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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朝
（1） 史称春秋时期
东周（公元前770---前256年，共515年，战国止于公元前221年）
东周是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的历史阶段。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三十五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当时，封建生产关系正大孕育，政治上表现为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这个时期，我国在历经夏、商、西周的统一王朝以后，分裂为数百个诸侯国。它们相互兼并，角逐争雄，混战不休；各诸侯国内部，则阶级矛盾尖锐，奴隶起义连绵不断，新旧势力斗争激烈，社会在剧烈地动荡着。这一时期的阵痛，正预示着封建制度这一新儿即将延生。
战国时期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经过春秋时期激烈的兼并，数百个诸侯国被吞并，周王室的势力更趋衰落，至战国初年，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史称战国七雄。各诸侯国内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进行变法，逐渐确立起封建制度。七国之间展开了更为惨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由秦取代周室，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东周王室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共有25王，病死21王，国亡投降，奔波而死的1王，哀伤而死的1王，内争中被杀死的2王。
东周列国诸侯，因不属于帝王范围，故没记载。
(东周)平王(姬宜臼)
平王，名姬宜臼，一作宜咎(公元前?～前720年)。周幽王子。幽王被杀，他被拥立为王。在位51年，病死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葬于平丘(今河南省太康县全堆乡)。
周平王姬宜臼，周幽王在位时，原被立为太子。幽王宠爱褒姒后，废黜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
有一天，宜臼在花园里玩耍，幽王将笼子里的猛虎放出，打算让猛虎去将宜臼咬死。宜臼很有胆量，当猛虎向他扑来时，他非但不惊慌逃避，反而迎上前去，冷不防大吼一声，吓得老虎吃了一惊，后退几步，伏在地上观察动静。宜臼便从容离去。他知道这是父王存心暗害他，就与母亲申皇后暗暗逃出都城，投奔外祖父申侯。
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幽王以后退走了。申、鲁、许等诸侯国就拥立宜臼为王，于公元前770年在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不久，因为镐京已遭战争破坏，宜臼在秦国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在晋、郑等诸侯国夹辅下，勉强支撑残局。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东周开始的这一年，就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称携王，出现了两周并列的局面。10余年后，支持宜臼的晋文侯攻杀了携王，周王朝又重新统一。宜臼东迁时，因为秦襄公护送有功，就提升他为诸侯，并答应说：“戎人攻占了镐京和岐山地区(今陕西凤翔县一带)，你去攻击他们吧，打到哪里，那里就归秦所有。”不久，岐山以西地区为秦所攻占，秦国从此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大片故土丧失，东周王朝仅仅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只到沁水南岸，方圆只有六百余里，地窄人寡，与方圆数千里的大诸侯国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而已。周王朝大大衰落了。郑、晋、齐，鲁、燕、宋、楚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了诸侯争霸的纷乱局面，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动荡时期。
宜臼在位期间，因外祖父申侯拥立自己有功，便赐予申侯以封地，并派自己畿内的百姓去戍守。这使百姓离乡背井，十分怨恨。
姬宜臼一度委郑庄公寤生为朝廷卿士。后由于郑国实力雄厚，姬宜臼对郑庄公怀有戒心，不愿朝政为郑庄公所操纵，又乘郑国多事，郑庄公没有来上任的机会，想撤掉他卿士的职务。郑庄公闻知，马上赶到洛阳，对姬宜臼施加压力。姬宜臼再三赔礼，郑庄公不依。姬宜臼只好提出让太子姬狐去郑国作人质。不过这太有损天子的体面，群臣又提出了相互交换人质的办法，让郑庄公的儿子忽也来洛邑作人质，而周太子去郑国则用学习的名义。从这一史实可知；姬宜臼东迁后，周王室已势力衰微，周王名为天子，实际上要看大诸侯的脸色行事。
公元前720年，姬宜臼病死。姬宜臼死后的庙号为平王。
(东周)桓王(姬林)
桓王，名姬林(公元前?～前697年)平王孙。平王死后继位。在位23年。病死，葬于今河南省渑池县北桓羊山上。
周桓王姬林为姬泄父之子，周平王孙。平王病死时，太子姬狐正居于郑国为人质。郑伯和周公黑肩迎姬狐回朝继位。姬狐因一路上哀伤过度，回朝后就病死。姬林便被郑伯和周伯黑肩扶立为天子。
姬林在位期间，因郑伯扶立他有功，将位于黄河北岸、泌水之南的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赐给郑国，周王朝的疆域又缩小了。
以前，诸侯死了，其儿子于继位和治丧完毕后，必须赶往都城去接受周天子的册封，以求得合法地位。公元前712年，鲁桓公谋杀了兄隐公，自立为国君，不向桓王请求册封。从此，诸侯由天子册封的制度被破坏了。公元前706年，楚国以武力逼迫随国国君，要他向桓王提出提高楚国等级的要求。桓王不允，楚国国君熊通在大骂了姬林一通以后，自行提高等级称为楚武王。姬林接到报告，又气又羞，但也奈何他不得。
姬林继位后，郑庄公在朝廷继续以卿士身份专权。姬林不甘心受他的控制，就撵走了郑庄公。郑庄公回国后，便制造事端，扰乱周境的安宁，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郑庄公又假借天子之命，出兵攻伐宋国。姬林大怒，干脆免去了他卿士的头衔。郑庄公也不示弱，一连五年不去洛邑朝见，表示不把姬林放在眼里。姬林实在忍耐不住，不顾臣下劝阻，亲自统领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点起兵马迎战。
两军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相遇，姬林求胜心切，派人叫骂挑战。郑庄公却摆好阵势，按兵不动。周军叫骂到下午，还不见郑军出战，都面露倦意，松懈起来。郑庄公乘机挥动大旗，擂鼓冲锋。周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姬林只好退兵，自己断后。郑国将军祝聃远远望见，奋臂一箭，射中姬林左肩，亏得铠甲坚厚，伤势还不严重。郑庄公见已经教训了姬林，怕部下杀得性起，要了姬林的性命，使自己在舆沦上吃亏，忙鸣金收兵，任姬林逃走。
事后，郑庄公又假意派臣下去向姬林赔罪，说本来只准备自卫，没想到部下违反纪律，冒犯了天子。姬林哭笑不得，只好借此下台阶，垂头丧气地宣布免郑庄公之罪。长葛之战使姬林威风扫地，打掉了周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从此，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
公元前697年3月，姬林病重，召周公黑肩入卧室托付说：“依照祖宗制度，我立了嫡长子姬佗为太子。 但是，我所钟爱的却是次子姬克。今天，我将姬克托付给你，日后如果姬佗寿终，就兄终弟及，让姬克继位。你要尽力办好这件大事。”不久，姬林病死于洛邑。
姬林死后的庙号为桓王。
(东周)庄王(姬佗)
庄王，名姬佗(公元前?～前682年)。桓王长子。桓王病死后继位。在位15年，葬处不明。
周庄王姬佗，是周桓王长子，桓王病死后继位。姬佗继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694年)，周公黑肩遵照桓王临终时的嘱咐，策划要杀掉姬佗，改立姬克为国君。辛伯劝阻他说：“嫡庶有别，废嫡立庶，这是内乱的根源阿!” 周公黑肩不听。于是，辛伯将这一阴谋报告了姬佗，姬佗就立即捕杀了周公黑肩。姬克见事情败露，逃奔燕国。这件事史称“子克之乱”。
公元前693年夏天，姬佗为了笼络齐国，要将女儿嫁给齐国国君。他让鲁桓公作媒，并派卿单伯先将女儿送至鲁国。冬天，姬佗又派臣荣叔赴鲁，“赐命”(即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鲁桓公就派人将王女嫁往齐国。
姬佗在位的公元前685年，齐国经历了多年内乱后，公子小白被立为国君，即齐桓公。他不计私仇，将曾几乎射死自己的名臣管仲设计从鲁国接回，任命为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进行了改革，逐渐强盛了起来。第二年，因为鲁国曾经阻挠过齐桓公即位，齐桓公发兵攻鲁，鲁军迎战于长勺(今地不详)。鲁庄公见敌强我弱，急于想挥兵攻击，被臣子曹刿劝阻。齐军自恃强大，连续三次击鼓冲锋，都未能奏效，顿时气竭力衰，军心涣散。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战术，发动反击，一鼓作气地击败了齐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齐鲁长勺之战。
姬佗晚年很爱少子颓，想立颓为太子，但是没有成功，导致了他死后的“子颓之乱”。
公元前682年10月，姬佗病死。死后的庙号为庄王。
(东周)釐王(姬胡齐)
釐王(公元前?～前677年)。庄王子。庄王死后继位。在位5年，葬处不明。
周釐王姬胡齐，庄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
姬胡齐即位的这一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将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为了借助周王的名义争霸天下，齐桓公又接受了管仲的建议，提出了“尊王攘夷” 的口号，表示要尊奉周天子，抵御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攻掠，并马上派使臣向姬胡齐朝贺。姬胡齐见齐国如此恭敬，十分高兴，立即将召集诸侯承认宋桓公为国君一事委托给齐桓公去办理。齐桓公在齐国的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北)大会诸侯，被推为盟主。
同年冬，齐桓公再次率领大军伐鲁，鲁庄公惊恐，以割地为条件请求讲和。齐、鲁两国国君在齐国境内的柯(今山东旧寿张县东北阿城镇)谈和。两人正要歃血立盟约时，保护鲁庄公赴会的将军曹沫突然抢将上来，亮出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他答应将夺去的鲁国的土地归还鲁。齐桓公答应后才得脱身。事后，齐桓公愤怒难忍，准备杀死曹沫，废弃诺言。管仲劝说他：“答应的事背信，又要杀人家，这虽然能泄一时之愤，却失去了天下诸侯的信任，不能做啊!” 齐桓公终于将土地还给了鲁国。这使诸侯都佩服齐桓公的讲守信用，纷纷依附于齐国。公元前679年，齐桓公邀集了鲁、郑、宋、卫、陈等国在鄄(今山东省鄄城北，当时属卫国)相会，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正式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77年春，姬胡齐病死。 死后的庙号为釐王，历史上又称他为僖王。
(东周)惠王(姬阆)
周惠王，名姬阆(公元前?～前652年)。釐王子。釐王病死后继位。在位25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惠王姬阆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75年)秋，为国，边伯、 詹父，子禽，祝跪等五个大夫，由于庄王生前曾经嘱咐要立庶子子颓为国君，对釐王病死后由姬阆即位十分不满，就联合贵族苏氏，一起拥奉子颓，发动叛乱，攻打姬阆，却被击败后出逃。子颓逃到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又在苏氏陪同下逃奔到卫国。卫惠公由于怨恨周王收留了自己的政敌公子黔牟，就联合南燕，支持子颓。这一年冬，卫和南燕出兵攻入周朝都城，逐走姬阆，立子颓为天子。郑厉公出面调解周王室之乱，没有成功，于是就在第二年春俘住了南燕国君仲父，并且将流亡在外的姬阆安置在郑国的别都栎(今河南禹县)，还将王室的器皿用具从成周搬到栎，供姬阆享用。公元前673年春，郑厉公和虢公在弭(今河南省密县内)誓师伐子颓，郑、虢联军很快攻入都城。子颓和边伯等5个大夫正在喝酒庆贺，措手不及，被联军杀死。郑厉公和虢公迎姬阆回到都城，重新登上天子宝座。这场内乱史称“子颓之乱”。为了感激郑、虢两国的援助，姬阆将酒泉(今陕西省东部一带)赐给虢，将虎牢
(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这样，内乱平息了，周王朝的疆土又一次缩小了。
姬阆在位期间，齐国继续东攻西伐，兼并小国，扩大力量。公元前670年，齐军攻灭郭国(今山东省聊城县东北)。齐桓公问当地父老：“郭为何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国君爱贤人而恨坏人。”齐桓公不理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那怎么又会亡国的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恨坏人而不翦除，所以导致了亡国。”
当时，鲁国的庆父(鲁桓公子)先后杀掉了国君子般、闵公，导致鲁国大乱。时人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就成了著名的成语。鲁僖公即位后，索要避居于莒国(今山东省莒县)的庆父，庆父自知罪责难逃，自杀于莒，鲁国内乱才暂告平息。
当时卫国的国君卫懿公酷爱养鹤，平时竟然让他最喜爱的鹤乘座华丽的轩车，享受大夫的待遇，国人怨声载道。公元前660年12月，戎兵攻卫，卫懿公率军迎战，两军相遇于荥泽(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临战前，卫国将士埋怨说：“大王平时如此厚待鹤，现在就让鹤去抵敌吧!”一时军无斗志，被打得大败，卫懿公也被乱兵杀死，成为玩物丧志者的鉴戒。
姬阆晚年宠爱陈国的女子惠后，准备废去太子郑，改立惠后生的庶子子带。公元前655年夏，齐桓公邀集了宋桓公、鲁僖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与太子郑相会于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南)，宣布支持太子郑为嗣君。姬阆十分生气，就指使郑文公背约去联络楚国，自己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周、郑、晋、楚联盟，以对抗齐国。齐国先发制人，连续兴兵攻郑，迫使郑国叛周亲齐，使姬阆的计划破产。
公元前652年12月，姬阆病死。死后的庙号为惠王。
(东周)襄王(姬郑)
周襄王，名姬郑(公元前?～前619年)。周惠王子。惠王病死后继位。在位33年，病死，葬处不明。
惠王病死后，姬郑担心子带争位而秘不发丧，并急忙派人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马上召集诸侯在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开会，宣布拥护姬郑为天子。姬郑至即位后才放下心，宣布了惠王的死讯。
子带不甘心失败，从公元前648年起，几次引导西戎兵攻周，都先后被挫败。公元前636年，姬郑发觉王后隗氏与子带秘密勾结，立即废黜了隗后。子带得到消息，再次引导西戎兵攻周，攻占了都城。姬郑仓皇逃出，避居于郑国的汜(今河南省襄城县)，向各国诸侯求救。即位不久的晋文公打着勤王的旗号，于公元前635年出兵攻克子带当时所在的温，生擒子带，然后迎姬郑回都城，将子带押到都城处死，平定了内乱。这次内乱，史称“子带之乱”。
郑为晋文公举行了庆功宴。晋文公更向姬郑“请隧” (要求在死后也享受天子规格的葬礼)，被姬郑婉言拒绝，而将阳樊、温、原和攒茅四个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温县和修武县内)赐给晋作为报答。三年前，秦、晋两国已经擅自将允姓的一支戎族迁居到周王朝境内的伊川(今洛阳市南伊河)一带，占据了这块地方。这样，周王朝的地盘仅剩下方圆100多里的弹丸之地。
姬郑在位的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癸丘(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召集鲁僖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等国会盟，而以齐桓公为主盟。姬郑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周公宰孔参加了大会，并将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肉分赐给齐桓公，还声明齐桓公不用行谢恩的下拜礼，以示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承认。这次会盟史称“癸丘之盟”，它使齐桓公的声望达到最高峰。六年后齐国名相管仲病死，又两年后齐桓公病死，齐桓公的5个儿子争夺国君的权位，内乱不已，国力削弱，从而使齐国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接着称霸的是宋襄公，他是个空谈仁义道德的诸侯。公元前638年11月，楚国伐宋，宋襄公率领大军迎战于泓(河名，即今河南省柘城西北的漶河)。他认为君子不能乘敌军正在渡河时发起攻击，不能乘敌军未列阵之前冲锋，不能俘虏头上有些白发的敌兵，因而不顾部下一再请战，坐失战机，最后被从容列阵后的楚军打得大败，他自己也受伤而身亡。历史上将他称为十分愚蠢的人物的代表。
公元前632年4月，晋文公率领大军在城濮(今河南省濮县内)之战中大败楚军，声威大振。晋文公将1000名楚军俘虏和100辆俘获的战车献给姬郑，姬郑回赠了100张红色的弓和1000张黑色的弓，并答应晋文公可以征伐其他诸侯。同年冬，晋文公在郑国的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会诸侯；为了增加他的威望，更派人暗示姬郑应该前去赴会。姬郑感到堂堂周天子竟然落到了唯诸侯之命是从的地步，十分难堪，又慑于晋国的威力，不得不前往。后来，孔子写《春秋》时，将此事写成“天子狩猎于河阳”，以维护周天子的颜面。晋文公这时成为威震中原的霸主。
继晋文公后称霸的是秦穆公。他任用贤才百里奚等人，增强了国力，于公元前624年伐晋，取得大胜，威望大振，连西戎20多个小国和部落都闻风归附，秦穆公被尊奉为西戎的霸主。秦又大力向东发展，扩地1000多里。姬郑派使者送去铜鼓12面，表示祝贺，也就是正式承认了秦穆公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19年8月，姬郑病死。 姬郑死后的庙号为襄王。
(东周)顷王(姬壬臣)
周顷王，名姬壬臣(公元前?～前613年)。周襄王子。襄王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顷王姬壬臣继位时，王室财政拮据，竟致于无法办理襄王的丧事，他只得派卿士毛伯去向鲁国讨钱。鲁国国君派使者送钱到都城，才安葬了襄王，这时已经是襄王死后第二年的2月了。
姬壬臣在位时，邾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的诸侯为邾文公。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准备迁都到绎山(也称峄山，在今山东省邹县南)。占辞上说：“迁都有利于民，但是有害于君，会使君短命。”当时的人是很相信占卜的，纷纷劝阻迁都，邾文公却说：“上天让民树立了君，就是为了替民谋利．如果迁都有利于民，就迁吧。”他还是把都城迁到了绎山。不久，邾文公果然病死了，这虽是巧合，时人却纷纷赞誉邾文公的贤良。
公元前613年春，姬壬臣病死。姬壬臣死后的庙号为顷王。
(东周)匡王(姬班)
周匡王，名姬班(公元前?～前607年)。周顷王子。顷王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匡王姬班在位时，他本人无重要的事可述。
这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灵公，在他宫内，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赵盾事件。原来，晋灵公是一个只顾享乐，不理政事的国君。他又喜欢恶作剧，经常从宫台上用弹弓把别人弹得头破血流，人们东躲西闪，他看着高兴。有一次，厨师没有将熊掌煮熟，晋灵公竟把他杀了，用草席裹着，叫宫女在朝廷上拖过。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晋灵公竟派武士徂魔(名除尼)去谋刺赵盾。徂魔一早去赵盾家，见赵盾大开着卧室门，穿着朝服，正襟危坐地在等待天明上朝。徂魔深受感动地说：“对国君不忘恭敬，是替民众办事的好人。杀了他，对不起百姓；不杀他，国君不会放过我，如此进退两难，不如一死了之。”就一头撞向庭院中的槐树而倒地身亡。晋灵公此 计不成，又假装着请赵盾赴宴，埋伏好了武士，准备杀死赵盾，不料赵盾遇救逃了出来。后来，赵盾的族弟赵穿将晋灵公杀了，赵盾才返回都城。
公元前607年10月，姬班病死。姬班死后的庙号为匡王。
(东周)定王(姬瑜)
周定王，名姬瑜(公元前?～前586年)。周匡王子。匡王死后继位。在位21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定王姬瑜在位时，他本人也无要事可述。这时，楚国在楚庄王的治理下强大了起来。楚庄王在继位之初的三年内，不理政事，沉湎在腐朽的生活之中。后经大臣们的劝说，他才逐渐振作，表示“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并开始整顿朝政，实行改革，扩充军队，从而增强了国力，攻灭了一些小国。
姬瑜继位的这一年春，楚庄王又带兵攻伐陆浑(今河南省嵩县北部)的戎族，事后，并在周王朝的边境上阅兵示威，吓得姬瑜赶忙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劈头就问周朝都城宗庙内九鼎的“小大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问九鼎的重量，也就意味着有觊觎天子权位的野心。经过王孙满的驳斥，楚庄王才引兵退去。这件事，史称“问鼎中原”。接着，楚庄王在平定内乱后，频繁出击，先后攻灭了舒、蓼等小国，降服了陈国、
宋国。公元前597年在必(今河南省郑州市东)之战中，楚庄王又一举歼灭了拥有600辆战车的晋国大军，并继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后当上了霸主，历史上将他们称为“春秋五霸”(另一说是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当时，晋国赵盾已经病死，子赵朔袭职，辅佐着晋景公。晋灵公的宠臣司寇屠岸贾要为晋灵公报仇，就鼓动武将们说：“赵盾犯有弑君大罪，如今他的儿子还是朝中重臣，这怎能允许!”并带着军队围攻赵朔居住的下宫，杀死了赵朔和他的一族。赵朔的夫人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庄姬，得以幸免。庄姬正怀着孕，避居于晋景公宫中。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便守住宫门索要男婴。庄姬将男婴藏在胯下，祷告说：“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男婴竟然不哭，得以脱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他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抚育这孤儿成人与死，两者哪件难?”程婴回答说：“死容易，抚育孤 儿成人难。”公孙杵臼就说：“那请君承担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让我先死去吧。”他就带着自己的婴儿躲进山里，然后让程婴假装去向屠岸贾告密，谎称赵氏孤儿躲在山中。屠岸贾大喜，立即派兵随程婴进山，杀死了公孙杵臼和他的儿子。这样，赵氏孤儿就被保全了下来。程婴抱着孤儿躲进山中，给他取名为赵武，这就是著名的“托孤搜孤”的故事。
公元前586年11月，姬瑜病死。姬瑜死后的庙号为定王。
(东周)简王(姬夷)
周简王，名姬夷(公元前?～前572年)。周定王子。定王死后继位。在位14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简王姬夷在位时，他本人也无要事可述。这时，在晋国，晋景公为赵朔平了反，派人请来程婴和尚未成年的赵武，并允许程婴带兵攻杀了屠岸贾，灭了屠家一族，为赵氏一门复了仇。赵武成年后，袭父职，又为晋国重臣。这时，程婴却拜别大家，对赵武说：“当年下宫之难，我所以没有尽忠死节，是为了抚育你，为赵家保住后代。如今你赵氏一门大仇已报，冤屈已伸，你也袭职立业，我应该报答令尊大人的知遇之恩和老友公孙杵臼的一片赤诚之心了。”说完就自杀了。赵武十分哀痛，为他服丧3年，每年春、秋两季都去祭祀他的坟墓。
当时，除了晋、楚、秦，宋、郑等国相互攻伐不止以外，位于东南地区，原为楚国属国的吴国兴起，屡次攻入楚国，卷入了春秋混战的行列。
公元前572年9月，姬夷病死。死后的庙号为简王。
(东周)灵王(姬泄心)
周灵王，名姬泄心(公元前?～前545年)。周简王子。简王死后继位。因爱子夭折，哀伤而死，葬于周山(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柏亭山)，一说葬于灵山(今河南省宜阳县)。
周灵王姬泄心在位时的公元前546年7月，宋国大夫向戍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国间的战争，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国的有势力的大夫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
“弭兵会盟”后的10多年间，因为楚国专注于对付吴国，晋国则忙于应付内事，无力开战，所以会盟的10个国家没有发生过战争。然而，各国内部的争权斗争却异常尖锐。“弭兵会盟”也就成为春秋时期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会盟以前以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为主，会盟以后却以各国内部大夫间的兼并为主，各国社会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如公元前555年，郑国执政大臣子孔专制，国人不满，在子展，子西率领下攻杀了子孔。同年，莒国国君比公暴虐百姓，国人愤而杀死了他。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强征庶民筑城。筑城时，夹板脱落了，监督筑城的庆氏以残杀庶民来惩罚，“役人”怒而举行暴动，分别杀死了以庆虎，庆寅为首的大小监工。这次起义吓得陈国的贵族胆战心惊，惊呼难以再统治下去了。
姬泄心的长子姬晋天性聪明，喜欢吹笙，能吹奏出如同凤凰欢鸣一般的乐曲，令人陶醉。姬泄心对他十分钟爱，立他为太子。不料，太子于17岁时突然得病身亡，姬泄心哀痛欲绝。传说当时有人见灵王如此悲伤，担心这有损他的健康，就利用迷信编造了一段情节劝慰他说：太子现在沟岭上，骑着白鹤，吹着笙。他要农夫转告灵王，暂不必挂念，他现随仙人浮丘公居住在嵩山，十分快乐。姬泄心听了却反而更加怀念太子，日夜不宁，神情恍惚。公元前545年11月的一天深夜，姬泄心迷迷糊糊入睡，梦见太子骑着白鹤来迎接他。他惊醒后说：“我儿来迎我，我应当走了。”于是命令传位于次子姬贵。癸巳日，姬泄心病死。
姬泄心死后的庙号为灵王。
(东周)景王(姬贵)
周景王，名姬贵(公元前?～前520年)。周灵王第二子。灵王死后继位。在位25年，病死，葬于翟泉(今河南省洛阳市旧城)。
周景王姬贵在位时，财政窘困，器皿用具都得向各国乞讨。有一次，他宴请晋国大臣荀跞，指着鲁国送来的酒壶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何独独晋国没有?”荀跞的随员籍谈答复说，当初晋国受封时，王室就没有赐以礼器，目下晋国又忙于对付戎狄，送不出礼物来。姬贵列数了王室赐给晋的土地器物，讽刺世代掌管典籍的籍谈是“数典而忘其祖”，这就是成语“数典忘祖”的来源。这件事说明，春秋初年王室还能赐些土地器物给诸侯，这时却只能靠向诸侯乞讨度日了，天子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
姬贵在位期间，郑国的执政大臣子产(即公孙侨，字子美)实行改革，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土地私有，按田亩征税等等。接着，他又用200多斤铁铸造了一只鼎，把新制定的保障改革成果的刑书铸在鼎上，放置于王宫门口，让百姓都知道新刑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刑鼎。新刑法由于限制了旧贵族的胡作非为，触及了贵族的利益，贵族们就用歌谣诅咒子产说：
硬逼我将好衣服藏在家，
还将我的田产左盘右查。
谁去杀子产啊，
我一定参加!
子产听了，毫不动摇，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我死也得坚持，改革可不能中途变卦。”几年后，子产的改革已见成效，郑国的百姓就用歌谣来感谢他说：
我们的子弟，子产来教导，
我们的田地，子产帮助我们把产量提高。
如果子产死去，
有谁能象他那样好?
子产执政20年，使郑国内部安定，生产发展；对外维护了国家尊严，使大国不敢轻视郑国这一小国。
公元前522年，郑国由子大叔执政，对百姓进行残酷的压迫。大批平民聚集到萑苻之泽(今河南省中牟县内)，依据险要，和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武装斗争。后在于大叔的镇压下，起义者因寡不敌众而全部战死。
姬贵在位时，原立嫡次子姬猛为太子，但后来姬贵却又宠爱庶子姬朝。公元前520年4月，姬贵病重，特嘱咐大夫盂宾要扶立姬朝为嗣君。姬朝还没有来得及被立为嗣君，姬贵就病死。
姬贵死后的庙号为景王。
(东周)悼王(姬猛)
周悼王，名姬猛(公元前?～前520年)。周景王嫡次子。景王死后继位。在位半年就病死，葬处不明。
景王在位时，因嫡长子太子寿早死，原立姬猛为太子，但景王又宠爱庶子姬朝，于病重时要大夫孟宾扶立姬朝，而没来得及就病死。景王死后，同月贵族刘卷、单旗将盂宾杀死，仍拥立姬猛为帝。
姬猛继位后，姬朝很不甘心，就带领失去职位的旧官吏和百工以及一部分兵士叛乱，争夺王位。刘卷被打败逃了，单旗保护着姬猛待在王宫内。姬朝的党徒乘深夜潜入宫中，劫走了姬猛。单旗突围而逃，姬朝的徒众挟持着姬猛追赶单旗。半路上，晋顷公遣大夫籍谈、荀跞带兵救出了姬猛，护迎他避于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不久，派兵护送他回都城。同年10月，姬猛病死。
姬猛死后的庙号为悼王。
(东周)王子(姬朝)
王子。名姬朝(公元前?～前505年)。景王宠爱的庶长子。景王死，悼王继位，他作乱。 悼王死，敬王继位，他又赶走敬王，自立为王。后被刺死，葬处不明。
王子姬朝，周景王生前最宠爱他，原要立他为太子而未果。景王死后，贵族刘卷等拥立姬猛为帝，姬朝便在贵族尹国等支持下，联合失去职位的百官和百工，举兵攻走悼王，占据都城。悼王死，敬王立，他又赶走敬王，自立为王，时人称为“西王”。
公元前516年，姬朝被晋兵战败，带着全部典籍和一些贵族逃往楚国。公元前505年春，敬王乘吴国攻破楚国的机会，派人刺杀了姬朝。
姬朝史称王子朝。
(东周)敬王(姬匄)
周敬王，名姬匄(公元前?～前476年)。周景王第二子，周悼王弟。悼王病死后继位，在位44年，病死，葬于三壬陵(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10里处)。
周敬王姬匄在悼王病死后，由刘卷、单旗扶持继位，居于翟泉，时人称为“东王”。
姬匄在位期间，吴国也强盛了起来，积极参加争霸。公元前515年，吴王诸樊的儿子公子光，在从楚国逃亡来的贵族伍子胥(名员)的协助下，指使勇士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腹中，乘宴会上进食的机会，刺杀了公子光的堂弟、国君僚，夺取了王位。公子光登上了王位，史称吴王阖闾。
阖闾成为吴王之后，采用伍子胥的计策，用几支军队轮番骚扰、攻掠楚国，使楚军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公元前506年，阖闾又以伍子胥为谋主，大军事家、齐国人孙武为将军，统帅数万大军攻楚，五战五捷，攻入了楚国都城郢
(今湖北省江陵市北)，楚昭王逃亡在外。楚国大臣申包胥见国破君逃，赶往秦国乞求救兵。秦哀公犹豫不决，申包胥便在宫门外哀哭了七天七夜，水米不入，从而感动了秦哀公，下令发兵。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加上吴国发生了内讧，才打败了吴军。楚昭王回到郢，怕吴军再来，就迁都到若（今湖北省宜城东南)。这场大战，长达10个多月，史称“吴楚郢都之战”。
公元前496年，阖闾乘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国君允常死，子勾践初立之机，不听伍子胥的劝阻，出兵攻越，勾践带兵北上迎战，两军会战于携李(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南)。吴军阵容严整，勾践组织敢死队两次冲锋都失利，又强令三队死囚将刀架在自己脖子上，朝着吴军高喊：“两军对阵，我们违犯了军令，不配为军人，该死罪，现在甘愿以死赎罪。”喊罢，一个个自刎，仆地而亡。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震惊了吴军，松懈了他们的斗志。越军乘机擂动战鼓猛扑过去，使吴军大败，阖闾也被越将灵姑砍去了一个大脚趾，死于回师途中。其子夫差继位，发誓要报此杀父之仇。这场大战，史称“吴越携李之战”。两年后(公元前494年)，夫差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全国之兵攻越。越王勾践不听谋士范蠡和文种的劝阻，贸然出兵会战，在夫椒(今江苏省太湖椒山)之战中，被吴军击败。勾践率领主力部队5000人退守都城会稽，被吴军包围。越王勾践这才听从文种的建议，以卑词重礼求降。伍子胥力谏夫差杀勾践，灭越国，以免后患；伯嚭因为收受了越国的贿赂，竭力劝说夫差受降。夫差听从了伯嚭的建议。
越国投降后，勾践和夫人及臣吏300人被押往吴国。勾践为吴王驾车养马，夫人打扫宫室。他俩居于囚室，秽衣恶食，受尽屈辱。经过整整3年，历尽艰险，又仗着伯嚭阻止了伍子胥除掉他俩的主张，终于被赦免回国。从此，勾践君臣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一方面不断地将西施、郑旦等美女和财物贡奉夫差，以结欢心，并且借此助长夫差的骄奢淫逸；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繁息人户，整饬内政，招集贤才，加强军备，暗中养精蓄锐。为了激励自己，勾践特意给自己安排了艰苦的生活环境，睡的是草堆，吃的是粗茶淡饭，还在门口挂一只苦胆，出入时都要舔尝一下，以使自己牢记往日的耻辱和复国的志向，这就是流传千古的“卧薪尝胆”。越国逐渐恢复、强盛起来。
伍子胥眼见夫差放虎归山，养虎为患，再次劝谏夫差攻灭越国，杀死勾践。夫差不听，加上伯嚭的谗言，夫差赐剑伍子胥命他自尽。伍子胥仰天长叹说：“我死后，将我的双眼挂在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城的东门吧，我要看着越军攻入姑苏。”果然，两年后即公元前482年，勾践乘夫差北上到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与晋、鲁会盟之机，统帅50000大军直捣吴国，经过3天激战，攻克姑苏，活捉吴太子友。夫差闻讯回师，与勾践媾和。
4年后，勾践再次伐吴，三战三捷，第二次攻入姑苏。公元前473年冬，越军第三次攻入姑苏，夫差被围于姑苏山上(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只得派人向勾践乞降为臣。在范蠡的劝阻下，勾践没有应允。夫差羞愧难言而自杀。
姬匄在位时的公元前478年，卫国工匠们(手工业奴隶》因为受不了卫庄公的虐待，发生了暴动，包围了王宫。卫庄公求饶不成，只得带着太子疾和公子青从宫墙北面跳墙逃命，把腿也摔断了。这时卫都城附近受过卫庄公残害的“戎州人”也赶来，先杀死了太子疾和公子青。卫庄公逃入戎州己氏家中，哀求说：“救我一命吧，我把玉璧送给你。” 己氏的妻子曾经无辜地被卫庄公剪光一头美发拿去给卫庄公夫人做了假发，这时便怒斥说：“我杀了你，那块玉还是我的!”就杀死了卫庄公。这次工匠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卫国的奴隶主统治集团，把奴隶主吓得胆战心惊。
姬匄在位期间，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度过了他忙碌的中年和晚年。孔子名丘，鲁国陬(名邹)邑(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人。他提出了一套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和理论根据。他的保守思想后来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孔子兴办私学，扩大教育对象，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也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相传他晚年编订了古代文化典籍《诗经》，《尚书》、《春秋》，为保存和发展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敬王继位后，和西王姬朝长期相互攻伐，争夺帝位。六年后，他在晋兵帮助下，击败姬朝，巩固了王位。
公元前476年，姬匄病死，死后的庙号为敬王。
春秋初期
春秋初年的政局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动乱的中原局面
春秋时期，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
动乱的中原局面，给周边少数族以发展的机会。
占有西周旧地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
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狄族，也逐渐向内陆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
居住在今河北、山东境内的戎族部落以及河北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的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
在江汉流域被周人斥为南蛮的荆楚，在臣服了周边诸部之后，势力迅速强大，力图向黄河流域争夺土地。
最初称雄的郑庄公，终因建国不久，随后又发生内部争位的斗争，实力被削弱，没有能力对付这种局势。继郑之后，先后崛起了齐、晋、秦、楚和以后兴起的吴、越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积极从事霸业活动。
大国争霸
齐国改革内政
齐国在今山东省的北部，是东方一个大国。它地处海滨，拥有丰富的渔盐和矿藏，从太公开始，就“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到了春秋年间，农业、手工业，特别是冶铸、纺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公元前685年（周庄王十二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为相，积极改革内政。管仲从“富国强兵”的目的出发，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进。
在政治、军事方面，基本上维持“国”、“野”分治的制度，在“国”中设置二十一乡，其中工乡三，商乡三，士乡十五。把服兵役的士乡十五又分成三个部分，叫“参其国”（五乡为一军，共三军，国君与国、高二卿各帅一军）。在“野（鄙）”设置五属，叫“伍其鄙”。
各级设官治理，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以利于老传少习，安心生产。在“国”内采用轨（五家为轨，设轨长）、里（十轨为里，设有司）、连（四里为连，设连长）、乡（十连为乡，设乡良人）的编制，实行政、军合一制度，加强对国家常备军的控制和定期操练，使其成为一支“莫之能御”的战斗武装。为了增加兵员，还提高部分鄙野庶人的社会地位，选拔其中“秀民”充当战士。
富国强兵
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土质肥瘠征税。还规定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采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的鼓励贸易、促进生产的政策。
管仲进行的改革，很快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齐国国力日益强盛，连续灭了周围小国，扩充了国土。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联合燕、宋、曹等国，消除了戎狄的扰害，保证了这一地区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诸侯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
楚国日益强大
当齐国忙于对付戎、狄的时候，楚国日益强大，灭了“汉阳诸姬”和邓、申、息等国，又接连发兵攻郑。为了制服南方的楚国，公元前656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首先讨伐依附楚的蔡国，蔡人望风溃逃。于是乘胜进军楚境，讨伐楚国。
楚成王一面亲率大军迎战，一面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双方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订立盟约，齐国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此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公元前651年，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不久，齐桓公去世，内部争权夺利，虽然此后齐仍不失为一个大国，但霸业却骤然衰落了。
楚北进中原受阻后，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灭掉玄等小国，势力扩展到今豫南、皖北地区。随之趁齐霸业衰落的机会，又向中原扩展。这时，依附于齐的郑国投靠了楚国。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于公元前638年率军伐郑，与楚的救兵相遇于泓水（河南拓城北），宋败。此后，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看风使舵，陆续倒向了楚国。
晋文公即位
正当南方的楚国势力北向中原发展的时候，北方的晋也已成为强国，两国之间又展开了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
晋献公（公元前676～前651年）执政时，削除了一批同姓宗族，重用有军功的异姓卿大夫，加强了公室的权力。继而积极开拓疆土，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魏（山西芮城）等国，又战胜了骊戎，打败了北狄，领地发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北方大国。此后，晋国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公元前636年（周襄王十六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重耳回国即位，就是晋文公。他执掌晋国大权以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推行“弃责薄敛”、“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措施和“举善援能”的用人政策，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
城濮之战
就在晋文公即位的同一年，周襄王被其弟叔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约会诸侯用武力平定了叔带的叛乱，恢复了周襄王的地位，博得了“尊王”的美名。接着又用全力南向与楚争霸。
那时，一度附楚的宋国，首先摆脱楚的控制，依附了晋国。楚国为了保持在中原取得的优势地位，联合陈、蔡等国，出兵伐宋。晋国也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于公元前632年，向楚的附庸曹、卫进攻，迫使楚军北上，于是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战斗以晋胜楚败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从而成就了霸业。
秦穆公独霸西戎
在晋文公称霸中原以前，地处西方的秦国也逐渐强大起来。西周后期，嬴秦仅仅是一个“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开始封为诸侯，划岐以西作封地。以后秦与戎狄不断战斗，巩固和扩大了地盘，都于雍（陕西凤翔）。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穆公时（公元前659～前621年），国势日盛。公元前627年，秦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派军偷袭郑国，不料行军途中被发现。秦遂灭晋盟国滑（河南偃师）而归。晋出兵截击秦军，爆发了殽（河南渑池西）之战，秦军陷入了晋军的包围圈，全军覆没。此后，秦连续几次出击晋，一直没有占到便宜。
秦军东进的企图受阻，于是转而向西发展，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取得了独霸西戎的地位。秦在西方的发展，加速了与戎族人民的融合。
楚国争霸
城濮之战以后，楚北上再次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占领淮南等地。楚庄王即位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讲求得失，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郑，连攻三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邲（河南荥阳东北），结果大败。战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两年，楚又借故围攻宋国，迫使其屈服。这时，中原诸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时做了中原盟主。
晋、楚争霸，战争持续了百余年，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双方也打得精疲力尽；同时，争霸战争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所谓“弭兵”的活动。
首次结盟
春秋时代，先后召开过两次“弭兵”会议。
第一次在公元前579年（周简王七年），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共同讨伐违命诸侯的盟约。但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公然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左传》成公十五年)的调子，撕毁了盟约。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河南鄢陵西北），公元前557年又战于湛阪（河南平顶山西北），结果楚国都失败了。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宋大夫向戌看到了晋、楚两国都不想打仗，其它诸国长期追随晋、楚之后，疲于奔命，更希望和平。
弭兵之会
于是，向戌奔走于晋、楚等国之间，取得了诸侯国的同意，在宋都（河南商丘）举行了有十四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赴会的楚人暗中藏甲，在会上争先歃血，晋无力阻挡，只好让楚国主盟。
会议主要作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即除齐、秦两大国和滕等属国外，原来晋的属国和楚的属国，现在变成楚晋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议，互相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客观上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争霸已近尾声，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旧势力之间，正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两国，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
吴国发展
吴在今江苏南部。在寿梦时，与中原的晋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楚国亡臣申公巫臣逃到晋国，为晋建议联吴攻楚的策略。晋遂派巫臣到吴国，教吴人以射御乘车和先进的战术，使吴开始有力量与楚相较量。
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协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同时，又任用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发展了吴国的实力。于是派大军更番袭扰楚国边境。
到公元前506年，吴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到达豫章。进而与楚军相遇于柏举（湖北麻城），结果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攻下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皇逃走。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同时，吴国内部发生了贵族争夺权位的斗争，越国又趁机攻入吴都，造成吴国的后顾之忧。加之，楚大夫申包胥到秦求救，秦出兵救楚，最后吴军大败。从此，吴国国力大大削弱了。
越国发展
越在今浙江北部，本是越族的一支，建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
公元前6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国。楚为了制服吴国，助越攻吴，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吴与越交战，吴兵败，阖闾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
公元前494年，大举攻越，越王勾践大败，卑辞乞和，情愿称臣归附。吴王夫差认为越已失去反攻能力，便一意北上。为了称霸中原，他组织民力，沟通江淮，修筑邗沟城（江苏扬州），基本上建成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然后挥师北上。
公元前482年，夫差在两败齐国之后，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在屈服于吴的时候，已定下灭吴的决心。他任用政治家范蠡、文种，实行改革。经过长期准备之后，于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的机会，出兵攻吴。夫差仓皇回军，但已措手不及。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夫差自杀。
勾践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毕竟是尾声了。
春秋发展
铁制劳动工具
春秋时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阶段。促成这一社会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劳动工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促进了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商代用陨铁制作了铁刃铜钺，说明对铁的性质和锻打嵌铸的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掌握，但当时尚不知人工炼铁。
到了春秋战国，铁的使用已逐渐普遍。晋国用铁铸刑鼎，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收的，可见晋国民间铁已不少。近代考古发现有陕西凤翔（雍城）秦公大墓出土的铁器，时代较早；江苏六合的吴国墓，长沙的楚墓，还有山西侯马西北庄等遗址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镢、铁铲、铁铧及钢剑等器物。可见冶铁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不仅能“锻造熟铁”，而且能冶铸“生铁”。
根据地下发掘，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虽然铁器使用还处于初期阶段，但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
发展基础
春秋时期，农业生产中又使用了牛耕。如人们起名字往往把牛和耕连在一起，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晋国大力士姓牛名子耕，《国语·晋语》记载：“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足证春秋时期，牛耕已为人所熟知，并且作为一种先进事物受到重视。
劳动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水利事业的发展。郑国大夫子驷作过兴修田间水利的努力，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后来子产执政，一面整顿井田的封疆，一面开挖灌溉沟渠，取得了显著成效。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了芍破，扩大稻田。那时的灌溉工具中已出现了“桔槔”，即利用底端系石顶端挂桶的杠杆提水。这种提水的方法，“民逸而利多”。
随着铁制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了，剩余产品有所增加。在郑州碧沙岗郑国遗址发现有贮藏粮食的窖穴，仅30平方米内就有8个之多，与洛阳发现的汉代粮仓很相似，对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很有帮助。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使个体小农生产有了发展的可能，这就为小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井田制的瓦解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荒野，以及诸侯国境之间的旷田，逐渐得到垦辟。而井田却由于“民不肯尽力”反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抛荒。与此相反，一些奴隶主却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西周末期以来不在税收之列的私田，急剧增加。那时，统治阶级间争田夺土的事件史不绝书，周天子宰制土地和人民的局面越来越无法维持。于是，从天子到大夫的贵族，相互为了一田一邑纷争的事屡见不鲜。
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由于统治阶级侵田夺土，一再突破了井田制的封疆沟洫，井田制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日趋解体，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到了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土地的让渡转移和宅圃的买卖，更是公然地进行了。于是，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缺口，土地关系正走向私有化的道路。尽管由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井田制的崩溃过程也先后不一，但井田制的崩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
伴随井田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
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楚伍子胥被迫奔吴“而耕于鄙”，是明显的例证。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乃至“鄙人”中上升而成。
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井田制面临崩溃的时，眼见奴隶制剥削方式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做法，把土地划分成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
奴隶制变化
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滋长，受地主剥削的农奴大量出现。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有“隐民”、“私属徒”、“宾萌”和“族属”之类的称呼。“民”和“徒”在以前都是奴隶的称呼，“萌”也是称呼奴隶的。但“隐民”、“私属徒”及“宾萌”却具有新的含义。“宾萌”系指外来的依附农民，与后来的隶农相类似；而“隐民”和“私属徒”是隐匿托庇于贵族豪宗之家的隐庇户，即依附农民。他们虽不自由，但身份毕竟与奴隶不同。
“族属”也是封建性的宗法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上述“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依附户，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他们虽还受到超经济的剥削，但有权支配部分收获物，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吕氏春狄·审分览》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迟也。”所谓“公作”，就是指奴隶在井田上的耕作，“分地”则是指封建制下的租佃制。这种“公作”与“分地”之间的区别，反映了没落的奴隶制与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之间的鲜明对比。因此，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孕育在奴隶制内部的封建生产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赋税制度的变化
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生，各国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增加剥削收入，不得不在赋税制度上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公元前685年，齐国首先采用了按土地的多寡肥瘠征收贡税的办法。
《管子·乘马》有“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的话，就是把田地分配给耕者，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在此基础上，推行分成制的地租剥削，即土地占有者与土地耕作者共同分配劳动产品。从此，产生了“则民尽力矣”的效果。管仲的这一改革，实际上起了破坏井田制的作用。
土地私有化
继齐改革之后，晋国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公元前645年，晋国把田地赏赐给人民，名曰“作爰田”，这就废除了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授的制度，等于承认土地的私有。
获得赏田的不仅有居于都内身份较高的“国人”，而且也有居于“国”、“野”之间身份卑微的“州人”，他们原来没有权利当兵，“作爰田”的同时，即征发州人服兵役和军赋，从此晋国兵员陡增，出现了“甲兵益多”的局面。但“作爰田”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的转化。
过了约半个世纪，到公元前594年，鲁国季孙氏掌权时颁布了“初税亩”的法令，对公私土地一律按亩征税，公田和私田在实际上的差别取消了。这表明鲁国正式宣布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存在。
赋税合一
“初税亩”，实行以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590年，鲁国“作丘甲”，过了42年，公元前548年，楚国“量入修赋”；再过了十年，郑国“作丘赋”。
“甲”、“赋”都指兵役和军用品的征收。原来承担兵役、军赋的只限于都内的“国人”，由于战争日益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赋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于是负担兵役、军赋的范围，就不得不由国都扩大到野的行政组织丘。
同时，也因井田制逐渐瓦解，份地难以继续定期分授，以致出现了有夫无田的现象，这就使按夫负担兵役、军赋无法实施。后来随着各丘垦田多少的不同，军赋负担轻重出现差异，为了解决各丘负担不均的矛盾，在公元前483年，改行依田亩征赋，叫“用田赋”。这样，有田人虽然增加了军赋负担，但对土地处理权却扩大了，土地私有进一步受到政府的认可。既然赋和税都依田土作为征收的依据，赋和税后来也就渐趋合一了。
诸侯国改革赋税制度，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但为了扩大经济收入或兵员补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已经出现的客观现实，其结果是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
独立工商业者的产生
春秋时代，与地区经济发展相适应，手工业门类较前增多。新兴的手工业有煮盐、冶铁、漆器等。
青铜制造业与殷、周相比，明显地表现为王室、王臣之器物的减少，诸侯之器的增多。此外，还出现了贵族使用的带钩、短剑、铜镜等新器物。
漆器以楚国最著名，长沙春秋楚墓出土的漆棺、漆木车、涂漆皮甲和带漆铜剑鞘等，都是技艺很高的工艺品。
齐国纺织业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瓷器烧制工艺也有迅速的发展，侯马牛村古城遗址出土的早期青瓷，釉色淡青，釉质均匀光泽。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商业也日趋活跃。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形势，有的国君制定了“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政策；有的相互订立了与贸易交通有关的盟约誓词，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工商业地位
但是，春秋初期的工商业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即所谓“工商食官”。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奴的地位很低。商业活动也主要为贵族服务，经营的货物大都是珠宝、玉器以及皮革之类贵重之物。
到春秋中叶之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逐渐建立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工商业部门也逐渐脱离了官府的豢养，向私人经营的方向转移，出现了以生产商品为主的私营手工业者。与此同时，官商也无法再垄断贸易，私商的势力日益扩大。虽然如此，商人的社会地位还是大受限制，甚至仍被上层贵族视为贱业。如晋国的富商，财富已很可观，但在统治者眼里却是“无寻尺之禄”的人，不能与卿大夫相比。
不过上层贵族的旧观念，终于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趋势，统治者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山泽之禁、关隘之征。
新兴商人阶层
新兴商人阶层日益活跃。中小商人“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国语·齐语》）有些大商人往来于列国之间，不仅是货殖的能手，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活跃。
如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游江湖，十几年中“三致千金”；孔门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
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货币。公元前524年，周景王铸造大钱，是我国文献中关于铸钱的最早记录。已经出土的齐刀币、楚郢爰和晋的空首币，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借贷、高利贷也相应地产生了。同时，商业的发展还促进了都市的兴起。
从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不难看出，在工商业领域内，逐渐摆脱奴隶制的控制与束缚，封建关系的新因素也日渐增长。
春秋文明
老子《道德经》
老子即老聃，生卒年不可考，相传为楚国人，作过周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传世的老子《道德经》，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由其门人追记老子遗说，到战国时由楚人环渊纂集而成。
老子在哲学思想上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做“大”，以取代商周以来的人格神──天的至上权威。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因此，“道”成了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老子看来，“道”是第一性的，世间的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所以他说“道”是“万物之宗”，“道”显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指“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老子及其思想
和“道”的思想相适应，老子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同时，在政治上“不尚贤”，这实质上是企图维护即将崩溃的奴隶制秩序，达到“无不为”的效果。为此老子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所谓“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于是他认为应当“绝仁弃义”，使民“无知无欲”。这就是“为无为，则无不治”的妙用。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的世界，即“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很明显，老子向往的并不是一幅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而是早已在历史上消逝了的，经过他的美化，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制社会。这是一种没落消极的思想。
形而上学
《道德经》中的精华是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因素，它揭示出世界的事物包含有矛盾对立的两方面，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如美与丑、难与易、长与短、高与下、前与后、有与无、祸与福、强与弱、刚与柔、多与少、实与虚、智与愚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相反而又相成。他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老子还观察到对立面的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肯定事物无不向它的对立面转化。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他极力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夸大对立面的统一，并力图从内心精神世界消解现实的矛盾。
同时，老子所谓的对立面的转化，既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又看不到新旧质的区别，而是把对立面的转化仅仅看做循环往复的无尽过程。这样，老子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就最后导向了形而上学。
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其先祖原为宋国贵族，后逃难到鲁国，成了鲁人。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小官吏。中年以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和司寇等职。去职后，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又回到鲁国。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孔子的言论，由他的门人整理成为《论语》，《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以维护周天子的统一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孔子看来，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正名”。所谓“正名”，就是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让殷周以来的统治秩序和等级制度得以恢复和维护。要实现“正名”，单靠政治手段是不行的，孔子主张在“政”、“刑”之外必须借助“德”、“礼”，并把“德”看做首要的统治手段。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
孔子“仁”学
孔子认为，要实现“德治”（礼治），必须提倡“仁”学，即通过各人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个无美不备的德性。“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他给“仁”所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定义。
孔子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主张“爱人”，目的是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当然，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关系中，孔子能提出“爱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孔子提倡“仁”的终极目的还在于“克己复礼”。他要求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算有了仁德。做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人民也因受到恩惠而消除其反抗的斗争。其目的在于维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于不坠。他把伦理范畴的“仁”和政治范畴的“礼”密切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孔子在提倡“仁”学的同时，还相信天命，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要人们“不怨天，不尤人”，听从“天命”的支配。孔子宣扬天命，但是对鬼神却持存疑态度，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教育活动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在长期从事教学的过程中，他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摸索了很多规律性质的认识，值得加以批判地继承。
孔子办教育，推广私人讲学，对打破“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有很大贡献。他在实践中，破除了等级、地域和种族的界限，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的子弟入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这是学术下移、庶人议政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口号的提出，又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其意义和影响十分重大。
孔子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启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强调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他主张学习要持存疑态度，主张“毋意（不凭主观臆测）、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己见）、毋我（不唯我正确）”。孔子重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教育学生要“不耻下问”。
六经贡献
孔子在教学中强调学与思的关系、学习与复习的关系。他还善于“因材施教”，在教学中坚持对不同对象施以不同的教育。
孔于是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的弟子以“循循然善诱人”来赞扬他。但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这对后世教育起了某些不良的影响。
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说明孔子把六经当作从教治国的重要工具。
这些文献现在仍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宝贵资料，孔子在整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天文历法
春秋时期，天文历法有很大进步。《春秋》一书对日月食的记录非常翔实，在242年间，记录日食37次，其中35次已证明是可靠的。
《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记“有星孛（贝）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这是“哈雷彗星”在世界上最早的记录。
《左传》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一次在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一次在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两次间隔133年，其间记录闰月48次，失闰一次，共计应有闰月49次，这就是有名的十九年七闰的方法。这不但比商代的历法精确，而且比欧洲应用这个历法早一百六七十年。
建筑机械
春秋末叶的公输般，鲁国人，姓公输，名般，字若，又称鲁班。这位民间工艺家，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还削竹木以为鹊，借助风力飞行。
相传鲁班创制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这些创造，虽然不免有被后人夸大和理想化的地方，但他确是一位少有的巧匠，人们称颂他是“机械之圣”。
鲁班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几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工艺部门的祖师，为人类建筑机械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医 学
春秋时期，医学也有很大的成就。当时，诊断病人的方法已有切脉、望色、听声、写（观）形等。见于记载的著名医生有医缓、医和等人。
晋平公患重病，医和来到晋国，诊断后，确定平公的病既不是饮食引起的，也不属鬼怪缠身，而是贪恋女色，纵欲过度的结果，医药已经无效，少则三年，多则十年，必死无救。十年后，平公不治而死。缓与和都被人誉为“良医”。
在病理上，医和认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不调和是招致疾病的原因。此后医学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成为医学名著《内经·素问》的重要依据之一。
夺权斗争
残酷压迫
春秋时期，腐朽的奴隶制已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桔，奴隶主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暴虐，奴隶主贵族已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
如齐国贵族垄断国内大部分土地、山林、渔盐事业，严禁人民樵采渔猎；并设立关卡，“暴征其私”。奴隶主贵族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三老冻馁”。不堪忍受的人民起而反抗，奴隶主贵族用酷刑进行镇压，不少人被判刖刑，市场上出现“履贱踊贵”的惨象。
再如卫国懿公喜欢玩鹤，竟为鹤配备大夫乘坐的车子以表示尊宠。春秋晚期的蔡国，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但蔡侯还是极端奢侈。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出土物仅铜器就近百件。每类又因用途不同各分若干组或若干套，其器物之精，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墓中还有殉葬的人。贵族死后尚且如此，生前的腐朽生活就不用说了。
公开暴动
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终于激起了反抗的风暴，奴隶和平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春秋时期，有关“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不绝于史。所谓“役人”暴动与“民溃”事件，是平民、奴隶以群起溃逃作为反对统治者劳役、兵役的一种手段。例如，公元前641年，梁国国君强迫民众围绕公宫挖壕沟，结果民众一齐溃散，拒绝服役。公元前660年，狄人攻邢，“邢人溃”；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征蔡，“蔡溃”，诸如此类等等。
广大人民还采用公开暴动的手段来表达他们对暴政的不满。如公元前550年，陈国筑城 “役人”发动暴动，奋起反抗暴虐的当政者，奴隶主贵族庆寅、庆虎死于非命。
阶级对抗
春秋时代，奴隶逃亡愈来愈多，许多国家不得不制定了逮捕逃亡奴隶的法律。这些逃亡的奴隶和撩淬的平民散在各地，与统治阶级相对抗。晋国情况尤为严重，连国都也有起义的队伍，而且公行无阻。甚至接待外国使节的客馆也要严加保护，才能“无忧客使”，可见斗争之尖锐。
官府手工业工匠的反抗斗争也十分强烈。如公元前478年，卫国手工业奴隶为了摆脱长期劳役的痛苦，愤怒地包围了卫庄公的宫门，庄公跳墙逃跑，最后被人杀死。公元前470年，卫国工奴们对卫侯随便征调苦役不满，与失势的卿大夫一起，与统治者搏斗。卫侯成了孤家寡人，只得狼狈逃窜，后来死在江南。
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到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权力。他们利用奴隶和平民的力量，向奴隶主贵族展开了激烈的夺权斗争。
春秋后期，“私家”对“公室”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室”是指诸侯国君，“私家”则指大夫。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大都是主张维护旧制度的守旧派，“私家”则是从旧贵族中转化过来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在井田制日趋崩溃、私有土地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少“私家”千方百计地争夺土地和人民，成为拥有大量私产的富有者。一时出现了“私肥于公”，“大夫皆富”的局面。与经济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他们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求有一个大的变革。
三桓与鲁公室的斗争
在鲁国，“私家”新兴势力的代表是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裔，史称“三桓”。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发生了杀嫡立庶的权位之争，“三桓”乘机发展势力，各自在封邑筑城，从此，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
随着三桓势力的发展，到公元前562年，“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统辖一军，并在各自统辖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季孙氏的变革比较彻底，力量也最强。公元前537年，三家进一步变三军为二军，实行“四分公室”，季孙氏独得二分，独掌一军，叔孙、孟孙各取一分，合掌一军。
三家都在统辖区推行征税的办法，国君的费用只能靠三家和一些旧贵族纳贡维持。公元前517年，鲁昭公进攻季孙氏的据点费城，三家组织反击，鲁昭公吓得逃往齐、晋。昭公最后死于国外。以后的哀公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虽然鲁君还保持名义上的国君地位，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以季孙氏为首的三家之手。但鲁国的斗争是在公族内部进行的，不免带有浓厚的妥协色彩。
田氏代齐
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奔齐，被任命为工正，这是陈（田）氏立足于齐的开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田氏与公室关系非常密切。后来，由于齐国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反对公室的斗争广泛开展，旧制度的崩溃和公室的灭亡已成必然的趋势。
田氏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向背离公室的道路。代表新兴势力的田氏家族，采用施恩授惠的手段，与“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田桓子对贫穷孤寡的国人“私与之粟”。田常执政后，为了收买人心，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进。
同时，田氏还实行了一套“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鱼盐蚌蜃，不加于海”的产销地等价的政策，这是一种薄利多销、赚取财富的手段，结果使“民财为之归”。田氏由此获得的雄厚资财，就为他从事“厚施薄敛”提供了保证。果然田氏“得齐众心”，民众大量逃往田氏门下，而重敛于民的“公室”却逐渐被抽空了。
晋国发展
公元前7世纪，在晋献公执政期间，“尽杀群公子”。骊姬得宠以后，又“尽逐群公子”。一时晋国“国无公族”。到春秋中叶，旧公族仅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而晋国的“私家”力量却逐步强大起来，不断与晋国的旧公族展开斗争。
晋厉公即位后，把“私家”大族视为最大威胁。公元前574年，他举兵杀三卻，结果很不得人心。次年，厉公被杀。后来，韩、赵、魏、智伯、中行、范氏六家新兴势力，对晋的旧贵族发起了连绵不断的进攻。
公元前550年，新兴势力联合起来打败了栾氏。以后旧贵族继续受到打击，降为奴隶和平民。接着新兴势力又“以法尽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领地以为七县，羊舌氏领地以为三县，任命韩、赵、魏等族的子弟和有军功有才能的人去做县大夫，旧公族的消灭，为晋国的社会发展，去掉了一块绊脚石。
封建政权
在同旧势力斗争的同时，晋国新兴势力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493年，范氏、中行氏与郑、齐、鲁、卫等联合，和赵、韩、魏发生战斗。
赵鞅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鼓励部下：“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种按军功赐爵、赐田，提高庶人工商业者地位以及依军功免除奴隶身份的政策，赢得人民的支持，结果打败了对手。这一政策的实行，使地主阶级势力得以迅速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形成。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又联合起来灭掉智伯，分别建立三个封建政权。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它们为诸侯。
发展不均
春狄末期到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斗争，先后在各国夺取了政权，为封建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场斗争，在各诸侯国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中原除极个别旧式的“籍田制”到春秋末年还依然保留外，郑、宋、卫等新兴势力曾不同程度地进行过改革，并作过夺权的努力，但由于旧势力仍占优势，都告失败。至于四周地区的诸侯国，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比较缓慢，所以社会改革也稍迟于中原地区。到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到大体上和中原相当的程度时，同样的现象也就发生了。
楚国在公元前479年就爆发了白公胜的政治革命。其他边远国家如秦国和燕国，到战国时代，才完成其社会变革，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
新旧势力的斗争，大大加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形成过程。这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是从奴隶社会母体内孕育起来的。
一部分逐渐采用封建剥削方式的旧贵族、军功贵族和新官僚，以及平民中拥有大量土地的人，形成为地主阶级；
大部分庶人和平民，则转化为农民阶级。
尽管地主阶级本身还保留着浓厚的奴隶制残余，但其主要的剥削对象，已是以租佃方式耕种地主土地的依附农民，以及取得小块土地，承担地主阶级国家赋税和劳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他们和奴隶相比，身份有明显提高。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下，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所以封建制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
（2） 史称战国时期
(东周)元王(姬仁)
周元王，名姬仁(公元前?～前469年)。周敬王子。敬王死后继位。在位7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元王姬仁继位的这一年(公元前475年)，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不过也有学者把三家分晋做为战国的开端。
姬仁在位期间，越王勾践于攻灭吴国后，统帅大军乘胜北渡淮河，在徐(今山东省滕县南)约齐、晋、鲁、宋等国会盟。会盟后，派人给姬仁送去贡品，姬仁也回赠勾践以祭祖用的肉，册命他为伯，承认他处于诸侯的领袖地位，勾践成为一时的霸主。
公元前469年冬，姬仁病死。 姬仁死后的庙号为元王。
(东周)贞定王(姬介)
贞定王，名姬介(公元前?～前441年)。周元王子。元王死后继位。在位28年，病死，葬处不明。
姬介在位期间的公元前453年，晋国的3家大夫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在陆续并吞了其他贵族后，共同攻灭了最后一家贵族智伯，形成实际上的3个国家(赵国、韩国、魏国)，晋国国君幽公反而要分别向他们朝贡。这说明晋国的新兴势力战胜了旧势力。
公元前441年春，姬介病死。姬介死后的庙号为贞定王。
(东周)哀王(姬去疾)
周哀王，名姬去疾(公元前?～前441年)。贞定王长子。贞定王死后继位。在位仅三个月，被弟姬叔袭杀。
葬处不明。
姬去疾死后的谥号为哀王。
(东周)思王(姬叔)
周思王，名姬叔(公元前?～前441年)。贞定王子，哀王弟。他袭杀哀王后夺位。在位仅五个月，8月又被弟姬嵬所杀。葬处不明。
姬叔死后的谥号为思王。
(东周)考王(姬嵬)
周考王，名姬嵬(公元前?～前426年)。贞定王子。攻杀兄思王而继位。在位15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考王姬嵬在位期间，封弟姬揭于王城，以继续周公的官职，史称周桓公。时人称此国为“西周”。
周桓公死，传位于子威公。威公死，传位于惠公。惠公长子史称西周公。惠公又封少于班于巩(今河南省巩县西南)，史称“东周”。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地内，又建立了 “西周”、“东周”两个小国。
姬嵬死后的庙号为考王。
(东周)威烈王(姬午)
周威烈王，名姬午(公元前?～前402年)。周考王子。考王死后继位。在位24年，病死。葬于今河南省洛阳市。
周威烈王姬午在位期间的公元前403年，分别册封魏、赵、韩为诸侯国。
魏国当时的国君是魏文侯斯，他任用著名政治家李悝进行改革，使魏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的 头号强国。
赵国国君烈侯也任用公孙连等一批贤能之士整顿吏治，提高统治机构效率，节省财政开支，使赵国逐渐强盛起来。
公元前402年，姬午病死。姬午死后的庙号为威烈王。
(东周)安王(姬骄)
周安王，名姬骄(公元前?～前376年)。周威烈王子。威烈王死后继位。在位26年，病死。葬处不明。
姬骄在位期间，齐相田和在公元前391年将齐国国君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下一城之地作为他的食邑，田 和成为齐国实际上的国君。公元前386年，姬骄封田和为齐侯，正式将他列为诸侯。这标志着齐国的新兴的封建势力取代了旧势力
当时，楚国国君是悼王，他于公元前382年任用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卫国人吴起进行变法。吴起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改善财政，增加军事力量。这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南平百越，北灭陈、蔡等国，又大败魏国。但是，第二年楚悼王死去后，仇视变法的旧贵族发动叛乱，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废除了新政，使楚国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地大物博的楚国没有能发展成为统一六国的力量，最终为秦国所攻灭。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一起将徒有虚名的晋国国君俱酒废为平民，瓜分了他仅有的一点领地，使晋国名实俱亡。
同年，姬骄病死。死后的庙号为安王。
(东周)烈王(姬喜)
周烈王，名姬喜(公元前?～前369年)。周安王子。安王死后继位。在位7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烈王姬喜在位期间，是秦献公在位的后期。秦献公当政时，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将国都由雍(今陕西风翔)迁到东部的栎阳(今陕西省临潼市)，以便于向东发展和接受先进的文化影响，摆脱旧贵族势力的影响，以及整顿内政，加强王权。他还清理户籍，整顿军队，注意发展经济，使国势好转，为日后秦孝公时候的商鞅变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371年，秦献公发兵攻占了韩的六座城市，成为秦向东发展的开始。
公元前369年，姬喜病死。 姬喜死后的庙号为烈王。
(东周)显王(姬扁)
周显王，名姬扁(公元前?～前321年)。周安王子，周烈王弟。烈王死后继位。在位48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显王姬扁在位期间，诸侯国的变法发展到高潮。公元前356年，齐侯田因齐(即日后的齐威王)任用贤能之士邹忌、田忌等人实行改革。为了广开言路，齐侯下令不论臣民，凡能当面指出自己过错的，赐给上等奖；以书面提出批评建议者，赐给中等奖；即使在背后议论他的过失的，也给奖。命令一下，几个月之内来朝廷提批评、建议的人争先恐后，门庭若市，使齐侯了解到许多国政的弊端，自己的过失和收集了不少治理好国家的办法。为了整顿吏治，齐侯多次询问左右臣下，地方官中谁最好?谁最坏?不少人说，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的大夫最好，即墨(今山东省平度县东南)的大夫最坏。齐侯派人实地调查，情况却正相反，阿地田园荒芜，人民缺吃少穿，敢怒而不敢言；即墨地方治安稳定，六畜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原来，阿大夫欺下媚上，行贿上司，让他们颠倒黑白，为自己说好话；即墨大夫正直不阿，不行贿上司，遭致了诽谤。齐侯当即
痛斥了阿大夫，将他及受贿后替他说好话的人烹杀，嘉奖了即墨大夫，赐予他一万户的俸禄。齐侯如此不受蒙蔽，明辨是非，祛邪扶正，使齐国的风气为之大变，人人都忠于职守，不敢说谎。齐侯又选用贤能之士，委以重任。没有多久，齐国大治，成为当时一大强国。
姬扁在位期间，齐国与魏国有两次著名的战役。
一次史称“桂陵之战”，发生于公元前353年。魏军在主将庞涓率领下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赵求救于齐。齐侯以田忌为将，以杰出的军事家孙膑为军师，统兵救赵。齐军在孙膑的谋划下，扬言要突袭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重要门户襄阳(今河南省睢县内)，魏军慌忙回兵，齐军在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县东北)设下埋伏，大败魏军，救了赵国。这种战术，后人称之为“围魏救赵”。
另一次史称“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庞涓统率魏军攻韩，韩求救于齐。齐以田忌、田婴为将， 以孙膑为军师，带兵救韩，直取魏国都城大梁。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率领大军抵抗齐军。孙膑为了迷惑敌方，命令齐军进入魏国的第一天造灶10万个，第二天造灶5万个，第三天造灶2万个，以逐日减灶的方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然后在马陵(今河北省大名市东南)设下埋伏，大败魏军，杀庞涓，俘太子申。这种迷惑敌军的战术，后人称之为“增兵减灶”。
“桂陵之战”后的第三年，齐侯称王，史称齐威王。在此以前，魏侯已经先称王，接着，秦、韩、
赵、燕等国诸侯也先后称王，以表示自己高于其他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齐国所以能很快地强盛起来，主要是因为重用人才。一次，魏惠王向齐威王炫耀魏国的富有，说自己有一颗直径寸许的明珠，能够光照前后各12乘车辆，并问齐威王有什么国宝。齐威王列举了一批手下的文臣武将，回答说，这就是我国的国宝。这使魏惠王启愧不如。
姬扁在位期间的秦国，由秦孝公执政。他在公元前359年任用卫国人商鞅进行变法。变法前，商鞅为了使百姓能相信政府，遵守新法，命令人在都城雍(今陕西省凤翔县)
的南门竖起一根木头，悬赏说谁能将木头搬到北门，就赏金子10两。百姓不相信有这么便宜的事，没有人去搬。商鞅又把赏金加到50两，有一个人就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照数发赏。从此，百姓就相信政府言必行，行必果了。接着，商鞅先后两次颁布了新法，宣布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根据军功重定尊卑爵次等级；废除以井田制为主的奴隶主国家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等。这些措施推行后没有几年，就大见成效，百姓自给自足，社会安定，路不拾遗，人民私下不敢殴斗，为国作战时却勇敢冲杀，争取立功。变法期间，旧贵族多方阻挠和反对。太子带头犯法，商鞅为了维护新法，就处太子的师傅公子虔以劓刑(割鼻)，处公孙贾以黥刑(脸上刺字)，保证了新法的顺利推行。后来秦孝公死，太子继位，是为秦惠王。这时的旧贵族势力又重新抬头，杀死了商鞅。但是，商鞅所推行的新法已经不可动摇，秦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发展，使一个原来是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以后攻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姬扁在位期间的韩国，国力薄弱。韩昭侯见各国通过改辈变得强大起来，并且不断向外扩张，也在公元前351年任用郑国人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申不害以“术”为手段推行“法”(即法治)，使韩国一度强盛。
战国七雄在先后进行了变法以后，展开了更为激烈的兼并战争。
公元前321年，姬扁病死。姬扁死后的庙号为显王。
(东周)慎靓王(姬定)
周慎靓王，名姬定(公元前?～前315年)。周显王子。 显王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慎靓王姬定在位期间，战国七雄为了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各自找寻盟友，有时几个较弱的国家联合，攻打一个强国，称为“合纵”：有时一个或两个强国(主要是秦国和齐国)联合，攻打较弱的国家，称为“连横”。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天下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劝说国君进行合纵或连横，历史上称他们为纵横家。为了解除当时最强盛的秦国对各国的威胁，公元前318年，魏国的相公孙衍发起了一次五国合纵攻秦的战役，五国是魏、赵、韩、楚、燕，推举楚国为纵长。同年，五国联军进抵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县境内)，秦出兵迎击，联军撤走。第二年，秦军又与五国中的韩、赵、魏军队大战于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秦军斩杀敌方8万人，取得大捷，挫败了这一次的五国合纵。
公元前316年，秦军攻灭了巴、蜀两个小国(今四川省境内)，接着大量移民，占领了巴、蜀，取得了日后顺长江东下攻击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有利的战略地位，为日后灭楚创造了重要条件。
公元前315年，姬定病死。姬定死后的庙号为慎靓王。
(东周)赧王(姬延)
周赧王，名姬延(公元前?～前256年)。周慎靓王子。慎靓王死后继位。在位59年，病死。葬于牵水北岸(今陕西省陇县)，一说葬于岳阳(今湖南省岳阳县)。
周赧王姬延在位期间，秦国开始左右出击，南攻楚，东击三晋(韩、赵、魏)，向中原地区扩展。
楚国于公元前306年灭越国后，几乎占有了整个南部中国，成为战国七雄中土地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众的大国，具有攻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有利条件。然而，由于吴起变法的失败，旧贵族势力的强大，阻碍了楚国的发展，成为秦国攻击的对象。为了抗秦，楚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秦国力图拆散齐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于公元前313年派纵横家张仪赴楚，对楚怀王说，如楚国和齐绝交，秦王愿以商于(今湖南省浙川内乡一带)600里之地献楚。楚怀王不顾屈原、陈轸、昭睢等有识之士的劝阻，听信子兰、靳尚、郑袖等一群佞臣宠妃的话，应允了张仪，派使者跟他回秦受地。张仪一到秦，就假装坠车伤了脚，闭门谢客。三个月后，张仪得知齐楚确实已经绝交，才接见楚国使者说：“秦国的土地岂能随便送人，我说的是将自己的六里俸邑赠给你们。”楚怀王听了怒不可遏，不顾陈轸等人劝阻，发兵攻秦，于公元前312年与秦军战于丹阳(今河南省丹江北)。楚军大败，主将屈匀及副将70余人被生俘，8万士兵阵亡，汉中郡被秦占领。楚怀王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再次攻秦。同年与秦军又战于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再次大败。韩、魏乘机出兵攻楚。楚两面受敌，只得匆忙撤退，向秦国割地求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秦国因致力于攻打三晋，楚国暂时解除了来自秦的威胁，但是，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于公元前301年发生了庄跻领导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公元前299年，秦王以结亲为名，约楚怀王去武关(今陕西省商南县)相会。楚怀王再次不听屈原劝阻，听信子兰之言赴会，果然被秦兵劫持，押送到秦都咸阳。两年后，他逃跑不成，忧愤而死于秦。他死前，秦军攻楚，杀楚军5万，夺去15座城市。公元前280年以后，秦军更开始集中兵力攻占了大片楚地，并于公元前278年由名将白起率兵攻占了楚国都城郢。楚国就此一蹶不振，一步步地在走向灭亡。在郢都陷落后，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屈原不忍心眼见楚国灭亡，投汨罗江(在今湖南省湘阴县北)自尽。
秦在攻楚同时，又向三晋出击。公元前314年，秦趁齐攻燕之机，出兵攻打三晋，夺取了不少地方。公元前308年，秦军出函谷关进攻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经过几个月的激战，秦军于第二年攻克宜阳，打开了通向中原的大门。公元前293年，韩、魏两国合兵抗秦，会战于伊阙(河南省洛阳市南)，秦军在白起指挥下大胜，歼敌24万多人，韩、魏两国的兵力受到严重削弱。此后，秦继续进攻、蚕食三晋，到公元前286年止，已经占据了三晋一半的土地，首当其冲的韩、魏大大被削弱了。
秦国的日益壮大，使秦昭王不满足于王的称号，要称帝以示尊严，准备取周而代之。公元前288年10月，秦昭王约齐湣王一起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12月，在纵横家苏秦劝说下，齐湣王去帝号，迫使秦昭王也取消了帝号。两强称帝，暴露了他们吞并五国、瓜分天下的企图，使五国十分惶恐，导致了五国攻秦和六国攻齐两大事件。韩、赵、魏、齐、燕的五国攻秦，由于各国各怀目的，难以统一步调，最后无功而散。公元前284年，
燕、秦、楚、赵、魏、韩六国在秦王组织下联合攻齐，燕军在名将乐毅指挥下大败齐军，长驱直入，攻占齐国都城临淄，攻取齐国七十多城，齐国只剩下莒、即墨两城，齐王逃奔于莒。五年以后，在齐国名将田单指挥下，齐军才打败燕军，收复失地。经过这次打击，齐国国力大衰，此后就不是秦的对手了。
楚、齐逐渐衰落时，赵国却强盛起来。公元前307年，赵国国君武灵王深知本国处于燕、东胡、林胡、楼烦、秦、
韩之间，不强兵就会亡国，决心奋发图强，振兴赵国。针对赵当时的主要对手是东胡等游牧民族的形势，他决定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但是，当时赵国人穿的是长袍大褂，袖长腰肥，领宽下摆大，不适宜骑马作战。于是，他从改革服装着手，自己首先改穿了窄袖短褂的胡服。许多贵族认为这是违背礼教，大逆不道。赵武灵王终于说服了有影响的贵族公子成，然后下了严厉的命令，要臣民改换服装，使胡服在全国得到推广，建立起一支善于骑射的强悍骑兵。这件事，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它说明了当时我国各民族相互取长补短，在习俗上逐渐接近。赵国依靠骑兵，连年出击，到公元前296年，攻灭中山国(今河北省北部一带)后，领土大大扩充，国力增强，一时成为抗秦的主要力量。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韩，韩上党郡守冯亭以17城降赵。两年后，秦军攻取了上党，继而进攻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赵国名将廉颇率军固守不出，挡住了秦军。秦国施用反间计，施放谣言说，廉颇容易对付，而且他快要投降了。昏庸的赵孝成王竟然相信了谣言，撤换了廉颇，以夸夸其谈毫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为统帅。赵括一反廉颇的战术，出兵大举攻秦。秦军此时已经暗中换上了能征善战的白起为主将。白起指挥秦军佯逃，诱赵括追击到秦军阵地之前，然后包围了赵军。赵军被围40多天，粮草断绝，赵括率精兵突围，被乱箭射死，赵军40万人降秦。白起担心降卒暴动，除放回240个小孩外，全部予以坑杀。这次战役史称“长平之战”。它使赵国兵力损失殆尽，从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赵括长于空谈，导致亡军殒身，引出了“纸上谈兵”这一成语。
姬延在位期间，周王室已经十分衰弱，他所统治的地盘只有三四十座城池，3万多人口。还分成“东周”和“西周'，两部分由东周公和西周公分治，姬延居于“西周”(即王城)。时秦国已攻占了韩、魏、赵三国的很多地方，眼看下一步就要收拾周朝。姬延在忧心忡忡中度日。这时，楚国想抑制秦国势力的扩展，派使者请姬延以天子名义，号令各国协力攻秦。姬延大喜，命令西周公签丁凑起了一支五六千人的军队，可是缺少武器、粮饷。姬延向境内的富户筹借军资，付给他们借券，答应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公元前256年，姬延准备就绪，任命西周公为大将，率领五千军队伐秦，并约六国诸侯到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会合，一起出击。不料，除了楚、燕两国派了些兵来以外，其他四国的兵马都失约不来，在伊阙的总兵力不过几万，远不是几十万秦兵的对手。结果，等了3个月仍不见其他四国的兵马到来，士气涣散，西周公只好带着自己的人马无功而回。
“西周”的富户见周军回来，纷纷持借券向姬延讨债。他们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止，声音直传入内宫。姬延愧悔不及，又无可奈何，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避债。周朝人将这个高台称为“逃责台”(即逃债台)。此后，秦军不肯罢休，攻下韩国的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负黍(今河南省登封县西南)后，直扑东周王城。姬延惊慌，打算逃奔韩国或魏国。西周公劝说道：“秦吞并六国已是大势所趋，韩、魏两国也不会幸免，大王与其到那时被俘受辱，还不如趁早投降，结局或许能好些。”姬延无奈只好率领臣下和宗室，到祖庙哭拜了一番，三天后，亲自带着家眷、图册，去秦军军营投降。秦昭襄王受降，封他为周公，命令他居住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并夺去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宝器。至此，东周宣告灭亡。
姬延当时已经年老，奔走于周，秦，梁等地，经不起劳苦，到梁城后不满一月就病死。姬延死后谥号为赧王。
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战国七雄
战国是秦统一前的七雄征战时期，也是一个大混乱时期。
战国时期，七国仅是势力较大的七个国家，其他还有周、鲁、卫、郑等小国，以及北方的匈奴、东胡、南面的百越、西南的巴蜀等，这些小国逐渐被七国吞并。
战国分为三个时期，从公元前475年到前338年商鞅被杀是第一时期，这时期各种变法活动很多，各国都想通过改革走向强盛，著名的如秦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魏国的李悝变法，这一时期局势相对稳定。
前338年到前 288年齐秦相约共同称帝，和前284年六国合纵攻齐，是第二时期，各国军备竞赛加剧，战争频繁，大国兼并小国，最后形成了七雄，前288年秦和齐分别称西帝和东帝，斗争更趋激烈。
前284年到前221年，秦终于灭掉六国完成了大统一。
魏国李悝变法
魏国在战国初年魏文侯当政时（公元前445年～前396年），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其一、废除奴隶主官爵世袭制，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使地主阶级的代表得以牢固地掌握政权。
其二、推行“尽地力之教”。其具体措施是：规定每亩地的标准产量为一石五斗，要求农民“治田勤谨”，达到每亩增产三斗；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并充分利用空闲土地，植树种桑，多种瓜果蔬菜。目的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增加封建政权的田租收入。
其三、实行“平籴法”。年成好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以平衡粮食价格，防止商人垄断粮价，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
其四、李悝作《法经》六篇。这是一部保护封建制度的法典。这部《法经》不仅集以前各国法律之大成，而且是秦汉法律的张本，所以李悝被列为战国时代法家的始祖。
吴起改革
魏文侯还派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吴起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训练和考核。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宅。
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以便在战争时根据敌军以及地形的特点，交互使用或者互相配合使用这些军队，使每个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吴起在魏国创立的这套军事制度，后人称“武卒制”。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吴起指挥魏军一举攻下秦国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在那里设立了西河郡。
李悝变法的结果，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地主政权日益巩固，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楚国吴起变法
楚国是战国初期领土最大的国家。但因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衰弱。公元前402年，楚声王因暴虐被杀。其子楚悼王即位后，接连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公元前391年，魏、赵、韩又伐楚，再败楚军于大梁、榆关，楚丧失大片土地。面对着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楚悼王很想进行政治改革。就在这时，吴起因在魏国遭到排斥而来到楚国。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
吴起变法基本上承袭了李悝在魏国实行的办法，它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凡是封君传到第三代时，就收回其爵禄；废除公族中疏远者的特殊待遇，把一些旧贵族迁移到荒凉的地区。这就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其二、精简无关紧要的官职，削减过高的官吏俸禄，把节省下的经费用来训练战士。
其三、整顿吏治，要求官吏“私不害公”，不计毁誉，一心为地主政权效力。
打击旧势力
吴起变法沉重地打击了楚国的旧贵族，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其国力迅速强盛。公元前381年，赵国遭到魏国的进攻，求救于楚。楚国派兵攻魏救赵，大败魏军。
但是就在对魏战争胜利的这一年，楚悼王病死。楚国旧贵族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逃避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射中了悼王的尸体。
楚悼王之子楚肃王即位后，按楚国法令，将加兵于王尸者罪及三族，这样就打击了旧势力的凶焰。
秦孝公求贤
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迟缓，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标志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秦献公即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后来商鞅变法作了准备。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秦孝公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进行改革。他下令“求贤”，注意选拔人才。就在这时，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原是卫国破落贵族的后裔，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因在秦变法有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他入秦后，通过景监得见秦孝公，以“强国之术”说服了孝公。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即“开阡陌封疆”。具体说，就是把原来井田的“封疆”统统破除，重新设置田界，不许私自移动。把土地授给农民，土地可以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2）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的多少来计算，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杀敌越多，赏赐越厚。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军功爵制，按爵位高低授与种种封建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爵位高的还可以得到三百家以上的“税邑”以及减刑的特权。
变法还规定国君的宗族没有军功的不能列入公族的属籍，不能享受贵族的特权。按军功爵制，人的政治地位要由有无军功来决定，这对旧贵族是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来说，则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
（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鞅认为农业是“本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商鞅规定凡是努力经营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没收为官府的奴婢。商鞅还采取加重关市的商品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等措施，迫使商人弃商归农。
（4）普遍推行县制。商鞅在没有建立县的地方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一共新建了31个县，每县设置了令和丞等官职来掌握全县政事，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
（5）建立什伍连坐制。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有相互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要处以腰斩的刑罚，告发“奸人”的可与斩敌同赏。如果一家藏“奸”，什、伍要同罪连坐。这种连坐法，主要目的在于防范人民群众的反抗。
封建制发展
除以上几国外，战国其他各国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如韩昭侯、赵烈侯、齐威王等也进行了改革。
各国的变法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奴隶主贵族，保护封建地主阶级，废除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制度。
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农民比起奴隶来，人身束缚相对减轻，这对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是有促进作用的。
战国政权
封建官僚制度
在奴隶制政权中，世袭的卿大夫平时担任各种文官，战时又成为统帅军队的将领，文武不大分职。封建政权建立后，出现了文武分职的专职官吏。在国君之下设相和将，相也称相邦、丞相，又通称宰相，是百官之长，协助国君处理全国政务。
将又称将军，是武官之长，负责领兵打仗。有的国还设有御史，相当国王的秘书。次一级的武官有尉。“官分文武”，适应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因为处理政务要有一定的政治能力，指挥作战要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同时又分散了大臣的权力，可以起互相监督作用，便于国君控制。
到战国中期，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国君对各级官吏的报酬，一般已不采取分封土地的办法，而给以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俸禄，有时赏给部分钱币或黄金。以官位的高低，定俸禄的多少，官高的可达万担、千钟的厚禄，也有“斗食”的小吏。这种官僚俸禄制度，便于国君用利害关系控制各种官吏。
官吏任免
国君对官吏的考核，最主要的方法叫“上计”。“上计”的办法是，中央的重要官吏和地方的首长，每年要把自己管辖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等预算数字写在木卷上，上报国君，把木卷剖分为二，国君执右卷，臣下执左卷，到了年终，官吏必须到国君那里去报核。国君右卷亲自考核，或由丞相协助考核。根据考核结果，予以赏罚。
战国时期，国君已普遍用玺、符作为凭证，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及调遣军队等。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
军队调动都要用兵符，兵符作伏虎形，故称虎符。当时，兵符分两半，右半存国王处，左半给将领。用兵五十人以上，须有国王的右半虎符会合，否则不得调发。玺符制度使行政权和军事权都集中在国君手中。
郡县两级制度
早在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把兼并得来的土地和灭亡的小国改设为县。县和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国君直属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的直接统治。
到春秋后期，晋国把县制推行到内陆，一些新兴地主阶级的卿大夫在封邑内也设县管理，县开始成为地主政权的地方行政组织。
郡在春秋末期才有，最初出现在晋，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当时郡的面积要比县大，但地位比县低。后来由于这些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就在郡下划分县，产生了郡县两级的地方组织。
加强中央集权
由于郡县制便于地主阶级实行集权统治，所以进入战国后，魏、赵、韩、燕、秦等国普遍推行了郡县制。
郡的长官叫做“守”，也尊称为“太守”，往往由武官来充任。县为从属于郡的地方组织，县的长官叫做“令”。
郡县制的推行，使各国形成了中央、郡、县、乡等一套比较系统和健全的行政机构，郡和县的长官由中央委派，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
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这一套中央集权制度，对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的大一统起了必要的促进作用。
战国发展
水利灌溉事业
农田水利工程战国初年，魏文侯派西门豹做邺县（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县令。当时漳水泛滥成灾，地方官吏勾结女巫，每年将贫苦少女投入水中，称为“河伯娶妇”，借口平息水患，以愚弄人民，搜刮财物。
西门豹至邺，破除了“河伯娶妇”的迷信，动员人力开凿了十二道水渠，引漳水灌溉农田，使漳河由水害变为水利。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继续开渠引漳水灌田，使邺一带盐碱地得到改良。
兴修都江堰
战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是李冰主持兴修的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中游的灌县。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因而夹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随即沉积下来，淤塞了河道。每年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往往泛滥成灾，雨水不足时，又会造成干旱。
秦昭王时，李冰做蜀郡守，他在前人治水的基础上，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流入平原的灌县，建成了都江堰。都江堰是一个防洪、灌溉、航运综合水利工程。
李冰采取中流作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叫都江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的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渠道，保证大约三百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兴修郑国渠
关中的郑国渠，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国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东顾，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河的灌溉工程。后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却“建万世之功”。秦王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
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竣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郑国渠的渠首在仲山西麓的瓠口（在今陕西泾阳县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瓠口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注入洛河。
该渠总长近三百华里，灌溉面积约四万余顷。由于郑国渠流水中含有大量的淤泥，所以灌溉田地能增加肥力，使贫瘠的土壤得到改良，使关中成为沃野。
开凿运河
魏惠王把国都从安邑（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河南开封）以后，为了把黄河南北的两部分领土与国都大梁紧密联系起来，公元前360年在黄河以南开凿大沟。大沟运河是从今河南原阳县引河水南行，横过济水，注入今郑州市与中牟县之间的圃田泽。圃田泽是一个古老湖泊，成为这条运河重要的蓄水库。
魏国为了把境内的河流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网，在公元前339年，又引圃田泽水东流，把大沟运河延伸到大梁城北，然后又绕过大梁城东，折而南行，至陈（河南淮阳）流入颍水，再经颍水注入淮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沟。
鸿沟的源头是黄河，又有圃田泽调节，水量充沛，因而与它相通的各条自然河流面貌大为改观，通航能力大大提高。鸿沟凿成后，在黄淮平原形成以鸿沟主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完整的运河网。这条运河不仅对当时的航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可以灌溉农田，使鸿沟流域成为农业丰产区。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在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已经广泛使用，到战国中期，铁器的使用更是空前规模地在各地推广。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包括七国的广大地区，都有战国的铁器出土，而且种类、数量大大增加。在河南辉县的战国魏墓中，曾发现58件铁农具，有犁铧、锄、锸、镰、斧等，其中有两个“V”形的犁铧，构造虽然还很原始，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
在河北兴隆县发现了一个战国后期燕国的冶铁手工业遗址，有铸造工具的铁范87件，其中有铁锄铸范、铁镰铸范等。在河南新郑县和登封县的告成镇发现的战国时期韩国冶铁遗址中，有许多原始性的卧式层叠铸范，可知战国时已经发明层叠铸造技术。
从这些考古发现来看，战国时南北各地铁农具的种类和形式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个体生产是封建农业的标志，而个体生产发展的速度，首先决定铁制农具供应的程度。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给封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精种高产
畜力耕田的推广铁制农具的使用对耕作方法的改进起很大的作用。有了铁犁铧，必然要用畜力来牵引。春秋、战国时代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此外，战国时人们已普遍用人或动物的粪便作为肥料。如《孟子·滕文公上》就提到“粪其田”；《荀子·富国》说“多粪肥田”等等，都说明施肥已成为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措施之一。人们已懂得树叶在土中腐烂可以作为肥料，如《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当时也已会沤制绿肥。对积肥、施肥的重视，是当时提高农业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农作物及其分布
当时战国各诸侯国根据土壤气候等条件，普遍种植有稷、黍、稻、麦、菽、麻等六种粮食作物。
稷也称粟或禾，就是小米，耐干寒，主要产在华北大平原和黄土高原。
黍就是黍子，去皮后叫黄米，当时在北方是仅次于稷的主要粮食。
麦有大麦、小麦之分，麦性耐干寒，分布很广，这时冬小麦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普遍种植。
菽就是豆，大菽就是大豆，春秋初期由东北传入中原而广泛种植。
麻子也是古人的一种粮食，北方普遍种植。
稻主要种植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当时北方产稻的地区也很广。
粮食产量的提高
由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方法的进步，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对战国初年魏国农产量的估计：一亩地普通可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产四倍，即六石；中熟三倍，即四石半；下熟一倍，即三石。小饥可收一石，中饥七斗，大饥只收三斗。战国一亩约当今三分之一亩，一石约当今五分之一石，即二斗。
如果折算起来，现在三分之一亩的土地，那时候可生产生今三斗的粟，最好年成可以生产四倍，合今一石二斗。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凡受郑国渠水灌溉的土地，每亩可收一钟。一钟是六石四斗，合今三分之一亩的土地，生产粮食合今一石二斗八升。这在两千多年前的生产条件下，产量的确是很高的。
男耕女织
战国时代的手工业，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有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有“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也有各国封建政府经营的官营手工业。
男耕女织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的主要特色，家家种植桑麻，农妇养蚕、缫丝、纺织布帛是农村中普遍的现象。商鞅变法对农民的耕和织是同样奖励的。
各国封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赋税，除了“粟米之征”，还有“布缕之征”。在“农有余粟，女有余布”的情况下，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布帛，已有部分参加商品交换。
手工业规模
个体手工业者逐渐增多。这种手工业者，一部分是由原来官营手工业中的官奴经过斗争解放出来的，一部分是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的。他们独立经营木工、车工、陶工、皮革工、修补工等，从事个体的小生产，有自己的住宅，可以自由迁徙。各行各业通常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区进行生产，一般是自产自销，谋生比农民容易。
当时还存在豪民经营的大手工业，主要是冶铁业和煮盐业。直接生产者是依附贫民、雇工和奴隶。如猗顿以煮盐起家，魏国的孔氏、赵国的卓氏和郭纵以冶铁致富，他们都是富比王公的暴发户。
官营手工业主要用来满足封建统治者本身的需要，如战争用品和奢侈品等，其规模相当大。在官营手工业的机构中有一套管理组织，直接生产者是官奴、刑徒和征发来的民工，有时还用雇工，即“佣客”。
手工业技术
战国时期，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有长足的进步。丝织业已能生产罗、纨、绮、锦、绣、绢帛等产品。产品已具有地区特色。齐国的丝织品最出名，产品行销各地，享有“冠带衣履天下”的声誉。
木工所用的工具除斧、凿、锥外，已有画方形的“矩（曲尺）”，画圆形的“规（圆规）”，弹直线的“绳（墨斗）”，测量垂直线的“悬（悬挂的线）”，测量水平线的“水（水平仪）”。
战国早期，漆器工艺还是木器业的附属部门，战国中期以后，开始脱离木器业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饮食器具，日用容器，乐器，武器，以至棺材，都要上漆。上漆不仅可以增强器物的防腐性能，而且可以用各色的漆画成各种图像和图案，从而使器物成为工艺美术品。
采矿技术
采矿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在湖北铜绿山发现的古铜矿遗址证明，当时劳动人民不仅能找到富矿、大矿，而且已能开掘深矿井了。
中国很早就发明制作琉璃（即玻璃）的技术。在西周的墓中已发现琉璃管和琉璃珠，经过化验，这是一种低熔点的含有铝、钡的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用琉璃制成的璧、珠及兵器上的剑首、剑珥、印玺等，证明战国时制作琉璃的水平已有显著提高。这也否定了过去认为中国最早的琉璃是从罗马传入的观点。
民间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民间商业就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
孟子曾追叙商业产生的历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这说明封建性的民间商业是钻着奴隶主官府的空子，从乡间发展起来的。后人解释说：“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
市井的含义，就是私商最初起于田野的又一佐证。以后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官府禁不住，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战国时的封建政权对私商征收关税，所谓“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
富商大贾
战国时代的商人很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当时的商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这也是贫民谋生的手段。
另一类是富商大贾。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获取其利。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后来竟爬上了秦国丞相的位置。
城市的勃兴
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促使了政治、经济、文化的集中，引起了城市的迅速发展。
当时列国的都城和郡县的治所，都发展成为规模不等的城市。临淄是齐国的都城，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都市之一，据说临淄城中有7万户人家，壮年男子有21万。这个城市是非常繁华的，所谓“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根据近来的发掘，得知该城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及百姓，小城是国君居住的宫城。在大城中有集中的工商业区，在宫殿附近发现有铸币遗址、铁器作坊遗址。
燕国的国都之一武阳，也叫燕下都（河北易县东南），分东西两城，规模也相当宏大。宫殿区有三座大型的主体建筑，从其布局看，相当宏伟而豪华。
城市繁盛
当时建筑已有排水设备，地下有衔接的陶管下水道。宫殿区的西半部和南侧，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主要是冶铁、铁兵器、铸钱、制骨、制陶的作坊。市民居住区则分布于离宫殿区稍远的西南部。
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是楚国都城，其遗址城墙共长三十余华里。据说当年街道上经常交通阻塞，车碰车，人挤人，早上穿的新衣服，到晚上就挤破了。
另外，还有些城市商业很繁盛，如陶（山东定陶县附近）因为是“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地方，曾成为齐、秦、赵三国激烈争夺的目标。
我国封建城市的分布，在战国时就初步定点了。这种封建城市是统治阶级对农村行使统治权的据点，又是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聚居的场所。
金属货币的流通
春秋晚期，适应民间商业的勃兴，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战国时期货币的流通量则逐渐增大。当时的货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铜币，另一类是金币。铜币从造型上分有四种：
形状像刀的叫刀币，流通于齐、燕等国；
形状像铲的叫布币，流通于韩、赵、魏等国；
圆形圆孔或方孔的叫圜钱，流通于秦国和东周、西周等地；
形状像贝壳的叫铜贝，也叫蚁鼻钱，流通于楚国。
楚国还铸有金币叫“郢爰”，爰是在扁平的金版上打出一块块的金印，金印文字为“郢爰”，使用时从大版上切下，依重量定其价值。后来还发现有“陈爰”。
重农抑商
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就社会生产的比重而言，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的支配地位。
这种商品经济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对旧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起过分解作用，对新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
但是，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商品经济对封建生产方式继续起着分解作用，商人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日渐发生冲突，所以封建政权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战国文明
诸子百家
社会背景 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和主张。
在诸侯割据纷争的时代，统治者还无法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所谓“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各国的国君和大贵族，都招揽大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礼贤下士成为社会风尚。当时，士在诸侯之间奔走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对的自由。收徒讲学的风气也非常盛行，所谓“率其群徒，辩其谈说”。这就使各个学派有了发展的机会。
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之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既互相批判，又互相影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墨子及墨家学说
墨子名翟，鲁国人。约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墨子的弟子多半来源于社会下层。他和他的弟子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在他之后的领袖号称“巨子”，所有墨者都得服从巨子的指挥。墨子是当时小生产者、小私有者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墨家流传的著作有《墨子》一书，现存五十三篇，大部分篇章都是墨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墨子言行的集录，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可靠材料。
墨子对劳动很重视，主张自食其力，反对不劳而获。墨子主张“节用”、“节葬”。他反对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浪费，要求节约开支，葬礼从俭。这反映了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要求。
墨子主张“兼爱”、“非攻”。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执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等阶级压迫，企图用“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作为救世药方。
墨子主张“尚贤”、“尚同”。尚贤是要求不分等级，举用贤才，要求向“农与工肆之人”开放政权，反映了小生产者企图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要求。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级同是非，逐级逐层统一思想，最后使“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也就是集中统一到中央。这反映了本身经济力量单薄的小生产者希望有一个政令统一的中央政权，使自己的生活得到相对的稳定。
墨子相信鬼神，宣传鬼神有超越常人的能力。在墨子看来，上天鬼神不是欺压老百姓的，而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来监督上自天子、下至万民的一种最高权威力量。
墨子死后，其后学分成许多流派，对墨子思想作了不同的解释和发展。
庄子及其思想
道家学派是由老子创始的，战国前期继承老子思想的有关尹等，关尹又叫环渊，“学黄老道德之术”，成为老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战国中期的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关尹的思想，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
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宋国蒙（河南商丘附近）人。他的出身可能是没落奴隶主贵族。
庄子的思想，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的学说比老子更消极。其思想反映了没落贵族在奴隶制度彻底瓦解和封建制度基本确立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的悲观情绪。
庄子学说
庄子对老子所讲的精神性的“道”，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道”是超感觉的，“无为无形”，又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即“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而“道”则自己生出自己，这和老子的解释是一致的。但他进而认为人通过修养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这样，人生的苦恼和生死都可以得到解脱，这种“真人”的境界，是庄子理想中的人生最高境界。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子的“道”与老子有区别。老子所说的“道”是一个独立的精神性的东西，而庄子所说的“道”却成了主观精神的东西了。
庄子把老子的对立面转化的思想引向了相对主义。他用相对主义观点来对待好与坏、大与小、高与低的区别，认为对立双方没有绝对的界限，否认相对之中有绝对。庄子正是从相对主义走向不可知论的。他认为无论贵贱、大小、有无、是非、美丑，都不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是由认识者观察事物时的主观决定的。
庄子举例说：“庄周梦为蝴蝶”，这是站在庄周的立场上说的；站在蝴蝶的立场上，也可以说蝴蝶梦为庄周。庄子由此得出结论，不管什么高谈阔论，利害之争，仁义之辩，一概没有用，都是自找麻烦。
庄子逃避思想
庄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立场上，感到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怕的和痛苦的。他为了保全自己，竭力想逃避现实，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幻想在精神领域里找到一种安慰。
庄子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无待”的，这种生活没有任何依赖条件，可以在天地之间驾御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境地。寻求这种自由的方法就是对人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不要作为，不计较毁誉，不感到自己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
庄子这种只求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没落阶级悲观失望的精神状态。
孟子和儒家思想
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支，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在战国时期，儒家除和其他学派论战外，他们内部的各派间也相互论争。
孟氏之儒的代表人物是孟轲。孟轲（公元前371年～前289年），战国时邹（山东邹县）人。他曾受业于子思（孔子的嫡孙）的门人。孟子的学生整理记载他的言论，编成《孟子》一书。
孟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定局，周代奴隶制的秩序已基本摧毁，各大国的国君都已称王，所以他不再提周天子了。他认为一国的国王，只要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就可以取周王而代之，成为全国的“共主”。
孟子的思想显然比孔子进步。孟子主张政治上实行温和改良，反对激进的改革。他主张“法先王”，但不是原封不动地恢复周礼，而是实行“托古改制”。
人性善说
孟子继承孔子仁的思想，提出要推行“仁政”，他反对当政者对人民实行暴政，所谓“苛政猛于虎”。他认为要行“仁政”，首先要使“民有恒产”，遇到灾荒，可以避免死亡。其目的就是要巩固耕织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
孟子的性善说是他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孟子认为人性天然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他称为“四端”。“四端”如果发展起来，就成为“仁”、“义”、“礼”、“智”的“四德”。
孟子认为统治者把这种内心固有的“恻隐之心”发扬出来，推行到行政措施中去，每办一件事情都能想到老百姓的痛苦，这就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仁政”了。孟子的性善说，当然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也是一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赵国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他的学术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他的著作保存在《荀子》一书中。
荀子是儒家八派中的一派的创始人。荀子“重法”，他的思想在实质上和法家思想有不少一致的地方，但他到实行法家政治的秦国去游历，却认为秦国“无儒”是个大缺点。
可见荀子是一位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批判地吸取各家之长，自成体系的思想家。
人性恶论
“礼治”和“法治”本来是儒、法两家对立的政治主张，但是荀子主张既“隆礼”又重法。他批判地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但他说的“礼”，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他认为“礼”是根本原则，法是具体措施，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地主阶级需要巩固新的等级制度在理论上的反映。
在人性论方面，荀子主张人性恶。他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总之人性与现实礼义是相违背的。人之所以有道德观念，是“君王”或“圣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的结果。他力图通过性恶论说明建立封建法制和对人民进行教化的必要性。
荀子从人的物质欲望上解释性恶，否定天赋道德论，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制天命而用之
在自然观方面，荀子肯定“天”是自然的天，物质的天，自然界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受人的意志支配。如果人们加强生产，又节约开支，天不能使人贫穷；如人们荒废了生产而又奢侈浪费，天也不能使人富裕。这种“天”与人类社会的治乱无关系的主张，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荀子还强调了人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指出人如果掌握自然规律，就能够使天地万物为人服务。
荀子这种驾驭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在利用自然、发展生产方面的朝气和信心。
辩证思想
作为一个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的思想中包含着不少辩证法因素。他承认自然界存在着生生不息的变化；他甚至还直观地认识到自然界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但是，在荀子的思想中，这些辩证法因素并没有得到发展，他只承认循环而看不出发展。荀子的形而上学宇宙观和他的阶级立场是紧密联系的。
他为地主阶级构思了一幅以“礼”为中心的社会蓝图，把它与客观自然法则沟通起来，把发展变化着的自然界凝固化绝对化，以此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是永恒和合理的。
法家和韩非
战国早期的法家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都是各国变法运动的倡导者。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是韩国人，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法家提出了具有发展进化因素的历史观，力图论证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动和财富权力的转移是合理的、进步的，批判儒家守旧不变的观点。
韩非发挥了这种观点。他在《五蠹》篇中批判了孟子“法先王”的思想。他写道：“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这说明，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发生变化，复古的主张是行不通的。这种思想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改革旧制度的进取精神。
韩非学说
法家是主张君主专制的，商鞅注重“法”，申不害注重“术”，慎到注重“势”，各从不同角度提出加强国君权力的主张。韩非认为，要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法”、“术”、“势”缺一不可。他主张把“法”、“术”、“势”结合起来，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来是自私自利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是建筑在利害矛盾的基础上的。他认为不可能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统治者役使，必须用暴力加以强迫。他一再强调要用严刑峻法进行残酷的镇压，才能消弭人民的反抗。
在战国时期，还存在很多其他很多学派，如阴阳家、名家、兵家、农家、杂家以及纵横家等等。
《左传》
《左传》是一部编年体春秋史，亦称《春秋左传》。旧传是春秋时鲁国人左丘明所撰。清代今文学家认为《左传》系由《左氏春秋》改编而成，改编者为西汉人刘歆。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料编成的。
《左传》的纪事编年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出17年，其叙事直到悼公十四年。本书对于东周王室和各主要诸侯国的盛衰兴亡，对几次大的战争，都有比较具体的记载。
此外，《左传》还保存了一些夏、商、西周的事迹和传说。文章也很优美，刻划人物细致生动，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
战国史料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编年体的官史，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该书久埋地下，到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时才被发现。记有上起夏代，下迄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的历史。可惜此书到宋代已经散失，现在看到的是王国维编成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这是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
《战国策》是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也有一些战国史事的记载，分国编辑，是战国时代最基本的史料。但《战国策》其中夹杂有游说之士的拟说、拟作，不尽可信。
屈原和楚辞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公元前340年～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一再遭到放逐。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对前途感到绝望，就在同年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屈原诗文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和遭遇。后半部分加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
战国散文
战国时代的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散文家。他们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思想开阔，语言丰富，文辞多采，议论精彩。其中以孟、庄、荀、韩四家文学价值最高。
孟子的议论语言犀利，善于辩论；
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象丰富；
荀子的文章气势磅礴，说理透晰；
韩非的文章峻峭尖刻，锋芒毕露。
诸子都善于用寓言故事阐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如《庄子》中用河伯“望洋兴叹”的故事，讽刺见识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中引用“守株待兔”的故事，讽刺政治上的保守派，文笔生动活泼，很有说服力。
战国艺术
战国时代的艺术有很大的进步。青铜工艺造型精巧，形制轻便适用，且多样化。除铸纹外，出现了精细的鎏金纹和刻纹。大型青铜器的花纹中有描写现实生活的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乐等图像。
河南省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的水陆攻战铜鉴，有图像40组，292人，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犒赏、送行等种种姿态。
由于毛笔的使用，绘画也发展起来。长沙城东子弹库的楚墓中，出土的一张男子御龙舟帛画，反映了当时的绘画水平。绘画技巧相当成熟，用单线勾勒，线条流畅，毫不板滞。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也是著名的艺术珍品。
战国音乐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有重要发展。
河南淅川县一号楚墓出土春秋末期九件编钟（纽钟），每个钟能发出两个乐音，构成十三度或大三度音程，已使用七声音阶，而且十二个半音齐全，可以从宫转调，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中国只有五声音阶的说法。
在湖北随县战国初年曾国君主墓中出土的成套乐器，有编钟、编磬和鼓、瑟等，其中编钟的发音与淅川编钟相同。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音乐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科学技术
数学 战国时期，劳动人民在制造农具、车辆和兵器等工艺的实践中已有了数学角度的概念。
《考工记·车人》中有多种角度的名称。
《墨经》中有点、线、面、方、圆等几何概念。
《管子·地员》、《荀子·大略》等作品中都有运用九九口诀的例句。
天文历法
在天文学方面，对天体运行有了进一步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专门观测星象、研究天文的学者和著作，著名的如齐国的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的石申著《天文》八卷，后这两部著作合为一部，叫《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发现了这五个行星出没的规律。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纪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书中记有120颗恒星的位置，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看，还是较准确的。
战国时用的历法，一年为365又1/4日，19年共235个月，为了调整年与月的差距，已采用19年7个闰月的置闰方法，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四分历”。这时历法上的最大成就是“月令”的产生，已经测知了一年二十四节气，并知道根据节气的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
“司南”
战国末年，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发现了磁石的指南性，利用磁石的这一特性制成一种正方向、定南北的仪器，叫做“司南”。
据考证，司南的样子像一把汤匙，放在刻有方位的盘子中。只要把柄轻轻转动一下，静止时长柄所指的方向便是南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后来逐步发展成指南针。
医药学
战国时代的医学有很大的发展。医学家已懂得人体解剖，知道内脏、血管和血液循环的情况。治病已有较多的分科，如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等。
诊断方法已有望、闻、问、切。医疗器械有“针”、“石”、“熨”等。用药除一般饮用的汤药外，还有药酒和药膏。
齐人扁鹊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名医，他不仅精通内科，而且熟悉妇科、小儿科、五官科。
战国时有不少医学的专著，留传下来的有《黄帝内经》中的《素问》和《灵枢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都大体写成于战国时代。
兼并战争
新的武器装备
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军队提供了新的武器装备。这主要表现在：
钢铁武器的品种日益增多；
矛、戟、剑等武器逐渐改用铁制，还开始制造铁胄和铁甲；
弩机的发展：弩机是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装置，可以提高射程和杀伤的能力。战国时代各国军队都普遍装备有弩机，秦俑坑出土的弩机数量很多，说明了在秦始皇时代更为普遍了。
除了弩以外，还有公输般发明的云梯和钩拒。这些新武器的出现，对战争方式的改变，有一定的影响。
主要兵种
奴隶社会主要的兵种是战车部队，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战车部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步兵独立作战，是从春秋时郑、晋两国为了对付戎翟开始的。战国时代，各国军队的成员逐渐变成“徒步匹夫”的农民，步兵成为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出现在军队中，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开始实行胡服骑射，表明骑兵正式诞生。骑兵与车兵相较，不但轻快灵活，而且也节省军费。
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度，强迫农民中的壮丁当兵，各国的兵额大大增多了。如当时的秦、楚二国，各有带甲的步兵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齐国有带甲数十万；燕国有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韩国的兵力最弱，也有兵卒三十万左右。
战争规模
战国时代，由于兵种的变化，以步兵和骑兵为主的野战和包围战便逐渐代替了车阵作战。由于军队的数量日益扩大，补充兵力比较容易，战争也就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打起仗来往往“旷日持久”。如魏惠王包围邯郸达三年之久。而每次大战的规模更是空前，如长平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近百万人。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运动性进攻战术的出现，防御手段也跟着进步。各国在国境上把原有的大河堤防加以扩建，或利用险要的地形，建筑大规模的防御工程，其中比较长的就称为长城。
修筑长城
战国中期以来，秦、赵、燕三国常受到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这些游牧民族精于骑射，来去飘忽，战争的运动性大，因而迫使三国都在北境修筑长城。
秦昭王时，修筑了秦国北部长城。这条长城筑在陇西郡（甘肃中部）、北地郡（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上郡（陕西北部）三郡的边地。
赵的北长城，东端起于今河北省张北县南，向西沿阴山山脉，直到高阙。燕的北长城，西起造阳（造阳在上谷郡，汉上谷郡治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到襄平（辽宁省辽阳市）。
魏国的崛起
战国初年，魏国首先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因为，三家分晋时魏分得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这里生产发达，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在魏文侯时期经过李悝变法，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建立了一支以武卒制为基础的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公元前413年起，魏文侯不断向秦国进攻，至公元前408年，就全部攻占了秦的河西（黄河西洛水东边的地区）。公元前406年，灭亡中山（河北省宁晋、柏乡、临城、徐水、满城、完、唐等县地区），此后，魏文侯又率领韩赵向东方发展。大败齐军，三国的声威一时大振。
魏武侯（公元前394年～前370年）时又向南发展，取得了郑、宋、楚三国间的大块土地。公元前391年，魏赵韩联军大败楚军，魏国便占有大梁（河南开封）。公元前371年，魏又攻取了楚的鲁阳（河南鲁山县）。总之，魏国在文侯、武侯时代，已经粗具霸业规模。
魏惠王称霸
在战国初期，魏、赵、韩三国在三家分晋的基础上结成联盟，魏国就是依靠这个联盟才打败了秦、齐、楚等大国。但魏国强盛后，引起韩、赵的不安。
公元前369年，魏惠王即位的时候，韩、赵趁公中缓与魏惠王争立的机会，实行武装干涉。以后，魏惠王终于打退了韩、赵的武装干涉，巩固了政权，不过魏国也由于三晋联盟破裂而陷于孤立。同时，秦国已经开始强大。
公元前364年，秦攻魏于石门（山西运城西南），斩魏军六万。
公元前362年，秦又攻魏少梁（陕西韩城县西南），并攻占了魏国的庞城（陕西韩城县南）。齐国在桓公午（公元前374年～前357年）时期摆脱了魏国的羁绊，并且要一些诸侯向自己贡献礼物，开始和魏国争夺对淮泗诸侯的领导权。
魏惠王统治
魏惠王为了巩固自己的霸业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公元前361年，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为了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力量和保证国都的安全，把国都从安邑（山西夏县北）迁到大梁(河南开封)。
二、对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如开凿运河，修筑黄河长堤等。又开放统治者独占专利的山林川泽，不仅使生产有所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与人民间的矛盾。
三、对外采取团结赵、韩的政策。
四、公元前358年，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长城于西边”，这可能就是沿洛水筑的长城。公元前352年又进一步扩建。这条长城的修筑，显示出魏国对秦国已采取守势，以防御为主。由于魏惠王采取了以上比较切合时宜的措施，国力又大大加强。公元前356年，鲁、宋、卫、韩的国君都到魏国去朝见魏惠王，继文侯、武侯之后，魏惠王又成为诸侯的领袖了。
齐国竞争
齐国在齐威王进行改革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成为魏国霸业的竞争者，同时，赵国不愿受到魏国控制，于是齐、赵两国就在反对魏惠王霸业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公元前354年，赵国向卫国进攻，迫使卫国屈服入朝。于是魏国起兵伐赵，包围了赵都邯郸，并最终攻破邯郸。当邯郸告急的时候，齐威王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袭击魏都大梁，迫使魏军回兵自救，在桂陵（河南长垣县西南）遭到齐军的阻击，魏军大败。
但是，魏国的实力毕竟是雄厚的。公元前352年，魏国联合韩国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的联军。
霸业发展
这时正是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的时候，秦乘魏国用全力在东方和齐赵争斗之机，向魏进攻。秦先后攻取了魏河西重镇少梁和魏国的旧都安邑。魏国没有力量在东西两线同时进行战争，魏把邯郸归还赵国，同齐赵妥协，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西边的秦国。
公元前350年，魏向秦反攻，不但收复了失地，而且曾围攻定阳（陕西宜川县西北）。后经商鞅活动，秦孝公和魏惠王在彤（陕西华县）相会讲和。
魏、齐、赵、秦间展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激烈战争，魏国虽然吃了不少亏，但霸业仍然得到发展。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了逢泽之会，参加会盟的共十二个诸侯国，除淮泗一带的小国外，还有赵肃侯和秦公子少官参加，会后还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魏国霸业的衰落
魏国的强大，引起了同盟韩国的恐惧，于是韩国和齐国在共同反对逢泽之会的条件下亲近起来。
公元前342年，魏惠王派兵大举攻韩，韩向齐求救。齐派田朌、田忌等为将，孙膑为军师，起兵攻魏救韩。魏惠王也派庞涓、太子申为将，带十万大军应战。两军相持一年之久。
公元前341年，孙膑利用庞涓轻视齐军的弱点，以逐日减灶的办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河北大名东南）的险要地方时，被齐军包围，十万魏军被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接着齐、秦、赵从三面夹攻魏国。齐国和宋国军队围攻魏国的平阳。
公元前340年，秦商鞅大破魏军。在这样接连的沉重打击下，魏国丧失了霸主地位。
公元前334年，魏惠王与齐威王在徐州(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互相对等地位，以缓和矛盾。
对峙局面的形成
自魏国削弱后，出现了秦、齐两大强国东西对峙的形势。这时各大国陆续称王，连名义上的周天子也踢开了，作为缓冲地带的小国大量消失，大国领土直接接连起来，于是大国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了。秦、齐两大强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在魏、赵、韩等国内，也分成联秦抗齐和联齐抗秦两派，从而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
所谓合纵连横，从地域上来说，原是以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南北相连为纵，东连齐或西连秦，东西相连为横。
起初，合纵既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连横既可以连秦，也可以连齐，直到长平之战以后，才凝固成合纵是六国并力抵抗强秦，连横是六国分别投降秦国的意思了。
魏国易相
魏惠王因为受到齐、楚的打击，不得不采用秦相张仪的魏与秦、韩联合攻击齐楚的策略，公元前322年，起用张仪为魏相。
魏惠王不肯听张仪的话，秦国就出兵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山西闻喜县东）、平周（山西介休县西）两地。这对其它各国威胁很大，因而齐、楚、燕、赵、韩五国就出来支持公孙衍的合纵策略。
公元前319年魏国改用公孙衍为相，把张仪逐回秦国。
合纵结盟
公元前318年，魏相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东方各国，以对抗秦国。因而便有“五国伐秦”之举。这一次合纵攻秦，参加的有魏、赵、韩、燕、楚五国。当时曾推楚怀王为纵长，实际只有韩、赵、魏三国和秦交战。公元前317年，秦大败三国联军，以后秦不断进攻三晋，迫使韩国屈服，魏国的内政也受到秦国的干预。
此后，秦国暂时注意于扩充后方。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起兵伐蜀，把蜀国灭亡了，接着又灭掉了巴国。
当秦国在西方扩充实力的时候，齐国也在东方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燕国发生内乱，燕国的贵族正在反对由于燕王哙的禅让而取得君位的子之。公元前314年，齐宣王发兵干涉，仅五十天就攻下了燕国国都。但由于齐军过于残暴，遭到燕国人民坚决反抗，迫使齐国不得不由燕国撤退。同时，齐又和楚结盟，互相支援，更加强了齐国和秦争雄的力量。
楚国削弱
楚国联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于是秦国派张仪入楚游说。张仪首先收买了楚国的旧贵族，并许献出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使楚与齐断绝关系。当楚国派人向秦讨取土地时，秦国拒绝不给。
楚怀王大怒，在公元前312年发兵攻秦，秦军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大败楚军。秦军进而占领楚的汉中。不久，秦、楚在蓝田（陕西蓝田县）发生大战，楚又大败。
由于楚国背齐，公元前301年，齐、魏、韩三国联军向楚的方城进攻，大败楚军，并占领其不少土地，楚国势力遂受到很大削弱。
公元前298年，齐约韩魏合纵攻秦，经过三年的苦战，终于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割地给韩、魏。
赵国发展
公元前294年，秦开始向韩进攻，攻取了武始、新城（河南伊川西南）。次年，韩、魏两国联合抵抗秦国，在伊阙（河南洛阳市东南）被秦将白起打得大败。白起消灭韩、魏联军24万多人。以后，秦军不断攻克韩、魏要地。到公元前290年，韩国又被迫割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魏国也被迫献了河东四百里地给秦。
当秦、齐进行剧烈争夺的时候，赵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赵国东面有东胡，西边有林胡、楼烦，“三胡”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善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年～前299年）为了对付东胡、林胡、楼烦，不得不抛弃传统的车战，学习对手的长处。公元前307年开始改革军制，实行“胡服骑射”，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赵国从此迅速强盛起来。
秦国为了打击赵国，又谋取和齐国联合。公元前288年十月，秦昭王约齐王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准备联合五国，并三分赵国。但苏秦劝告齐湣王主动放弃帝号，拉拢各国反秦。齐湣王采纳了苏秦的主张，由苏秦发动合纵，齐国会合燕、韩、魏、赵等五国军队攻秦，迫使秦昭王不得不“废帝请服”，把以前所占的魏、赵的一些土地交还出来。
燕破齐国
公元前286年，齐国灭亡宋国，引起三晋和楚的不安，秦国便乘机约各国攻齐。公元前285年，秦派兵开始向齐的河东进攻，攻取了九个城，设立为九县。
燕国自从燕昭王即位后，决心报齐国武装干涉之仇。燕昭王改革政治，君臣奋发图强，使得国家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他派苏秦到齐国去进行反间活动。燕昭王又封乐毅为上将军，征发全国军队准备出征。公元前284年，乐毅统率燕、秦、韩、赵、魏五国联军向齐进攻，大败齐军。
接着，乐毅遣还秦、韩之师，分魏师攻占旧宋国地，分赵师攻取河间，自己率燕军长驱直入，攻下了齐都临淄。齐湣王被杀。乐毅乘胜伐齐，六个月之间，攻下齐国七十多城，只有莒（山东莒县）和即墨（山东平度县东）两城未能攻下。后来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疑忌乐毅，改用骑劫领兵，骑劫放纵燕军残害齐军的降卒，甚至掘坟焚尸，激起齐国人民的极大愤恨。齐将田单遂用“火牛阵”夜袭燕军，杀骑劫，乘胜收回大片失地，使齐国转危为安。但齐国从此一蹶不振，秦、齐对峙的局面也就被打破了。
公元前278年，秦又派白起领兵攻下楚国的都城郢，楚被迫徙都于陈（河南淮阳）。次年，秦夺取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势力发展到今湖南地区。从此，楚国也就削弱了。
“远交近攻”
秦昭王时，由于宣太后和魏冉专权，魏冉为了扩大他在陶（山东定陶）的封地，强令秦军越过韩魏远攻齐国。范睢向秦昭王指出，越过韩、魏而攻齐，“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结果并不能扩大秦国的土地。因此他主张“远交而近攻”，即远交齐、楚，近攻三晋。认为如此才能“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另外，范睢还主张大量杀伤敌人，认为如此才能削弱敌国，争取统一战争的胜利。秦昭王改用范睢为相，积极推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于是，秦赵之间发生了几次空前残酷的大战。
公元前270年，秦派军队越过韩的上党，向赵的险要地区阏与（山西和顺县西）进攻。次年，赵派将军赵奢前往救援。赵奢先用计麻痹对手，然后突然夺取制高点，大破秦军，使秦军的锋芒大受挫折。
长平之战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大将白起攻打韩国，占领了野王城（河南沁阳），切断了韩国上党郡和国都（河南新郑）的联系。韩国想献出上党郡向秦求和，但是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请赵国发兵取上党郡。
赵派老将廉颇带大军驻扎在长平（山西高平县西北），秦也派白起等率兵向长平进攻。廉颇鉴于秦军攻击力量很强，采取筑垒固守和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双方相持三年，不分胜负。
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改用赵奢之子赵括代替廉颇。赵括只能空谈兵法，他一反廉颇的战略，向秦军大举进攻。白起运用了迂回战术，将赵军诱入埋伏圈。赵军被秦军围困达46天，最后赵括亲自带兵搏斗，被秦军射死，赵军四十多万人都投降秦军。白起把战俘中年幼的240人放回，其余全部活埋。
秦破二周
战国时代残存的周王室不过保有洛阳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公元前367年，周贵族发生权力争夺，韩、赵用武力支持，周又分裂成西周、东周两个部分。在河南（河南洛阳市）的称西周公；在巩（河南巩县西南）的称东周公。周赧王名为天子，实则寄居西周。公元前256年，秦灭西周，这年周赧王死去，从此挂名天子也不复存在。公元前249年，秦又灭东周。
五国合纵的最后失败
由于秦国展开了蚕食策略，不断攻城略地，对东方各国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攻秦，推楚王为纵长，一直攻到蕞（陕西临潼县东）。当秦出兵反攻后，楚军闻讯逃跑，各国军都纷纷撤退。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合纵，从此联合抗秦的活动再也搞不起来了。
统一时机的成熟
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其次，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所以华夏族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逐渐融合。
第三，各国人民都要求统一。农民是统一最热诚的支持者，因为封建割据以及纷争混战，给农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负担。工商业者也渴望统一，以打破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国关卡。地主阶级更要求统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保证自身的利益。
最后，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大吃小，强吞弱，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局势，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统一条件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由于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比较强大，经济发展迅速，军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到秦王政执政时，关东六国先后衰败下去，唯独秦国越战越强。
当秦王政刚即位的时候，李斯就在向秦王政的上书中指出：秦国已具备了统一天下的条件，六国实际上已降到秦的郡县的地位了。这说明由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秦灭六国的过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其子政１３岁即位，他就是杰出的政治家秦始皇。公元前238年，秦王政２２岁开始亲自执政，他从吕不韦、嫪毐手里夺回了权力，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战争。
秦灭韩：
秦首先从六国中最弱小的韩国开刀。公元前230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兵进攻韩国，俘韩王安，把所得韩地置为颍川郡（郡治在河南禹县），韩国灭亡。
秦破赵：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派王翦领兵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领兵抵御。李牧是抵抗匈奴的名将，他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多次打败秦军。王翦用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结果赵王杀死李牧。李牧被杀，引起军队的不满，导致战斗力涣散。
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入邯郸，赵王迁被迫降秦。赵公子嘉逃到赵的代郡（河北蔚县一带），自立为代王。
秦破燕：
秦军在追逐赵公子嘉时，大军接近燕国的西南边境，燕国面临灭亡的威胁。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政未遂，秦王政立即派王翦领兵攻燕。
公元前226年，王翦领兵攻下了燕都蓟(北京大兴西南)，燕王喜逃到辽东（辽宁辽阳市西北），杀太子丹，把太子丹的头献给秦军求和。
秦灭魏：
公元前225年，王翦之子王贲率领十万军队去打魏国。秦军包围了魏都大梁，引黄河、鸿沟水灌大梁，三个月后大梁城破，魏王假投降，魏亡。
秦灭楚：
秦王政最初派李信为大将，蒙武为副将，率领二十万大军伐楚。李信等开始打了胜仗，但不久就被楚将项燕打败。
公元前224年，秦王政派王翦率领六十万军队进攻楚国。王翦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逸待劳的战略。秦王政则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这样过了一年多，楚军的斗志渐渐松懈，而且粮草不足，遂从前线撤军。
王翦乘机率军追击，消灭楚军主力，接着占领楚都寿春，俘虏楚王。不久，王翦又率军渡过长江，平定了江南，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楚国亡。
秦灭燕、赵：
秦灭燕、赵和楚以后，秦王政派王贲为大将，再出兵扫除燕、赵残余。公元前222年，王贲打下辽东，俘燕王喜。接着打下代城，俘代王嘉。燕、赵彻底灭亡。
秦灭齐：
秦国长期以来对齐国的笼络是很成功的，齐王建在位四十多年，“事秦谨”，不修战备。直到五国灭亡后，齐国才“发兵守其西界”。
公元前221年，王贲在灭燕之后率军南下，一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就打进齐都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亡。
秦统一的历史意义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为止，前后十年，就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的统一使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行了许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为中国长期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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