的大力宣传下，强学会也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团结起来，变法维新的声势越来越大。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千方百计阻止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反对任何改变，“笃守旧法而不变”。军机大臣刚毅还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在北京，李鸿章及其洋务派深恐强学会做大，极力攻击强学会，请求严禁。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 年 1月 20 日)，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后党御史杨崇伊上奏，指责成立强学会是“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中外纪闻》是“贩卖西学”，经慈禧太后批准，下令封闭。

李鸿章破坏强学会，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官僚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互相斗争的一个表现。因为强学会既把他拒于门外，又将翁同稣、文廷式等“主战派”作为强学会的支持者。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免不了要谈到战争失败的教训和李鸿章的责任，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最重要的是李鸿章身为洋务派，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与顽固派是一致的，这就必然使李鸿章极力反对强学会。

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多数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阶级，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尊孔思想十分顽固。因此，维新派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同时，其自身的思想始终没有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他们把资产阶级需要的措施，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欲“托古”以改“今制”，从事维新变法的宣传。张之洞虽然资助《强学报》，但他本来就是“只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的两面派，他表面反对《强学报》以孔子纪年，实质上担心康有为是托古改制图谋不轨。故当十二月初六日北京强学会被封禁的消息传来后，为避免得罪清廷，张之洞立即嘱咐其幕僚致电上海各报馆:“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随即停刊。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申报》上刊载的《强学停报》一文，即是这篇电报。由此推论，《强学报》停刊应在十二月十二日以前。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被扼杀了，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自强学会开办报之先河，在戊戌变法前的 1895 年到 1898 年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学会50多个，创办报刊 30 多种。

又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强学会收支清单》中有“支本局第一号报纸二千五百张，洋十九元一角。支本局第二号报纸一千张，洋七元六角。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张，洋七元。”这是上海强学会停办后，清点财产、移交汪康年时的“清单”。上列《强学报》三号，可知第二号后尚有一号，即终刊号。第二号刊于十二月初三日，第一号之后五天；据此顺推，第三号可能刊于十二月初八日。但因强学会被当局查禁而未能发行，故内容不详。

共发行两期的《强学报》今均仅存孤本，现珍藏在上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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