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境界——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艺苑博览」

大师的境界

——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 黄婵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对我人生的意义超乎寻常的神圣，而这种神圣来自于书中主人公——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来自先生的精神、治学与为人。这对我似有一种引力，此后，我陆续阅读了许多关于寅恪先生的书和资料，徜徉在先生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的博大精深的境界里。这样的积累后，便有了自己的一点微小心得，并很有不吐不快之感。我想说明的是，我的这种不自量力，不是想试图展望“涯岸”和试图寻求“辙迹”，仅是写出寅恪先生震撼我的学术卓越的精神境界、研究精神和人性之美。我以为，这是世纪回眸，前辈学者留给众人的宝贵遗产。

精神世界 旷世罕见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年）是中国最伟大的国学大师、史学大师，20世纪30年代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被称为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平生著作等身，学术文章辉耀寰宇，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见的成就。然而，我以为，新世纪中国学界兴起“陈寅恪”热，许多非史学中人沉于研究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原因，还是先生旷世罕见的精神世界。

寅恪先生一生遵从的是他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的著名碑文中体现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看过《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后，不难明白，这其实是他的夫子自况，是他自抒胸臆的真知灼见，也是他涉世行己的信条。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将乾嘉学风所孕育、后经梁启超之思辨清炼过的现代学统，提纯为简约明澈之“八字方针”，“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同样出现在碑文上的“士之读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进一步阐释了这种精神。这“俗谛”为何物？自是“读书为官”，“文以载道”之儒生道统的变异，与学统学识为用的价值取向显异，讲究学术为政治服务。而学统是超政治的，一生遵从学统的大师陈寅恪亦然。

价值取向不同，生存方式和求生道路也必然不同，无须赘言，推崇学统，尤其在中古道统泛滥的时势下，路必定是艰难而坎坷的，因为讲究文化与生命共存，有时甚至需要生死力争。对这一点，寅恪先生有着充分的预见。“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而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这样的句子明示了他对两种生存方式的辨析。然而，他却仍然坚持在这条崎岖却充实的路上独步，尤其是在政治风雷激荡的文化大革命年代，这需要罕见的精神意志。其情其志，非岁寒松柏不能望其项背，惟汉白玉才能塑其风神。

值得说明的是，他曾多次被历史眷顾。1948年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抢运学人的名单中，陈寅恪首当其冲，1951年台大校长傅斯年拟以专机接他全家赴台；哈佛、香港大学等名校争相高薪聘请；上世纪50年代，中古研究所所长、北京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位都曾对他虚位以待……

他有他自己的选择。他选择了陈序经执掌的岭南大学。除了爱国情怀使然，更多的是深入骨髓的学术至上的精神。因为，1948年—1963年间，岭大在中国是难觅的“尊重个人思想信仰，言论学术自由，绝不允许介入政治争斗”的净土。依先生所言，是放得下一张书桌的地方。至此，寅恪先生开始了人生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开始，一方面体病目丧，继而膑足，一方面授业不缀，撰述不歇。《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篇幅达百万字之巨的诸多名著就出自这个时期，成就令人观止。他象一条默默流动的河流，始终维系着文化命脉，以至，现代对传统学术的研究，都无法绕过他这条河流。

学术至上 学风求实

寅恪先生一生潜心学问、不求显达，称得上是“学人中的学人”。他指出如果作学问是为了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的作学问，因为作学问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学术至上的精神也贯穿了先生的一生，为师、授业亦以此为基准。1938年4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讲学，一开课，便引《世说新语》有关支愍度渡江前后情形一条，用伧道人寄语，体现他要弟子忠于学术良心，不妄立新义而藉以曲学阿世或哗众取宠的深意。

民国十二年，寅恪先生在德国柏林求学，与俞大维先生被称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30岁就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先生学习非常务实，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十几岁开始在国外名校辗转留学10余年，学完需要的知识就走，未曾拿过一张文凭，这对唯文凭论多少是个讽刺。

而其读书的方法也颇有值后人借鉴之处。寅恪先生认为读书必须先识字，识字是做好学问的基础。而他本人精通二十几种语言，除英语、法语、德语等为语言工具外，还精通梵文等多种欧亚古代及现代文字，并善于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其传播路径。

先生注重记笔记，据其弟子季羡林先生回忆，寅恪大师亲属转交其留德期间的随手札记学习笔记本就有64本之多，这些笔记本包括藏文、蒙文等21种文字的笔记本，但还只是保留下来的，失去的还有一些；先生重视书目，他认为研究一门学问或一个专题，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过去研究的情况和已经达到的水平。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精通这一学问或这一专题的书目。先生喜欢用眉批来积累资料，等到眉批已经积累到足够数量，便移到纸上，写成文章；先生还喜欢看老书，他认为老书出自大家手笔，许多想法和说法即便过了许多年，仍能发人深思。

治学严谨 诲人不倦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不可估量。治术范围相当广，除了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罕见成就，还在唐史、乾嘉考据学、藏学、中国突厥学、蒙古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并且治学深度极深。

寅恪先生治学严谨，在史中求史识，史识超人，他的文史研究年、月、日不差。史论深细而不离广博，其学渊源，博览群书之余，又懂古今世界多种语言，著述之精审，可助现代学术了解近代汉学界用力之处。先生善于因小见大、长于贯通，他的论文简短扼要，绝无浮辞赘语，篇篇精辟耐读。对文史之小题目，都往往以狮子搏兔之力，旁征博引，深入肌理，使新义顿见，令人眼界一宽。学术文章让国内外众多学者所景仰。而尤为难得的是先生具有谦冲不骄的胸怀，他说，“我从不珍视我写的论文”。

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有先生非常注重“新”。他往往能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发古人未发之覆。以敦煌学研究为例，先生最早提出“敦煌学”，并从理论上阐述了敦煌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开一代学术新风。他著书立说，注重阐发新义。开辟了“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史学研究新途径。讨论政治史时，联系文化来考察，开辟了“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又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的崭新途径，左右逢源，让人叹服！

先生一生诲人不倦，无愧于为师者这无限赤诚的称号。从1926年以导师身份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到1958年停课，先生服务教育事业32年，授课一如他做学问，几近“无一字无出处”。他备课讲课极为认真，对助手读的《资治通鉴》和多种史籍，在黑板上写的史料，一字之说都不放过。先生教学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晋南北朝史几十次，每次内容都是新的。讲课平铺直叙，但内容丰富而精彩，每一个观点都是他研究历史的独特心得，并往往闭目发言，采取凝神远思的方式，激发学生的思想。

先生在教育界有但开风气也为师的称誉，他深知中国学问中做过的领域实在太多，便提出可走的新路，为学人测量基础，指导学人去走，指示学人勾画蓝图。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就连由于误会而攻击他的学者，也从没有说过半句褒贬之词。

1946年，先生双目失明，健康不佳，却坚持开历史、中文两门课，王守兴怕他劳累，劝他只开一门课，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他的生命大作他却认为是应作之事、平常之事。我们不难领会其“怎能不干话”里包含着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最后如己所料，先生被迫害致死，“消灭而已”了，像所有在那个年代“消灭”的学人一样，无声无息。他坚定的学人气节、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在遭受平生最残酷的考验后，绝魂而去。留下的是他在《赠蒋秉南序》中的自我总结“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此可告慰友朋”。这样的告慰背后，站着他经受的多少沉痛与凝重！然而，又正是这样的凝重之下，他散发的光芒和异彩，才使那个年代的灰暗中透出一道流光溢彩，并在几十年后拨云见日，成为照耀新一代学人的耀眼晨光。这也许是最震撼我们的地方，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当然也最是应悲哭追斯人的地方！

作者简介

黄婵，中国金融作协、湖南省金融作协会员，建行湖南省分行作协常务副秘书长；发表文章近千篇，曾为《金融时报》《长沙晚报》等知名媒体撰写专栏评论；文章在全国金融工会、建总行征文活动，以及央视、《建行报》《长沙晚报》等媒体征文中获奖；多次获评《金融时报》《建行报》年度优秀撰稿人称号，曾在中国金融工会、建总行等征文比赛中担任评委。现供职建行湖南省分行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