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我的诗歌

导读：我的青春我的诗歌。诗歌见证了我的青春，如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个飞扬的青春岁月，让我的青春不孤单、不寂寞，也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时光飞逝，职业在变。但我对诗歌的那份情感始终没有变，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读诗写诗仍是我的最爱和最享受的时刻。此生，我注定要与诗歌白头偕老的——但绝对与名利、地位、金钱无关。倘若诗歌真有诗魂，我想她是会明白我们这些曾经而又一直在追随诗歌的人的那份执著与挚爱。

我为什么会喜爱上诗歌？诗歌为什么会成为我一生不离不弃的至爱？或许，与许多诗歌狂热者一样这都是青春荷尔蒙惹的“祸”。

诗歌，应当是青春特殊的阳光产品。媒体名人、前辈白岩松说：“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而我之所以爱上诗歌，是因为诗歌这种独特、跳跃、自由、凝炼的语言表达方式能最彻底释放青春荷尔蒙和最直接地抒发青春的狂热、张扬、复杂而又善变的情感。

诗歌属于踌躇满志、风华正茂的青春，有诗歌的青春注定必然会更加神采飞扬，色彩斑斓，婀娜多姿。

我与大家一样虽然读小学开始就接触、学习祖国的文化国粹——古诗，但真正喜爱上诗歌是初中三年级。初中毕业考试，对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是决定人生前途与命运的第一场考试，“受尽十年寒窗苦”的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挤过独木桥，特别是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更是希望自己一考能够实现“鱼跃龙门”——摆脱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苍天”的生活。但是，当时中考招生名额凤毛麟角，比高考竞争更为惨烈。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紧张枯燥的读书生活，还有面对前途命运的迷茫与恐慌，加之青春荷尔蒙的内在作用，犹如炸药的导火索点燃了我的诗魂。

而让我狂热地爱上写诗的是1991年的冬天，母校船塘中学迎来了50周年华诞。其时，校方为隆重纪念母校50周年风风雨雨的办学历程举办系列庆典活动，其中有一项就是举办征文活动——每个班级出一个纪念母校诞辰50周年的墙报专栏。当时，喜爱写作的我热情高涨，一口气炮制了《校园的小路》、《母校赋》、《校园之夜》、《母校》等多首诗歌，且全部被筛选进墙报专栏以手抄体形式刊登了出来，看着近乎成了我个人诗歌专栏的墙报，我那时的兴奋不亚于孕妇“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而这种“小试牛刀”的成功更是激发了我写诗的热情与冲动，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在那个紧张得如打仗般的初中三年级，我雷打不动地每天写日记，净初中三年级一年就整整写了7本日记本，其中写的诗歌有近百首（有部分诗歌是古风体或是打油诗）。

上高中一年级时，学校筹办成立文学社（名字为河西文学社），我凭着这种写作的狂热与爱好，被器重我的老师丘春青（当时为学校政教处主任、初三级语文教师）点将为河西文学社首任社长，社刊《蓓蕾》的代刊词也是丘春青老师指定由我撰写的（附后）。丘春青老师在文学社成立时曾对我们一班文学社社员说过一句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的话——“虽然每个同学不可能都成为作家、诗人，但这种爱好与文字写作经历，会让你们受益终生！”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名受益者——这种文字写作的爱好一直在改变着我的职业、人生与命运。

高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师曾宏贵是汕头大学（中文系本科）刚毕业分配到校的。他上语文课是典型的不按江湖规纪出牌的那种，让同学们感到别开生面，耳目一新。上课时，他叫我们听听就可以了，不用做笔录，在黑板上写的内容刚刚写好突然又擦掉了，常让那些正在认真做笔录的女生很是纳闷而又莫名其妙。而且每堂语文课从不“满贯”，剩余时间他就在黑板上默写一首名诗词给我们品读。从那时起，我知道了那些名诗人名诗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舒婷的《致橡树》、陆游的《钗头凤》……这一独特的语文教学模式很是适合我这种诗歌爱好者的胃口，也是从那时起让我对新诗，特别是朦胧诗有了一些认识与了解。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乡镇，在街上的新华书店或是在学校图书馆想买到、借到那些新诗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写信给在广州打工的哥哥叫他给我买有关徐志摩、席慕蓉、舒婷等诗人的诗籍。不久，他托人给我捎回来了席慕蓉的《七里香》、徐志摩的《猛虎集》、汪国真的《热爱生命》等几本诗集，我如奉圭臬，每有空闲时间总是爱不释手地品读。这些名家的诗歌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特别是这种与青春情感一拍即合而又天马行空的诗情，如春风化雨滋润我的心田，如清冽的甘泉让饥渴难耐的我顷刻间有淋漓尽致之感，如一壶烈酒让我喝了仍欲罢难休……后来，我又有幸拜读了顾城、海子、洛湃、北岛等猛人的诗歌作品。

其中徐志摩、席慕蓉、洛湃、汪国真、海子5位诗人的诗歌我最情有独钟。席慕蓉、洛湃、汪国真3人的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最为流行，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诗歌旋风。她们等新诗派代表成了那个时代少男少女最为膜拜的诗人，她们的诗歌作品让人争相阅读，诗集出版一次次畅销、脱销，很是“洛阳纸贵”。据说，一些没有买到她们诗集的诗歌爱好者同别人借来将诗集一首不漏地用笔记本抄写下来。

我至今仍保存有一本高中一年级时关于徐志摩、席慕蓉、洛湃、汪国真等4人的诗评和她们的诗歌经典之作的手抄笔记本。

——风流倜傥，为爱可舍弃一切的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字句清新，韵律和谐，想象丰富，意境优美，艺术性极高，是诗中精品，满身珠光宝气，让人拜倒。他的名作《再别康桥》无疑是诗人出神入化写作技巧的代表，将感情、景物、深深的怀念和淡淡的离愁糅合在一起，情中有景，景中寓情。

——席慕蓉属“纯情型”诗人，她所写的爱情、乡情、人情（包括对人际关系和对时光流逝的感受）倾吐出了人人的心声，意境高洁，句子极美，美得好像一尘不染，拨动了千万读者，特别是青年男女的心弦。她那首《一棵开花的树》让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无不为之倾倒。

——汪国真属“哲理型”诗人，也是一个诗歌颇有争论的诗人，有人说他的诗说教痕迹太重、意境也不高；也有人认为他的诗能够解答青少年的思想困惑和感情苦恼，对未涉世的青少年学生有作用。我之所以钟情汪国真的诗歌，则属于后因，在我看来，汪国真的诗歌很有“心灵鸡汤”的功效，极为励志。

——洛湃属“激情浪漫型”诗人，他的身份特殊，既是个老谋深算的商人，也是个严谨认真的医生，又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他的诗“表达了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当生活的强者的意愿，跳动着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击波逐浪的勇者的亢奋的脉博”。《广州文艺》诗歌编辑司徒杰认为“洛湃的诗有一种南方人的粗豪，使人激动。也是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表现了弄潮儿的精神，使人联想起惠特曼的美国西部牛仔。洛湃的语言也跟惠特曼的一样，每首中总有一两句特别精神，但同时又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洛湃那首诗《医生》我印象最为深刻，用双重情感和逆向思维来抒写医生的职业，思维另类。在洛湃看来“医生，是永远出不了医院的病人；总有一天，生命的进化，会将你推上历史的手术台”、“未来，渴望健康的人们，也盼望着消灭医生的日子”。后来，我一直寻找洛湃的诗集《浪子情怀》，可惜都没有买到，还有洛湃也好像销声匿迹了。

还有海子的诗也是我极为钟爱的，也是我极为膜拜的其中一个诗人。他自由、率真、纯朴的性情，他热爱乡土、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他的诗歌天才、悲剧短暂的人生，常常让我难以释怀。2011年3月，在海子逝世22周年之际，我还借酒涂诗——《祭海子》来祭祀海子在天之灵，缅怀这位诗歌天才。海子的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亚洲铜》等诗读来总让人有种“风光月霁”的感觉。

这些名家的诗作滋润了我的诗心，拓展了我的诗野，激发了我诗歌写作的热情，还更是乐此不疲。每每星期天回到家里，我常常关在屋里“闭门造诗”，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后来，我把自己写的一些诗歌和散文让曾宏贵老师给我评点，他看后对我提出了的两点评语与建议（那张写给我的纸条仍保留着）：一、诗歌是文学艺术的皇冠，刚起步就苛求自己的成绩是很困难也是很不应该的。看了你的诗歌，总觉得在字句的凝炼方面稍欠火候。建议重点阅读艾青或者是藏克家的诗歌，或许对你有较大的帮助。很遗憾，因本人对诗歌的研究颇浅，所以对你的帮助近乎没有，你可请在诗歌方面有较深造诣的师友指评。二、散文是文学艺术最基本的功底，而且看了你所写的散文之后，觉得你在散文方面还是有自己的灵感和悟性的，有几篇都写得不错，如《在金色的田野上》、《雪》等。希望你日后在散文方面多多练笔。散文功底好了，对文学其它样式的发展很有帮助的。曾宏贵老师的一针见血的见解和语重心长的期望，让我更倍受鼓舞，倍增信心。此后，我除了更加注重散文练笔外，对诗歌写作始终是热情有加，始终觉得诗歌是放飞青春梦想、抒发青春情绪的最好表达形式。在那一年，我写的3首诗歌（《小草》、《人生》和《拥有》）被一家小诗歌报发表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应是我的诗歌处女作。

再后来，因为家庭原因读完高中一年级的我戏剧性地在本镇一所乡村小学当了“孩子王（代课教师）”。教了一年书的我执拗不过家乡管理区办事处（现为村委会）领导的“游说（要培养我为接班人）”，回到了家乡任团支部书记。1995年，迫于生计，我与农村千万青年一样涌到珠三角谋求发展寻求出路，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三地浪迹，期间做过业务员、营业员、搞过装修、做过招牌，也睡过工地、爬过竹架、与盘查暂住证的警察玩过“躲猫猫”、在佛山机场不小心还闯进过军禁区……。流离颠沛的生活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特别是面对自己难以掌控的前途与命运，我当时的心极为迷茫与惆怅，那种精神上的折磨与煎熬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不堪回首，难以用言词来表述。那时，诗歌成了我排遣苦闷、抒写情感、打发寂寞、抗争命运的最好方式，陪伴我度过了那段人生最为暗淡、最为孤独、最为无助的灰色岁月。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亦或许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1996年6月，在丘春青老师的极力推荐下，凭着这种写作的爱好与经历，我被“借调”到船塘镇办公室任资料员，由此走上了“码字”之路。在船塘镇政府工作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前来采风的岭南诗社河源分社社长、河源诗词协会原会长吴木（退休前为河源师范副校长，现为协会顾问）等几位老同志，在吴老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河源诗词协会和广东岭南诗社，并且积极向协会、诗社的诗歌报投稿，且接连有好几首诗被《岭南诗歌报》（现改为《岭南诗歌》）发表。有一次因公到河源出差，我特地上门拜访了吴老。吴老说：“岭南诗社社员众多，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内外，对诗歌要求甚高，特别是格律诗，在《岭南诗歌报》发表诗歌作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吴老嘱咐我继续努力，建议我最好能学习传统诗词写作。临走，他还送了一本《中华诗词曲今古声韵简编》给我。只可惜，我对传统格律诗词没有丁点兴趣，至今也没有去学习过，很是辜负了吴老热切的期望。2003年4月，喜爱上新闻写作的我，在一帮新闻界朋友的“鼓动”下，以“签约记者”的身份入职河源日报社从事新闻工作至今。

时光飞逝，职业在变。但我对诗歌的那份情感始终没有变，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读诗写诗仍是我的最爱和最享受的时刻。每每突发诗感，我会亢奋地从被窝里一骨碌爬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将之涂鸦下来。

尽管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国粹，是文学艺术的最高皇冠，但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现实生活中，诗歌却是文学艺术中最一文不值的，诗人的生活也是最清贫的，甚至是凄凉的。以至于，诗坛在徐志摩、席慕蓉、洛湃、汪国真、海子、顾城、北岛等一批名诗人之后居然归于沉寂，再也难于刮起一股强劲的诗热风。这是诗坛的悲哀？还是文学艺术发展的悲哀？而那些年，我膜拜过的，至今仍健全的诗人是否仍在写诗呢？或许在世俗面前，早已放下了诗笔投身于其它行业，毕竟在现实生活中面包才是最解饥饿的——没有面包诗歌是什么呢？

我的青春我的诗歌，我的诗歌我的青春。诗歌见证了我的青春，如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我度过了那个飞扬的青春岁月，让我的青春不孤单、不寂寞，也有了一份意外的收获。而此生，我注定要与诗歌白头偕老的——但绝对与名利、地位、金钱无关。正如诗友、“河源荷尔蒙”主编黄剑锋（别称蒙哥）所说“当有一天蒙哥临死的时候，蒙哥最为留恋的一定不是财富、名望甚至是亲人，而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诗歌。”倘若诗歌真有诗魂，我想她是会明白我们这些曾经而又一直在追随诗歌的人的那种执著与挚爱！（写于2014年12月28日）

注：封面为本人高中一年级的手抄诗歌本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