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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十二月，陈寅恪给科学院口述了一封回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拒绝了科学院的邀请其北上任职的盛请。 他在信中一再阐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回复说自己曾在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在瑞士时就曾读过资本论原文。 他不反对马列主义，或者说，从学术上讲，任何人的著作都有可以探讨的地方，学术的研究向来以事实说话，以材料说话，陈寅恪做学问一向如此。 对于陈寅恪这位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在王国维的墓碑写下的碑文至今仍树立在清华校园内。 此段文字，更是脍炙人口。“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看似为好友王国维所写，实际上陈寅恪是在诉说自己的心志。 在1953年，试问又有几个人能够秉持着学术独立的思想，反对科学院的高官聘请？ 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决定让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担任各所所长。陈寅恪直接谢绝。此等精神对于写信相邀的郭沫若无异于晴天霹雳。 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是民国初期清华大学的四大导师之一，其他三人分别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他通晓二十余种语言，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都对后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晚年在失明的情况下口述的《柳如是别传》，诗史互证，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是陈寅恪一生治学的结晶。 梁启超曾评价他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傅斯年曾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这些学界同仁的肯定自然价值万分。 刘文典一生傲气，也对其学问和人格敬佩万分，他说，陈寅恪配拿400工资，我只可拿40，而沈从文只可拿4四毛。 刘文典对于沈从文的评价未免有失公允，他是做学术的，尊崇陈寅恪。沈从文以文学出名，文人相轻，可以见得。 陈寅恪不仅学问做的厉害，讲课也充满了魅力，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每次上课，课堂总是坐满了学生，甚至连一些大学老师也来听课，如朱自清，冯友兰。 有一次为刚入清华大学的新生出国文考题，陈寅恪出了个对对子，上联为“孙行者”，只有一人获得满分，答曰“胡适之”，此人为周祖谟，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北大教授。 陈寅恪就像一座丰碑，他的学术成果注定有一天要被人超越或发现许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他的精神，他对学术的坚守，定会永远激励着后人继续前行。 对于这样坚强而独立的天才灵魂，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对于其晚年受过的苦难，说多少都无法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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