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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书 读本好书 陈寅格的学说 作者: 刘梦溪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6-7 定价: 48.00元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傅斯年 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胡适 —— 季羡林 本书是刘梦溪先生深研陈寅恪的学问与思想、风骨与精神之力作。作者结合义宁之学的渊源和时代环境，从文本出发，忠实原典，并勾索陈著各种文本的内在逻辑，三复其义，“以陈解陈”，循此路向解读和释证陈氏学说，自成把握陈氏学术创获与方法的简明通透之进路。 本书写作风格近于《陈寅恪的最后20年》，而内容又近于对《陈寅恪集》的整体把握提炼，无论对于研究陈寅恪学说的资深学者，还是对于普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爱好者，都是很有意义的参考读物。 by 刘梦溪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寅恪先生作为现代学者，最看重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可以说，这是他终身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现代学术这一概念，其核心标志是学术能够独立，学者可以自由思考和从事学术研究，并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王静安先生应该是现代学术的奠基者和开辟者。1929年，寅恪先生在其所撰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短短的一篇碑铭，特标出“独立自由”四字，并以脱却俗谛桎梏为发扬真理的前提条件，现代学术的精义，可以说都在其中了。 而在1953年，当往日的学生汪篯前来恭请老师北上任职时，陈寅恪先生口述了一篇《对科学院的答复》，其中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 又进而申论道：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在这篇答复中还说：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这篇答复可以看作是陈寅恪学术精神的自我宣言。而且明确提出了“王国维的学说”和“我的学说”，即陈先生自己的“学说”，如何如何的问题。毫无疑问，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是可以以“学说”称的，他的学说中包含诸多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思想的命题。马一浮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 陈寅恪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他有系统的学术思想。而思想是学术的灵魂，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视为他学术思想的精神维度。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虽然第一次是出现在1929年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但平生著述，无不为此种精神所贯串。 因而可以明了，《再生缘》一书所以获得寅恪先生的高度评价，固然是弹词七字唱的文体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从作品内容来说，更主要是陈端生的不为传统所拘的自由思想使得他有所共鸣。《论再生缘》的点睛之笔在于：“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陈寅恪先生在《缘起》章中说得明白，也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然则《柳如是别传》之撰写，在我们的大史学家，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宋朝文化，寅恪先生评价最高，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又说“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所以如此，盖由于宋代的思想自由，才形成学术的繁盛。寅恪先生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所以然之故，则是由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是实现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关键。“俗谛之桎梏”，不仅指客观环境的限制，也包括学者的主观障蔽，即“以心为形役”的作茧自缚。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的两种自由时说过：“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认为他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他说这是科学工作的“外在的自由”，应该由法律来保障，同时需要全体人民拥有宽容的精神。接下去他又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 陈寅恪先生当然知道构成“桎梏”的客观环境方面的因素，也即爱因斯坦所说的“外在的自由”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实现的。但“内心的自由”，是属于学者自己的，能否自我获得，是“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前提。1930年，寅恪先生写有《阅报戏作二绝》，其一云：“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虽为戏笔，却是写实，给无法“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文人学者画了一幅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个整体，但内中实蕴含二分谛，即独立义谛和自由义谛。分谛言之，独立是自由的条件。 刘梦溪： 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研究领域涉及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宝箴和湖南新政》《现代学人的信仰》等，对义宁之学（陈寅恪）、蠲叟之学（马一浮）的研究，最能见为学宗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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