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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吴起出生在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家庭。为了在政治上求得发展，曾到处奔走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弄得倾家荡产，也没得到一官半职，遭到乡人的讥笑、诽谤。吴起为此气愤不过，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个人。在临逃走时，他对母亲发誓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先去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习儒道。 母亲去世后，吴起没有按照儒家忠孝的信条回家奔丧守孝。曾申认为他不孝，不配作儒家的门徒，跟吴起断绝了师生关系。此后，吴起弃儒学兵。 公元前412年，齐宣公发兵攻打鲁国。鲁穆公想任用吴起，但吴起妻子是齐国人，穆公疑。吴起渴望功成名就，于是杀掉妻子表示不偏向齐国。鲁穆公任命吴起为将，率军大败齐军。后来鲁穆公对吴起产生了怀疑，免去了吴起的官职。而吴起的主公季孙氏也因懈怠宾客被杀，经人劝说，吴起离开鲁国投奔魏国。 后来，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辅佐楚悼王主持变法。周安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因变法得罪守旧贵族，惨遭杀害。 吴起是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著作有《吴子兵法》，传于世，与兵圣孙武并称“孙吴”。唐肃宗时，位列武成王庙内，成为武庙十哲之一。宋徽宗时，追封广宗伯，成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魏国变法家李悝曾这样评价吴起：“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 吴起，以及后来的苏秦等人都是以术见长，重诡辩，欺诈，讲究实用主义，是古中国知识分子中“小人”的典型代表，而曾申为孔子学说的传承人，讲究正义，就像孟子讲究大道，崇尚大道之行，他们属于古中国知识分子中“君子”的典型代表。一旦曾申，孟子他们的学生背叛了师门，轻则断绝关系，重则反友为敌，这也是儒家“可行则行,可止则止”的体现。 冉求于政事上有卓越才能，孔子曾称赞过他，他还被列为孔门四科十贤之一。然而，当这个弟子帮助季氏聚敛财富、剥削百姓，违背了儒家主张的仁政理念时，孔子也会毫不客气的严厉斥责了他，并支持其他弟子对冉求这种卑劣的行为进行声讨。 《21世纪》杂志2010年第2期中也记载了一个师徒断绝关系的事——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 。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 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山当所长。当时科学院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范文澜。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并开出条件：“要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颇具调侃的是，后来郭沫若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 还是在这一年，陈寅恪最喜欢的学生汪笺，带着同样的使命来到广州请老师出山。开始他们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拍着桌子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并且马上让汪做记录，自己口述了《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有段话这样道：“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不仅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事实上，早在1911年，陈寅恪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很多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自己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当年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曾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也是他答复科学院的核心思想，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到了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被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出版。 季氏已是比周朝的公侯都要富有了，可冉求却依然还在帮他搜刮百姓，聚敛钱财。孔子对弟子们说：“冉求已经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家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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