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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家庭遭遇过一次意外的不幸。1895年10月，次子仁颋抵达南京，夜半在督署内行走，谁知竟堕入园池，溺水而死。仁颋是张之洞的爱子，去年11月刚刚迎娶吴大澂的女儿，此次专程赶来看望父亲，不料喜极而悲。张之洞陷入巨大的悲痛当中，茶饭不思。 得到这个消息，张之洞的亲信无不担忧，想尽办法减少张之洞的痛苦。没几日，梁鼎芬从湖北来信，信中云： 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夫之论，使人心开。……壶公前辈左右，鼎芬顿首。 信中的“壶公前辈”即指张之洞，“壶公”是张之洞的别号。 梁鼎芬向张之洞所推荐的健谈之人长素，正是维新派首领康有为。 梁鼎芬与康有为是故交。早在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康有为即受梁鼎芬推荐，拜见过张之洞。交谈之中，康有为的斐然文采博得张之洞的好感。如今，康有为已非昔日布衣，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千余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康有为之名遂举世皆知。即使帝师翁同龢，也不惜自低身份，亲往康有为住处会面，促膝深谈。 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联络帝党官僚在京师成立强学会，以宣传变法为宗旨，号召四方起而图强，从而更进一步展开政治活动。由于强学会是从甲午烽火、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中站出来的，其主张为软弱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因此，虽然它在萌芽阶段并没有多大实力，但势头强劲，引领风气。各方人士趋之若骛。除帝党官僚积极支持外，后党及其他势力也渗入其中，密切观察着它的动向。 与张之洞有密切关联的是，他的长子仁权，得意门生杨锐，均是强学会的发起人。同时，在维新派议设北京强学会时，张之洞捐五千金以示赞助。正因为此，张之洞赫然以一个“维新大员”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眼前。 当时，强学会的影响主要是在北方。要想成为一个影响全国的组织，还有待于南方的普遍认同。所以，康有为随时准备着到南方谋求发展。他想到的首要事情，就是要面见南方的领袖人物张之洞，获取支持。只要这位在南方政坛一呼百应的巨人能进一步大力支持，维新派的主张便可以马上在南方广袤的土地上风行，维新派的主张才可以真正地传播四海，并有实质性地发展。而张之洞也正有进一步了解维新派的意图，他已隐隐地觉得，维新派将不可避免地要在中国历史上掀起巨浪，前途不可限量。如果将这支力量收为己用，则“整顿乾坤”的大志或许能够实现。所以，他一听康有为有意来访，不由得精神一振，渐渐从丧子之痛中摆脱出来。 康有为 11月1日，康有为来到了南京。张之洞盛情款待，特安排梁鼎芬及因事在宁的侍读学士黄绍箕陪同，设宴为之接风。黄绍箕是张之洞清流好友黄体芳的儿子，康有为第一封得以呈递给光绪皇帝的上书，就是在他的帮助下促成上达的。 四人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康有为极善言辞，又通禅理，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谈及甲午政事时，康有为一敛笑容，表露出与张之洞同样的忧国忧民之情；谈及变法图强时，二人均欣慰地发现，彼此间有许多观点竟不谋而合。当然，也有重大的分歧，但康有为因借助于张之洞，不愿在首次交谈中产生争论，所以有些话题便很巧妙地转移了。考虑到张之洞丧子不久的郁闷心情，康有为在言谈中不时夸赞张之洞的政绩乃天下人有目共睹，使张之洞受用不浅。梁鼎芬、黄绍箕也都是饱学之士，刻意为总督解忧，所以尽捡张之洞喜欢的话讲。一席宴下来，张之洞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之后，康有为在南京盘桓了二十余日。张之洞每隔一日必举宴款待。两人常促膝深谈，连宵达旦。康有为乘机将自己要在上海开办强学会的想法提出，请张之洞支持。张之洞慨然允诺，答应拨款1500两，作为创办经费。又让康有为代他起草《上海强学会序》，他亲自署名。此外还让黄绍箕、梁鼎芬遍邀僚属名士报名入会。 在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强学会从成立到发展相当迅猛。1896年1月正式成立，张謇、蒯光典、陈三立等江南名士和江浙维新派几乎尽入其中，其锐气锋芒竟强于京师强学会。 不过，从强学会成立伊始，张之洞即深怀戒备之心。在与康有为的交谈中，张之洞对其变法革新观点多有赞同处，但对其持有的今文公羊学理论极端厌恶，多次劝说康有为放弃“孔子改制”说。康有为在这一点上却坚执己见，不愿妥协。甚至宣称：“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其所学。”这使得二人从合作一开始便隐藏着巨大的分歧。 那么，何为“孔子改制”说？为什么它会使张康二人产生如此巨大的隔阂？这应从传统学术的两大学派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说起。 古文经学着重儒经的名物典章训诂，特别强调从文字训释入手，阐明经义。其学理考究，缜密笃实，学风则朴实平易，极重注疏工夫。重视《春秋左氏传》，反对《春秋公羊传》。 今文经学则十分推崇《春秋公羊传》，不注重对经学的注疏，甚至不拘泥于经史。喜欢阐发经学的微言大义，学风常流于荒诞、空疏，常有阴阳迷信等提法。 两大学派的争议肇始于汉代，直至晚清，仍势如水火。 张之洞是古文经学的大家，自幼跟随韩超、吕文节等老师，苦读经文，有很深的经学底子。学风纯正，重注疏，重义理，厌恶荒诞不实之学风。对于孔子，他认为那是伟大的史学家，其“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经是其记录下的历史资料。对于今文经学，张之洞向来深恶痛绝。 康有为则是晚清今文经学派中的佼佼者。他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认为“传经只有一公羊”，非常推崇《春秋公羊传》。他的著述不特别注重史实，阐发引申经义时，有时不惜抹杀证据，或者屈解证据，以达到经义为我所用的目的。在他的观点中，《春秋》等儒经皆孔子为托古改制而作，并不是什么完全真实的历史资料。 康有为采取的是完全经世的思想。他认为，为革新变法，有必要借助孔子的大旗，制定托古改制的理论。所以，在后来所写的《孔子改制考》中，其主要内容是以所假托的孔子学说为根据，以为凡西洋近世所有的民主政治与民权思想，均为中国所固有，中国如在此时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在发扬孔子的遗制。这种说法被许多人看作洪水猛兽。幸亏此书刊行时已到了1897年，否则，是否会出现张康二人的合作，实在难说。 正因为双方所持的理论基础有差异，所以张之洞从合作之初，便抱着利用和戒备两种心理。当康有为在报端刊载的赞助发起人名单中列上张之洞的名字后，张之洞马上要求删去。 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是《强学报》。张之洞本意要让汪康年主办。康有为却反其道而行之，调弟子徐勤、何树龄任《强学报》的主笔。徐、何二人按照康有为的吩咐，在第一期《强学报》封面公然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置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 封建中国一直以皇帝纪年为正朔，从来不敢有丝毫冒犯。而维新派此举，显然有意以此暗寓康有为借孔子“托古改制”之意，实为惊世骇俗之举，有冒“不奉今王之正朔”的灭族大祸之危险。不仅如此，创刊号中还发表《孔子纪年说》一文，鼓吹孔子纪年，倡导“光大维新”、“变革新法”，还公开表明开设议院的主张。张之洞一看到这些，脸色大变，赶紧急令黄绍箕、梁鼎芬等人干涉。 上海强学会虽由康有为主持，《强学报》主笔也由维新派人士担任，但由于张之洞的门生故旧充斥其中，这就使张之洞具备足以绝对控制的能力。因此，他看到《强学报》第一期就有大违自己心意的内容，便暗中指使，处处掣肘。 正在此时，京城传来京师强学会被弹劾被取缔的消息。 何以势头正旺，并有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为后援的京师强学会，会突遭查封。张之洞通过在京耳目得知：原来是由于得罪李鸿章的缘故。李鸿章在京师强学会成立时，也想入会博取声誉，但由于他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名声堕落，强学会竟拒绝了他的入会要求。李鸿章恼羞成怒，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做得成官吗？”于是指使其儿女亲家御使杨崇伊上疏弹劾，奏称：“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要求查封该会。此奏折通过特殊渠道上达慈禧太后手中，慈禧横加干涉，强迫光绪帝下谕取缔京师强学会。 张之洞不愿因上海强学会而影响自己的仕途，于是即刻取缔上海强学会，并电告上海各报：“强学会报章未经同人商议，遽行发刻，内有廷寄及孔子卒后一条，皆不合。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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