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说陈寅恪先生的坎坷人生和桀骜风骨。真是让后世之人肃然起敬。
我在陈寅恪先生铜像身旁恭立良久，翻腾的思绪稍有平复。穿过婆娑树影，缓慢挪步靠近寂静的故居。老旧的小楼寂寥暗哑，木窗紧闭，枯藤缠柱，修竹微晃，阳光透过古木、树叶的几重遮挡，摇曳的斑驳碎影，洒落在故居的红砖青瓦上，显得有些惨淡败落。春风吹拂，经久不息的树声竹语，如歌如泣，仿佛诉说着小楼主人的前尘往事。
陈寅恪先生的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非常注重家教。陈寅恪先生因此从小广泛阅读经史典籍，十三岁时即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继而又获庚子赔款学费赴欧洲诸国多所著名学府求学，东洋西洋留学长达16年。1925年回国，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受聘清华大学，并称“四大国学导师”。作为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大师，学贯中西的陈寅恪能熟练运用十余种语言文字进行文史研究，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学术精湛，著述丰厚，自成一体，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吸取西方“历史演进法”精髓，以重考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运用中西结合的考证方法，对佛教史的考证，对李唐民族渊源、府兵制源流、蒙古源流等的考证，以及对诗史互证、六朝史论等，观点见解独树一帜，造诣成就超越前人。傅斯年曾感慨道：“陈先生的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将大批珍贵文物秘运台湾，同时也实施了“抢救学人”计划， “抢救”学人名单里，第一位是胡适，第二位便是陈寅恪先生。胡适、傅斯年、张大千等都纷纷去了台湾，而陈寅恪拒绝前往，毅然留在了大陆，并辗转南下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转入中大历史系任教。1953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想请陈寅恪先生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先生接受这个职务。却以“畏人畏寒”为由婉拒，决意不作北行，远离庙堂，自隐羊城。
1953年12月初，陈寅恪先生的清华弟子汪篯奉命南下，充当说客劝说老师北上就职。多年不见的师生开始谈得很好，谈着谈着话就不投机了。汪篯教育开导的口吻，让老师极为反感。陈寅恪先生感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谄媚逢迎了这个政治泛化的时代，背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愠怒斥责道，你不是我的学生。这次长谈，由陈寅恪先生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之仍震撼人心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石破天惊的答复，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直言：“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然后，陈寅恪先生坚定地阐明：“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寅恪先生在答复中直言不讳地开出了两个条件：“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先生着重强调这两点：一是允许他和研究所的同仁不参加政治学习；二是让毛公(泽东)或刘公(少奇)出一证明书，以做挡箭牌用。”
陈寅恪先生做人治学，自始至终不想与政治有丝毫关涉，只管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学术，无论面对的是高官厚禄锦衣玉食还是风雨如晦万丈深渊，他既不妥协投降也不畏惧退缩，这也决定了陈寅恪先生根本不可能北上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这就是他的性格和信念，也是后世之人景仰与尊重的风骨。这种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千百年来有几个文人学士能有？放眼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心浮气躁，成为刀笔吏、吹鼓手，学术研究充斥政治口号，陈寅恪先生的气节，不能不让人感到高山仰止，令习惯低头苟且的后辈学人汗颜不止。1961年，春风得意的郭沫若到了广州，心怀叵测去见陈寅恪先生，傲慢地以对对子的形式说出了自己的心思。自以为是的郭沫若吟出上联：“壬水庚金龙虎斗”。挑衅味十足的联语是说，郭沫若属龙，陈寅恪属虎，两人在史学研究上有得的一争。陈寅恪先生向来看不起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郭沫若，对这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不屑一顾，傲然随口对出下联：“郭聋陈瞽马牛风”。陈先生的意思再明白不过，郭沫若你是个聋子，我是个瞎子，就像风马牛不相及一样，咱俩根本不是一路人，话都不想和你说。电光火石之间，高下即分，胜负立判。郭沫若心里的懊丧，旁人不难想象。
晚年的陈寅恪先生，依旧不与权贵游，不言所不愿言，不见所不愿见人，不屑蝇营狗苟亦不甘无所作为，原本他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然而，身处越来越恶劣的政治环境，根本无法进行著述。不得已，就在这二层的小楼中，瞽目膑足的先生艰苦卓绝，锲而不舍，凭借超常的记忆力和深厚的学养，燃脂瞑写，口述著成《论再生缘》《寒柳堂记梦》以及一部85万言的长篇巨著《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别传》描写了由明到清改朝换代的动乱局势，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很多官员贪生怕死、卖主求荣，柳如是却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但是，又并非简单描写青楼女子，而是通过为富有才情的艺妓柳如是立传，对明末清初的中国文化史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说。当然，书中也参杂流露出陈寅恪先生许多逾越学术的情绪与伤感。故书成之后，助手黄萱不无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稳，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1969年10月7日清晨，一生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苟活的陈寅恪先生，因心力衰竭，无法救治而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虚岁八十。三百年才得见的史学大师，就此随风而去，泰山其倾，梁木其损，哲人其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