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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过鼎鼎大名的易教授的这篇“劝君免谈陈寅恪”（摘自易著《书生意气》一书）长文后，却感到有些失望。 其实我也知道，中国这些所谓教授博导之类，尤其是那些名声在外的，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是在现有体制下人工克隆的人间奇迹之一。 那么，两位明星的学术功力究竟有多深厚呢？这后起之秀于丹教授，已经有不少“皇帝新衣”童话上那位孩童似的“傻瓜”，指出其“衣冠不整”了，也就不用我来啰里啰唆，再给于教授及其粉丝添堵了。只是这堂堂教授，居然连我女儿都不会读错的“狡黠”、“污秽”，分别读作[jiaojie]和[wusui]，则确实把我的眼镜跌成了粉末儿。其学术功底究竟有多深厚，我也就略知一二了。 下面，我将从易中天的这篇“劝君免谈陈寅恪”一文说开去，顺便探究一下易教授的学术功力。
易中天对陈寅恪的宏论 陈寅恪是国际级的史学巨匠、文化大师，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汉语学术界所公认的，没有半点儿水分。即便将陈寅恪置于国际学术殿堂，其成就也是可圈可点，鲜有伦匹者。因而陈在早年便享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美誉。国共两党都曾经短暂地将其视为国宝级的人物，成为两党争相招安笼络的重要人物之一。 随着那个风雨如磐的文革时代的寿终正寝，沉沉铁幕被悄悄地掀开了阴森的一角。一代大师的晚年心境与身世遭遇，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广泛关注与言说。除了在中古史领域、明清政治文化史方面、东方古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研究和元、白诗研究方面，都别开生面，取得了足以彪炳后世的开拓性成就；陈氏一门三代英烈，传奇而坎坷的人生际遇，独步天下的文史与语言天赋，为学术自由而拒不向最高统治者低头的铮铮铁骨，视华夏文化如生命的学人风范，在在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奇特、高贵、孤傲乃至怪癖，成就非凡而终以悲剧谢幕的陈寅恪，成了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一段时间里，学界争说陈寅恪。陈寅恪这个当年的过时腐朽之人，一时成了“公众人物”，陈学也成了汉语学术界的显学。此乃陈老夫子那样一位目光如炬一生料事如神的通识之人，生前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应该承认，陈先生是我最为服膺的中国近现代学人，他的思想与学说，我略知些皮毛。用工多年，却始终未得其要领，更不能登堂入室。因而，我从来不敢轻薄为文，妄议前贤，以免亵渎大师精魂，贻笑大方。而易中天则是当红的明星教授、文史大家。当红教授来评价早已故去的文化大师，确实很有看点，所以我就特别认真了。 因为易中天现在红得发紫，学问横跨什么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多个学科，著作等身，帽子吓人，功夫一定煞是了得，所以也很少有专家学者来指点易教授的破绽。不知是大家没兴趣谈这些文化快餐，还是易教授确实功力深厚滴水不漏？反正易教授的话，连李敖、王朔这两个专事骂人的老粪青也无话可说。 以我的观察，易教授对陈先生的理解和议论，完全不得要领，甚至有些不靠谱。 尽管易中天的这篇文字所发议论相当宽泛，却处处找不到落脚点。许多观点似是而非，既缺乏事实依据，也没进行逻辑论证，只让人看见一张大嘴，在那里大发宏论。我起初感觉，此文或许是出自其学生或助手之手，而非易中天亲自所为，就像武汉大学那位与易教授同为湘籍人士的知名宪法学专家周叶忠教授一样，被指控剽窃了民间学者王天成的学术成果，最后赖在其女研究生头上。 易中天的潜在意思大概是，陈寅恪尽管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但他的东西太过高深，太过晦涩，甭说一般民众，就是学术中人，也没几个人能真正弄懂，别人也不懂得欣赏，所以应该说，陈早已过时。很多人谈论陈寅恪，本身是个历史的误会和笑话。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谁也做不到陈寅恪那样为学术而学术，既没必要，也没谁愿意下他那样的苦功夫笨功夫。而我易中天这类明星则更聪明更有智慧，与时俱进了，所以更能为民众所接受，也更能发挥影响力。他还说，陈寅恪如果真如余英时所说，认同国民党，那他当年早就和许多御用学者一样，一同去了台湾。以此说明，陈对政治很不敏感，也没兴趣，只是个钻进故纸堆的纯正学人、冬烘先生。还说余英时等“国民党的同路人”，只是借陈这瓶旧酒，来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其实，历来有关陈寅恪及“陈寅恪热”的讨论中，与易先生持大致相同观点的论者不乏其人。前些年，就有一位名气不及易教授的止庵先生，写了一篇《作为话题的陈寅恪》（《中华读书报》，1999年10月27日）。其核心观点是：“陈寅恪就其总体而言乃是一位传统人物，而他的某些举止，恐怕就要在这个‘传统’的框架里才好去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形容他是‘文化遗民’并无大错。”“即以陈氏最后二十年的际遇而言，恐怕除了末尾身心备受摧残外，此前之种种可以说无不具有相当的偶然性。说来这只是一个个案，不能说是范例，更不应该被变成某种情绪化或鼓动性的产物。”对止庵先生的这些论点，早有程巢父先生进行了详尽的反驳（见程著《思想时代》 页17-37 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原载《东方文化》2001年第4期），此处不赘。 我们如果稍微用点心思整体研究过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的晚年心史《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赠蒋秉南序》，以及他那字字珠玑句句血泪的诗作之后，就断然不会得出易教授和止庵先生那样的肤廓之论。陈寅恪一再夫子自道式地吟咏：“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广州赠别蒋秉南。本文所引陈诗，均出自三联书店2001年版陈寅恪集•诗集。为便于解读与稽考，特将诗作年份缀后。） 诚如余英时、李慎之、王焱几位公共知识分子所言，从陈寅恪的全部著作（包括诗作）来看，陈寅恪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大学者，还是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思想家。联系陈寅恪的特殊身世与家庭背景，吴宓更认为陈寅恪是一位卧龙式的人物。“八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关注民族盛衰，忧叹家国兴亡，痛惜文化存废，始终是陈寅恪的“文心”与“诗眼”。陈寅恪所夙夜忧叹念兹在兹的“悠悠万事”，都离不开这些。有诗为证：“兴亡遗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伸。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听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 1959）“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士各伤神。白头听取东华史，唱到兴亡便掩巾。”“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 1954）“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滋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 1951）“匆匆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槁街翻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改旧句寄北 1951） 对照易先生大作，尽管洋洋洒洒，下笔万言，可明眼人一看便知，易先生并没有认真读过陈先生的著作，更没有进入陈寅恪的精神世界，而拿来说事的材料只是征引了陆建东先生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类传记读物。恕我直言，易先生对陈寅恪的解读，比之当年的冯衣北（刘斯奋）还要皮相。冯当年尽管是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总管胡乔木指使，写的是带有官方统战背景的“弦箭文章”，但他多少承袭了家学渊源（刘的父亲是一位旧学根底深厚的老报人，也是国内知名的唐诗专家），也对陈先生的著作，尤其是陈寅恪的诗作下了一番纸上功夫。而易中天仅凭一些通俗性读物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在那儿大言啧啧，也着实让我对这位也是知名大学的文史教授另眼相看。未作基本解读和占有充分材料就大发议论，正是当今这些学术明星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成就功名的“九阴真经”。当然，如果你真对陈著沉潜下去，进入其精神世界，可能就如同那位桃花源中人，再也找不到回归的路径，也就别想再“浮”上来了，也就吸引不到那么多少男少女的眼球并赢得她们的芳心了。但我知道，陈寅恪最为反感的，正是这些明星学者们的治学方式。“俗学阿时似楚咻，可怜无力障东流。河汾洛社同邱貉，此很绵绵死未休。”（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 1964）“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男旦 1952 按：陈寅恪当年所咏之男旦，与今日之超男，何其相似乃尔。）很显然，陈寅恪当年所遵循的治学准则，与当今的明星学者们所追求的路径，可谓是大异其趣。 遗世独立的陈寅恪 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一生的追求，至死未变。想当年，党国基业甫定，即四面网罗人才，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由此便演绎了最能体现陈寅恪精神品质与学术追求的一段传世佳话。 1953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就在这一年的岁末（11月中旬），陈寅恪的早年得意弟子汪籛，奉官方之命，怀揣时任中国科学院正副院长郭沫若、李四光（陈和李早年于西南联大同事并有私谊）的两封亲笔信，专程从北国京城来到偏安岭南的陈家，谒见睽违经年的恩师，敦请陈寅恪北上就任历史二所（中古所）的所长。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来都是读书人的终极价值；而企盼为新朝重用，投桃报李，也是当时与陈寅恪一同滞留大陆的众多学人的主动或被动选择。除了郭沫若、李四光两位亦学亦官的旧式知识分子早早被招安，也有如陈垣、柳亚子、梁漱溟、冯友兰、朱师辙、范文澜等一大批纯正学人先后被统战。然而，陈寅恪毕竟与众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尽管弟子苦口婆心，还是遭到陈的一口回绝。末了，陈还借题发挥，斗胆要求“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他还进一步要求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个证明，“以作挡箭牌”。而且要挟“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他命令已和自己分道扬镳的弟子，将这些“无理”要求一五一十地记录下来，带回复命。这就是作为历史见证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陈的言行，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是吃了豹子胆。你想啊，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向那位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最高统治者要自由，闹独立，何异于与虎谋皮！所有的人都替他捏一把冷汗。但陈寅恪就是陈寅恪，他的学识，他的精神，他的气节，任何人企及不了！ 其实，陈寅恪的思想是一贯的，那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掷地有声的言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6）后又在其晚年心史《柳如是别传》里反复引申：“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第1章，页4） 从现在的观点看，陈寅恪确实是个老腐儒，不仅他自己生前一直坚持用文言写作，而且托付自己晚年最为倚重的弟子蒋天枢，在他身后出版自己的文集时，一定要用繁体汉字，而且必须是竖排，否则不能出！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陈寅恪文集》，无论是三联版，还是上海古籍版，全是繁体竖排的。陈寅恪就是这样，绝无仅有，寸步不让。 在众星闪耀的中国现代学人群里，陈寅恪是唯一一位终身以生命呵护传统文化，捍卫学术自由的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47） 检读陈寅恪的著作，发现陈也并非如易中天所言，终其一生未就中国文化与学术写过通论性的文字。比如，陈在审查冯友兰著《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册报告中就对文化有过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他进一步解释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在其审查《中国哲学史》下册的报告中进一步阐发其思想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易中天既然未曾进入陈寅恪的精神世界，所以也就难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一方面把陈寅恪曲解为只管做自己那些高深的学问，不曾关注历史与时代的变迁，更没有什么思想性言论；另一方面极力诋毁余英时为代表的海外学人，是凭自己的好恶，将陈寅恪演绎成国民党的“政治遗民”。易的原话是：“海外某些先生（如被李敖称之为‘国民党同路人’的余英时），硬要有意无意地把陈寅恪塑造成国民党政权的‘前朝遗老’，认为他留居大陆后不久就后悔自己的选择，甚至对自己的‘晚节’感到愧耻，为‘没有投奔台湾而悔恨终身’，便未免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有些想当然甚至自作多情了。反倒是身为国民党台湾当局‘国防部长’的俞大维，由于对陈寅恪知之甚深，其悼念文章便丝毫不从政治取向上着墨，因为原本不必‘多此一举’么！看来，准确的说法是：陈寅恪和国共两党都没有关系，也不想有什么关系。他只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人，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违背先生的心愿，把他扯进政治斗争中来。”（请注意：易在引文里，故意将晚节、国防部长加了引号）易还说，陈寅恪当年受到官方礼遇有加，当元帅级人物都没水果吃的时候，陈家却应有尽有。看来陈寅恪真是不识抬举。易中天津津乐道的是，陈寅恪当年之所以“守得住”，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资本”，足以支撑他和官方意识形态相抗衡。怪不得易先生那么看重世俗的名声和经济利益了。 易中天的这一番议论既是对陈寅恪的误读，更是对余英时的厚诬。他只要认真研读过余英时的相关著作，就断然不会得出如此轻薄的结论。刚刚获得美国克鲁格人文终身成就奖的余英时，是继陈寅恪、钱穆、钱钟书等大师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华人文史大师。他“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评价其业师钱穆语）。他对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的研究，开拓新宇，独树一帜。易中天对余英时这样严谨的学者关于陈寅恪研究的巨大成就一笔抹杀，确实让人意外。 余英时是最早运用陈寅恪所倡导的“文史互证”、“诗史互证”、“显隐交融”、“‘古典’‘今典’互参”等方法研究陈寅恪学术思想的开山之人。从1958年开始，28岁的余英时便以一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闯进了陈寅恪的精神世界。近四十年来，余英时在陈寅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无人能匹。《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陆键东先生，也客观地承认，“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恪‘后世相知’者”（参阅陆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页501，三联书店 1995年版）。当余英时在三十年后的某一天，得知陈寅恪当年在读到余的第一篇研究陈寅恪的文字后，说了四个字：“作者知我”。余英时的震撼极为巨大，认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所受到的一切误解与谩骂，与这四个字比较起来都无足轻重。 我们来看看余英时是怎样说的： “1958年秋天，我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引起精神上极大的震荡。现在我愿意补充一点，即这一精神震荡和我自己当时的处境很有关系。那时我在美国的法律身份是所谓的‘无国籍之人(a stateless person)’，因为我未持有任何国家颁发的‘护照’。最初我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我一向认为没有‘国籍’并不能阻止我在文化上仍然做一个‘中国人’。但终一夕之力细读《论再生缘》之后，我不禁深为其中所流露的无限沉哀所激动。这首为中国文化而写的挽歌，在以后几天之中都萦回在我的胸际，挥之不去。” “我在香港住了五、六年，对于当时大陆上摧残文化、侮辱知识分子的种种报导，早已耳熟能详。但在那个冷战高潮的时期，报章上的文字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意识的侵蚀。我平时读这些文字，终不能无所存疑。《论再生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直接来自大陆内部的声音，而发言的人则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陈寅恪。他一生与政治毫无牵涉，但就其为中国文化所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王国维以来一人而已。” “《论再生缘》中并无一语及于现实，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闻：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正在迅速地随风逝去。顾亭林曾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用现代的话说，即是国家与文化之间的区别。我已失去国家，现在又知道即将失去文化，这是我读《论再生缘》所触发的一种最深刻的失落感。‘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王国维这几句词恰好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亡天下’的惶恐也牵动了‘亡国’的实感。一个‘无国籍之人’想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安身立命似乎只是一种幻觉。” “今天我们已确知寅恪先生当年是熟悉我的‘书后’的内容的。那么他自己究竟有过什么样的反应？答案在十年前便已揭晓了。现在我既已决心告别陈寅恪研究，经过再三的考虑，我认为不应该再继续让这一重要的事实埋没下去。1987年10月25日香港大学的李玉梅博士写了一封信给我，兹摘抄其中最有关系的部份于下：‘晚正研究史家陈寅恪，因于八月下旬结识陈老二女儿陈小彭、林启汉夫妇，畅谈陈老事，至为投契。小彭夫妇于1954年调返中山大学，据称此乃周恩来之意，好便照顾陈老云云。今则居港七、八年矣。于细读教授有关陈老大作后，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数事如下： (一)陈老当年于读过教授‘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 (二)教授《释证》第70页(按：此指1986年新版)有‘陈先生是否真有一枝云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陈老夫妇确曾有为去留而争执之事。小彭夫妇对教授之注陈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觉大慰，特命余来信告之。’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读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评语，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觉得无论我化多少工夫为他‘代下注脚，发皇心曲’，无论我因此遭到多少诬毁和攻讦，有此一语，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这次增订版加写了‘儒学实践’和“‘史学三变’两篇研究性的长文，也是为了想对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这句评语。” 而恰恰是在这样的事实公布之后，易中天还跟在李敖这类民族主义鼓吹者的屁股后面，无情地向着余英时大吐口水，足见其不是无知，便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是的，陈寅恪“一生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从时俗为转移”，但并非只是阮籍那种“远世避祸”的谋略，而是一种对学问的虔诚信仰。他与旧世文人那种以休齐治平为己任的思想判然两途，他的学问也始终不因现实政治、风气时尚的改变而发生媚俗的方向转移，或从众的价值浮动。但谁又能否认，他的目光，他的思想，他的学识，不是时时刻刻都盯在华夏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文化价值上呢？他超越了现实，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历史，直指未来。 最后,我要奉劝易中天教授，您是明星了，您既没兴趣也没功夫来认真研究陈寅恪，您就玩您的幽默，玩您的文化快餐吧，那既娱乐大众又有名有利，何乐而不为？您就不要再打扰地下的陈寅恪老先生了。如果他老人家泉下有知，有人这样娱乐他，拿他当下酒菜，老人家会很伤心的。生前已是饱经忧患遭人白眼，死后就让他清静点吧。试想，陈先生生前即坚持自己的著作必须用文言繁体竖排，怎么能容忍明星们来如此浅薄地糟践自己呢？“愁极竟无人可语，理深终使愿长违。”（吴宓诗·感怀《吴宓诗集》卷十一 页196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思想者永远是孤独地走在黑夜里，留给世界的也只能是背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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