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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啸/文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廷福教授曾去钱府拜访钱钟书先生。
杨廷福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学术界消失多年，钱先生对他不熟悉。故交谈不久，钱先生即正色道：“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文人，我是学者。”
杨廷福教授闻之一愣，因为他深知，清初朴学大师、思想家顾炎武曾经说过：“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但杨廷福教授却仍继续与钱先生谈宋诗，并委婉指出其名著《宋诗选注》中的几处失误。
钱先生渐渐觉出眼前来客并非文人，而是博览群书、学养深厚的学者，于是收回成见，彼此论学，甚为相投。
我不知道这则轶事的真实性如何。其实，钱钟书先生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倒反复提到，文人在很多方面都比学人更有真知灼见，因为他们比学人更了解创作的奥秘。
文人以灵感为生，学人以功夫为本，本来二者应该不分轩轾。但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却让我们对文人这一行当有了更深的怀疑，似乎文人只会吟风弄月，多愁善感，自怨自怜，感慨不遇，所以顾炎武给他们通通判了死刑：“一旦号为文人无足观矣。” 而学人则没有这些坏毛病，只会踏踏实实做学问，皓首穷经，“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句空”，很是令人尊敬。 余波所及，王蒙提出作家要学者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尼采攻击学者不遗余力：学者天性扭曲，冷漠，没有创造性，如磨盘和杵臼，只会咀嚼别人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充满灵感（用时髦的词汇就是“创意”）的文人似乎比学人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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