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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与洋务派张之洞集团关于《时务报》之争，以往的论者总将之视为维新变法时期两种路线的斗争，是洋务派欲将变法纳入他们轨道的阴谋。甚至把梁（启超）汪（康年）之争说成是张之洞赶走梁启超控制《时务报》的一着棋。 现在看来，这样说显然是有些过分，“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因为张之洞是名声不太好的洋务派，还镇压了自立军起义，就将戊戌政变前的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说得那么黑暗以致险恶，其实并不符合历史实情。 先说《时务报》的汪梁之争。据梁启超当时的说法，他与汪康年的矛盾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因为汪经营不善，“销报至万份，而犹不免亏空”。二是汪氏仲昆把持报馆，重大事务不相通报，“因为经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报馆新来之人六七，未尝一告，乃至曾敬贻定两年合同，必不许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报馆为雇工人久矣”。三是汪康年对康有为颇有反感，“日日以排挤、侮弄、谣诼、控酷（苦）南海先生为事”。而“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显然，第二和第三项的不满，才是双方冲突的主要原因。这里头既包含了办报主旨之争，又包含了汪康年等人对康有为个人为人作风的不满（有这种不满的人绝不止汪氏兄弟，当时章太炎也是一个），还有士人中原易产生的地域冲突。罗振玉回忆说，《时务报》主撰述中有人“以私意忿争，致挥拳相向，杭人某伤粤人某，于是杭粤遂分党派，渐成水火”。 后来，梁启超回忆这段龃龉时，又把账直接算到了张之洞身上。他说，当时“文襄（即张之洞。笔者注）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看来，由张之洞插手的办报方针上的不一致才是汪梁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汪梁二人的私交并未因此而断掉，可以证明，二人不和主要是为了“公事”。梁在写信与汪吵架时也强调此点。“至我两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两人办事与交情截然分为二事。他日海上相见，杯酒言欢，毫无芥蒂，毫无嫌疑，想我兄亦必许之也”。 的确，《时务报》馆的汪梁之争，实际上是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与张之洞和一部分接近张的开明士人之间的争论。但是这种争论，确实谈不上什么路线之争。民权问题是争论的焦点。但张之洞对民权问题的态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干预主要通过梁鼎芬，而梁鼎芬给汪康年的信中，涉及“民权”的只有两封（这两封信频繁地被论者片断地征引），一封是梁鼎芬转述别人（钱念劬、钱恂）的话，说汪康年本人所作的有关民权文字不怎么样，因此劝他“千万不可动笔，实做经理二字”。第二封提到“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但在此言之前，梁鼎芬信中尚有“以文字真要小心。仆前救康长素，今救简竹居，他日幸勿有救两君之事也”这样的话。 毫无疑问，梁鼎芬和他背后的张之洞对《时务报》大谈民权是有些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反对的态度还是相当委婉的，甚至委婉到了以保护、关心的姿态出之的地步。这并不是文人之间的客气与虚套，因为梁鼎芬给汪康年的信中也有直截了当的指责，比如当《时务报》刊出徐勤的《中国除害论》时，梁就径直指责汪：”徐文太悍直，诋南皮（即张之洞）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所以，这种语气、说话方式（借他人之口等）上的委婉，说明了他们对民权说的态度也是委婉的。至少，他们不像那些弹章交递的御史一样将之视为大逆不道。 其实，就张之洞、梁鼎芬对西方的了解和拥有的西学知识而言，他们不会不清楚民权说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位置，也十分明白这是西方之所以强大，西方制度之所以优越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从他们丰富的政治经验出发，他们认为民权在现时的中国不宜提倡，更不能落实，也无法落实。 他们委婉地劝汪康年与梁启超少谈民权，主要是将之视为政治操作者，从这个角色期待来看，他们的婉劝也是有道理的，宣传启蒙家可以宣扬“过高之理”，而实行家却不行。在弹章交递的情况下，在政坛立足都成难事，何谈变法？梁鼎芬之婉劝，不能说没有保护保全之意，就在梁鼎芬调侃民权之屁股之后，梁鼎芬又发信向汪康年与梁启超通报，说有人参劾《时务报》，此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并恨恨连声地说：“此事可惜，此人可恨！”并细心地告诉他们二人不要惊慌，而且要保密，免得于报纸的发行与捐款有所妨碍。 这种婆婆妈妈的苦心孤诣，如果说是阴谋的话，也阴谋得太婆娘气，好像不太符合张之洞这些人的身份。再说，如果他们真的要想挤掉梁启超，何不趁有人弹劾之际顺水推舟，然后以张之洞为靠山自起炉灶。这样岂不干净利落不留后遗？ 当然，我们不否认，张之洞还有梁鼎芬等人对康梁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到戊戌年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冒火。但是在《时务报》正盛之时，双方关系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张之洞他们对《时务报》有批评和婉讽，更有大张旗鼓的赞美。大事张扬而且直露的赞美加上委婉的讽劝，这种态度分明出于一种朋友之义，而不像两种阵营、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说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已经令张之洞很恼火，必欲将之赶走方称快，那么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梁启超到了湖南之后，同样是这一伙人继起办的《湘学报》仍旧受到张之洞的揄扬，并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一体购阅”。 不错，张之洞他们后来是变得很厉害。工于心计，善于看风使舵的他，政变后居然为刷洗自己对昔日的盟友举起了屠刀，因而挣得了一个“士屠”的恶名，与袁世凯（民屠）、岑春煊（官屠）并列。梁鼎芬则在戊戌年就开始大骂维新派，政变后更是变本加厉，提到康梁，口不离“逆”字。同样当过张之洞幕僚的刘禺生回忆说，戊戌后梁鼎芬掌教两湖书院，“一日，梁（指梁鼎芬）驳康梁学说，谓为乱臣贼子。翌日，讲堂忽大书梁赠康有为诗曰：'牛斗星文夜放光，砀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争派，万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起南阳。芰衣荷佩天君意，憔悴行吟太自伤。’末书此节蔷（梁之字）监督赠乱臣贼子诗也。”态度变化以后，的确是前后矛盾，判若两人，将之拢到一块儿也很可笑。但是，我们不能以后面的变化而追根溯源把前面的一切都看成是别有用心，从而将善意也说成是恶意。 1898年春出笼的《劝学篇》，实际上是张之洞集团态度变化的过渡性产物，是张之洞以变法的参与者（他还想当主导者，清廷也一度调他北上主持中枢，后半途因翁同稣之嫉而止）的身份，发出的自己的“变法宣言”。显然，他有感于维新派，尤其是湖南时务学堂和《湘报》一干人“干名犯义”的种种议论，觉得有必要在自己与他们之间画一道界限，内中有相当篇幅虽然是针对维新派的劝告，但却不像他后来为了刷洗自己所说的，是由于什么“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这种后来加上的“目的宗旨”，与他《劝学篇》的本文具有相当距离。 事实上，《劝学篇》出台后，西太后固然喜欢，光绪帝也很赏识，维新派也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张之洞的“劝学篇序”，《湘学报》和《国闻报》都加以全文刊载。连赞同变法的英美传教士对此也很欣赏，丁韪良的《花甲回忆》还选录了《劝学篇》。一时间，各方叫好，“不胫而遍于海内”。“都人士求其书不得，则辗转传抄。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间，凡之易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与王先谦、叶德辉一派的苏舆在《翼教丛编》中选录了《劝学篇》，但却没有听到死硬的顽固派对它的任何表态。 张之洞《劝学篇》站的位置是中间，取的姿势为骑墙，所谓：“……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各打五十板子，不偏不倚。 但是，我们再看下去，似乎天平就倾斜了，骑墙的张之洞就从墙上下来了，一脚踏在了变法者的一边。就在《劝学篇》序言的结尾，他赫然写道：“《劝学篇》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改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这“五知”有四知都是立足于“新者”一边发出的呼吁，而最后一知，至少从字面看也没什么不好的。面对这“五知”四对一的比例，你怎么能说他是不偏不倚，甚至说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到维新派身上呢？ 再看下去，我们还可以看到，张之洞在变法问题，已经大大突破了我们一向认定的洋务派的理论界限。在此之前，洋务派对改革的认识基本限于变器与变艺，即器物文明层次。虽然有些人对局部的制度变革表示过兴趣（如对科举制的改良），但并未越过雷池半步。 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则把变习（俗）与变法（法律制度）视为变器的前提。在他看来，“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种认识，实际与维新派并无不合，至少，与维新派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提出和部分实行的变法主张及措施并无实质区别。其中包括设制度局的主张在内，应该均属于“变法制”的范围之内。至于伦纪、圣道、心术种种，康有为自己也不主张变。台湾学者张秉铎说，张之洞与曾、左、李不同，认为“非仅枪炮机器之学宜学，诸凡西洋之典章制度亦宜学。而兴修铁路，振兴实业，畅通风气，更为刻不容缓之事”。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也许令某些人感到不解的是，我们在张之洞《劝学篇》对传统“儒教”的论述中，竟能找到康有为、梁启超甚至谭嗣同某些观点的影子。虽然，他也说些“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这一类的门面话，但笔锋一转，他又发出了这样的议论：“近日英国洋文报讥中国不肯变法自强，以为专信孔教之弊，此大误也。彼所泽之四书五经，皆俗儒村师解释之理，固不知孔教为何事，无责焉耳。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辞章，非孔门之学也。薄书文法，以吏为师，此韩非、李斯之学，暴秦之政，所从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为老成，以偷惰为息民，以不除弊为养元气，此老氏之学，历代末造之政所从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门之政也”。在这里，张之洞非但一笔扫倒了科举八股，而且连汉学（杂博之考据）、宋学（禅寂之性理）乃至桐城古文都一笔抹倒。而且，认为儒学受到韩非、李斯之学（苟学也）和老庄之学侵蚀改篡的观点，我们不难在康梁谭等人那里找到似曾相识的议论。 无可讳言，《劝学篇》对民权说花了相当多篇幅进行批驳。打了也许不止“一万板”。这里有不少是很背时且乏力的议论，如强调“三纲”为“圣道”，因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然而，话头一转，他又说道：“尝考西国之制，上下议院各有议事之权，而国君总统亦有散议院之权。若国君总统不以议院为然，则罢散之，更举议员再议。君主民主之国略同。西国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隐隐然，对议会制的赞美之意泄于意表之外。虽然给中国留了点面子，说中国君主其尊严（也就是威风不小）过于西国，但马上又说人家“万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明摆着暗示中国的九五之尊不过是摆样子吓唬人，到动真章时，威不立，令不行嘛！看来，张之洞对民权说的抨击还是留了一手，不然，怎么会对与民权相联系的议会这样有好感呢？ 非但如此，《劝学篇》还在中西学原本相通的大题目下，一一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论语》《孟子》等等摘出片言要义，说它们分别与西学、西政、西艺息息相通，也就是说，西方的格致、化学、机器、教育、报馆乃至红十字会都可以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寻出根据。也许会令我们某些教科书的编纂者吃惊的是，张之洞在此竟然特意关照了西方的议会制：“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 我们不要急于怪张老先生牵强附会，而是要体察此老一片良苦用心，既然议会制都能从《周礼》《尚书》《论语》里找到根据，那么谁反对它岂不等于非圣蔑教？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论实际上我们早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领教过了。看起来，这几年湖北官家的银子没有白花，《时务报》和《湘学报》还是让此老真开了眼，也让我们在这位洋务派巨子这里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后来徐桐指责《劝学篇》“尽康说”，不为无因也。 当然，我们还是能找到《劝学篇》对民权说出乎“诚意”的批驳，但是就是在这批驳中我们还是从中找到了与康梁诸人相似的议论。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将立议院欤？中国土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环球之大势不知，国家之经制不晓，外国兴学，立政练兵制器之要不闻，即胶胶扰扰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谈呓语，将焉用之？” 这段话的意思无非说，由于民智不开，所以不能立议院，兴民权。这与梁启超之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的说法何其相似！而且，这样的说法就等于说议院现在不能开，而将来是有可能开的。所以张之洞在答“或日”之设问时又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 正因为现在不是时候，所以“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这种说法，我们在早些时候的康有为的笔下也能找到：“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康有为的弟子陈继俨还曾撰文专门论述过中国不能现在开议会的道理。他说原因有四条，其一是今日中国民心不齐，若开议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乱之道也”。其二是“民智未开，不可以议会”。其三“今中国之民，一无知之民也”，选出来的议员素质也强不到哪儿去，“小则便其私图，大则愤其公事，集事则不足，坏事则有余”。其四“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 面对康门的成说，我们发现，原来张之洞打在民权屁股上的板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康门老店。这样一些板子打下去，恐怕民权不会因此危矣哉，痛矣哉。 现在，我们已有理由说，张之洞这个“变法宣言”在本质上与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具体主张并无实质的差别。尽管我们可以说一个是“最高纲领”，而另一个只是“最低纲领”。我们还应该看到，尽管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精义是不同的，但一向为洋务派奉为圭臬的“中体西用”，已经被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大大地改观了，他所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说法，实际上是把中学“虚化”而将西学“实”化。这样一来，在功利主义肆虐的维新变法中，完全可在精神上与维新派达到合拍的。 《劝学篇》的出台，是张之洞的成功，因为他成功地摘清了他与他曾经热切赞美过的维新派之《时务报》《湘学报》的干系，他用一堆堆冠冕堂皇的“圣教”“纲纪”“我朝深仁厚泽”的废话把自己与那些启蒙的“过激”言论划清了界限，又恰当地“剽窃”康梁的观点坚持他的变法本意（《清史稿》说政变后张之洞因《劝学篇》得免追究非事实，没有《劝学篇》西太后也未必会株连至这位有势力的疆臣头上）。 而维新派就没有如此幸运，在变法的政治进程与启蒙的政治宣传齐头并进之时，维新派愈发陷在角色冲突的旋涡之中无法自拔，在越是需要盟友的时候，反倒有越多的有影响的士人被他们的宣传所吓走，他们接受不了世界马上就变成“西化”天地的事实，因此远远地避开了去，或者像王先谦、梁鼎芬那样，从赞同走向反对维新派的行列中去。 文章来源云飞读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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