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克里斯蒂安·德·包赞巴克 “开放街区”这一想法源自于我的设计实践,尤其是 1974年在巴黎13区完成的欧风路方案，当时的问题是如何在这块不规则、封闭、夹在共用墙之间的地块中找到一种最佳的居住环境。 “我们不再有空白的土地可以建造, 到处都是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建设之后留下的小块用地等待开发。” 在那个时期，住宅工程的规模从一万多户变成不到一百户。因为并没有什么指导准则，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原则也不再是一种参考。那些被迅速建造起来的大型住宅虽然有效地应对了五十年代的住房危机,但它们却封闭了地产交易的自由发展。人们也不再思考城市循序渐进的变化与发展。 几个世纪以来, 古典城市是用道路与街坊构造起来。而20世纪中期,则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打断了这种历史延续性,取而代之的是与这种以街道为传统的规划思想完全相反的组织逻辑(放弃小块土地,建筑相互分离,各自独立地处于“总平面”所规定的位置上)。 街道,由古希腊城邦米利都(Milet)作为先河的空间形式汇集了不胜枚举的城市“功能”。 所有东西都在那里，人们打开窗户,为了迎接空气和光、街景与商业。街道上各式交通,地下则混合着供给日常的管道网。一层商业和各种服务设施,街道的立面上就有进入自家的大门, 还有属于自己的门牌号码。在这样一套城市空间系统中,每个住户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地址。不仅如此,街道还起到组织地块、土地所有权、土地贸易的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它还保持着对无尽创造性的开放,它们是不能预见的随机。同样,街道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实现了如此之多的接触以至于它已不能再被当成一种设计技法。它应该被命名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形式”。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再把街道看作一种创新的“形式”、一套系统。现代城市的范例是拒绝街道的。重要的是使居住密度合理化,因此建设了大尺度的房屋，彼此远离地坐落在一块将汽车、行人、绿色空间等互相分开的土地上。这种自 30 年代由国际现代建筑大会(CIAM)提出的规划方案还有过一套卫生学上的辩词, 而且它还出自一种寻求拓宽或者清空街道的思想。 柯布西耶说 :“街道是不清洁的， 该把它刷成白色，放进热牛奶里，避免狭窄的过道”。柯布西耶看到街道的弊端,还把这种象征形式的设计变成一种单纯的技术思维。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混合的功能,这些混杂的技术,都是违背运作效率的。要解构这种混合的状态以面对现代世界,要对每一种功能进行分离 : 城市水电网和步行交通、树木和汇集商业， 每种情况都对应着一种理想的技术实现手段。 我在巴黎房地产管理局(RIVP)的竞赛中中标,一起投标的建筑师都和我一样既年轻又缺乏经验,却要去应对实实在在的工程。所有的建筑师、 规划师都在避免设计街道,因为那已经不流行了。 这里存在一种“南北——东西轴 线交叉”的秩序 :所有新房子都和其他建筑成直角排列。这样一来就会没有一栋房子会和现有街道平行，这样会出现很多难以利用的三角地块。在这块正对埃迪逊路的梯形用地上,需要安置至少 200 户居民。 怎样给每户提供一种最佳居住条件？为此, 我在朝向、间距、视线方面都费了很多心思,最终我做出来 7 栋房子、八九种户型、 一个小广场、停车位,以及近、远景的视线设计,同时在地块中心保留 了一片土壤树木。 后来,在某一刻,为了在地块中穿过一条新的道路,我把 整个平面轻轻旋转了一下——这就在顶端开出一道狭缝——以保证 RIVP 能够打通地块尽端那一小块末梢,将基地与国民路进行连通。 我尽量避免封闭所带来的恐慌,更重要的是,我让城市进来,穿过这块基地。因为这块基地,我获得了一个新的启示: 对于城市规划,永远都需要回到实际情况,回到场所。 思维与技术思维将这世界上的问题按照不同的功能领域进行切分,并试图为每一个问题找到一个通用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工业生产。启蒙运动以来,这种寻找普世性的愿望还奠定了政治思维的基础。然而,为了使一个建筑类型能够适应各种不同情况,就需要到处都是平整的大型空地。在一个已建成的城市里,把所有人都按同一日照方向布置不是必须的 标准,给每个人都提供一样的居住环境导致产生了很不好用的地块，所以我在这个 项目中回到了“破碎”的想法,来使特殊性得以显现。 欧风路住宅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尤其在大楼与“基本居住单位”式的住房占主流的年代,这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态度。这是一种布置集体住宅的新方法,它重新思考街坊,尝试打开按照传统被封闭起来的部分,建造没有共用分界墙的房子。 欧风路住宅之后,我在其他工程中继续实践与思考,总是尝试把街坊打开。在 塞尔齐、蓬多瓦兹(Cergy-Pontoise)竞赛和拉维莱特70年代设计竞赛中,我做了一个交错排列、棋盘形的开放式街区的平面。后来,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巴黎居住街区的方案,但开放街区模式总遭到拒绝。 70年代末,我有了把“开放街区”理论发表出来的想法:多个小块用地构成棋盘状的街区,房屋布局容许光线进入,使所有人都获得景观、通风、阳光。但它不是刻板模式，我所理解的是要把建筑和城市放在一块儿思考。从思考一个社区开始,就该考虑分子的聚合。彼时,我正在做的舞蹈学校和拉维莱特音乐城(1984 年,竞赛 ;1985 年,中标方案)两个项目,也表达了“开放街区”的理念。 1981年，我被邀请作为IBA(国际建筑博览会)在东柏林的一个大型设计竞赛的评委，选址位于吕措夫广场(Lu?tzowplatz)。竞赛要求重新恢复古典城市与“封闭”街区的联系。当时一共有300多个方案，而我一直维护那些开放的、不仅尝试在这块巨大街区的周边并在其内部进行建造的方案。当匿名参赛者被揭晓之时，评委会成员都很惊讶这些方案无一出自法国,他们曾坚信我是和我培养的这些新人一块去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发现获奖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街坊重新闭合起来。这也使我有机会和让·保罗·克莱胡斯(Jean-Paul Kleihues)以及马蒂阿斯·昂格尔斯(Matthias Ungers)进行了一场辩论。我坚持开放街区的想法,而他们却以“我们已经因为想要开放街区而做了太多愚蠢的尝试,我们毁坏了城市结构”作为回应。 欧洲的城市规划曾一度是倒退的。 同年,我从理论上对开放街区进行了阐释,不遗余力地宣扬我的理念。1988 年, 我用组合式街坊模型在 Atlanpole科技园实践了这一想法。那种对未知未来开放的不确定性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在 Atlanpole科技园那次竞赛中,我提出了一套实际而系统的方案,这是一个居住区规模的开放社区。 终于,当时的环境使我有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开放式街区——这个错失了 10 年时间才完整提出的理论——早在 1978 年就该这么做的。而我在 1988 年提出该理论的时候,尽量用适合那个时代的方式,对不确定性则更加开放。这是一种“经验哲学”（威廉·詹姆斯）,这种具有哲理的经验论使理论能够不断适应实践的需要, 得到修正并继续宣扬下去。 也是从1988年,我开始思考更大尺度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邀请下,比 如埃克斯、梅斯、斯特拉斯堡、图卢兹,我参加了一系列城市规划而不再只是建筑设计竞赛。这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政府职责的加大不无关系,他们所面对的是大片等待发展的荒芜之地。之所以想到我，因为我不仅对建筑设计,同时也对城市设计与规划很感兴趣。 马塞纳新区的方案是一套街道网格,垂直于塞纳河,延续南边原有的城市肌理。 我的想法基于开放街区,这套街区网格中存在着一项游戏规则,为在插入建筑的时候提供了一种“疏松度”。 竞赛之初,街坊和道路的尺度就一直是问题的焦点,而建筑设计在这一阶段所能表达的只是无数组合方式中的某一种。平面也并不是一个已经定形的总平面 ：它是一个处于设想中的方案,在道路网格上运用“疏松”原则 布置房子,还有一个中心花园,与居住区保持尽可能多的交流。街道笔直连通,不耗费过多的地面面积,这就可以将建筑规范体块的界限缩小在规范要求的 25m宽以内。房子要面朝街道相互交错排列。我为建筑的布置规定了留白空地的下限宽度, 以避免街道两边的房子面对面正冲而产生视线干扰。 每个建筑师将设计一个街坊。为了知道怎样才能让房子连续地交错排列下 去,我们动了不少脑筋协调 :协调建筑师该不该去帮助他们组织街坊空间,就像在Atlanpole科技园项目里那样?第一个完成的街坊会不会对后面的方案带来局限? 我在竞赛第一阶段提供了一些连接方式,为了使街坊的开放合乎要求,并打通被街道对面沿街建筑遮挡住的视线。 在这一概念指导下，一个个街坊被建造起来。整个实施阶段,街坊与街坊之间保持着协调。另一个设想是要确定一些控制点，在这些地方必须进行建设，它们决定着实体与空间之间的连接。因为在我们赢得竞赛不久后,SEMAPA就要求我重新研究平面,建筑单位不再是竞赛中给出的150－250户,而是更小的40~50户的住宅类型。任务书的变动促使每个街区需有几个开发商和建筑师共同参与建设(有时一个街区四个建筑师)，我所担心的是他们之间意见相左或者开发商们相互争吵。 我没有更改街道平面。在这样一个设计整个社区的项目里,仅仅开放街区一条原则就足以使将来的建筑师构想他们的方案了。我应该预先组织这些街坊,从而能使好几个项目同时进入而不发生冲突。我事先考虑好街坊中土地使用权的划分,否则就不能出售土地。我提议在每个街坊中像传统做法那样把土地分成一些小块,同时保证光线的进入和一定的透明区域。这就是我在那时所谓的“宽大的外套”, 因为我们规定的建筑体量大于建设法规的限制范围,这使建筑师获得了足够的空间进行自我表现。 这样的一个可建造空间框架比任务书准许的建筑体量和建筑面积要大得多,这就产生了一种“地块规范文件”。这一方法为研究建筑的体量、形式提供了相对的自由,同时给它们指出了一定发展方向。建筑师让·菲力浦·巴尔卡德(Philippe Pargade)甚至用两栋房子给予回答 :一栋玻璃的,另一栋覆盖着锌板,南向的阳 光可以穿过它们之间的空间。这样的自由度比只给建筑师边界墙有意思的多。建筑 的立面只需在沿街一面按一定比例满足建筑红线的立面要求。最初几个项目就是按 这种方式建造起来的,开发商带着他们的建筑师来了,比如像在布里那克(Bre?nac) 和贡扎雷(Gonzalez)或者鲍费尔(Bofill)做的方案中那样。 在 1994 年评委会举行的口试中,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向我提过一个 问题 :“你关于自由度的原则很好,但如果鲍费尔和福斯特同时都在的话,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 :“这正是未来的城市规划需要面对的问题”,言外之意就是风格的不一致将成为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当今乃至未来城市规划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不能再梦想着还有一种一致性的风格。城市的规则应该能够融合各种不同的形式,即便是这些形式出自于完全不同的建筑特质 ;同时,也可以出现比其它房子更加夸张的建筑，吞没一切的整体是不好的。 另外事实上,确实有福斯特和鲍费尔设计的两个房子,不是并排在一起,但却在同一个社区,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除了有好几栋住宅组合的街坊,还有一些由密度很高的办公建筑组合的开放街区,花园在这里维持着一种通透性,后来被用作这些建筑的中庭或是通透的大厅。 对那些高校的物理实验室而言,需要有连续的平面,这就带来一些梯形墙的房子。 现在,只有将高端与平均、寻常与非凡相结合才能激活城市,刺激发展。 第二轮建设是从东边的小麦市场建筑开始的,尼古拉·米之林(Nicolas Michelin)对它的改造做得非常出色。在那里,有一些狭长的地块被划分出来的小块用地，从一条街伸向另外一条街。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介入方法。在实施阶段,不同建筑师根据私营项目或者竞赛的不同要求来到我们通过一些所谓的激辩来协调的“工作室（WORKSHOP）”进行工作,这很有成效。我没有挑选一个符合我要求的建筑师俱乐部, 而是由开发商和竞赛来决定建筑师,我只有一个发言权。这种经验的积累来自一种真正无法预见的多样性,而不是通过专门设计居住区获得。 另一件对我而言非常微妙的事就是，当我发现某些设计不符合审美的时候，不能提笔就改,而是几乎要全盘接受。我没有坚决主张参与建设,那样可能会有意思, 但也有可能使我想从事的研究实验变质,我的初衷是发展一种尽可能当代的城市规划。事实上,有些人评论道 :“开放街区很好,但只有包赞巴克能干出来。他的风格就是这样,而其他人只能愉快地参与。不然规则会变得过于复杂。”这种想法在当时并不难理解。 我当时没有假装一切会很容易,但我必须知道开发商和建筑师如何回应。一旦规则被认定行得通,所有人都依赖于如何结束这种不规则性。然而,我不相信有超现实主义绘画——“精致的尸体”那样的奇异浮想就足够了。 为此，我组织了所有建筑师来参加工作室,在那里,我们能够彻底地对街道的材料、色彩、入口高度、栏杆等各种实际问题进行辩论和协调。事实上,建筑师希望知道在别人如何作出回应,有时是与之协调,有时则是形成对比。最后, 这三十个建筑师表示这种深入设计的方法很方便也很有意思。 丰富性与趣味性不再来自某一特定建筑类型自身材料的或是项目社会特性的变化,就像阿姆斯特丹古典主义或者巴黎奥斯曼时期的城市,其建筑遵循着某种强制式样或风格。城市和谐的可能也不再像古典时期那样以构思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为基础。我所感兴趣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和谐。它建立在两者之间,建立在三四种事物 的关系与对比之上。 我有时会以静物绘画为例,它展现着一个玻璃瓶、报纸、烟灰缸和水果。正是些形成强烈反差的素材引发了作画者的兴趣,他在同一幅画面里寻找光滑、粗糙、浓艳的或是暗淡的色彩。某种程度上,我们从事的工作与之有很多相似性,用一段段街道或者交叉路口聚集起形形色色的建筑师,然后在必要的时候着力强调混合性。在伯勒兹和罗德尔杰的学校方案,我们甚至还说服校方接受在其四周围一圈住宅的想法。 城市的美在于它的偶然性。一种不是刻意造就出来的美,这就是我想达到的。 今天,城市应该是各种意料之外的、各式各样主题的集合,一条线、抑或是一个公共空间将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形成统一。 “开放街区”的最大特点就是各自独树一帜的单体建筑,各不相同,自成一派。 这种单体建筑的设计首先有利于住宅、街区中心和街道。它还提供了视觉缺口,便 于阳光、自然光线和空气的进入。这使人们脱离了黑暗幽闭的室内庭院和走廊式的街道。每间公寓都有三面朝向,可以获得各不相同的、或远或近的视野。 这种视觉缺口是由建筑中间的空体空间创造的,共占据了约 30%~40% 的街区外围空间。但是,街道依然清晰可辨。体量空间遵循严格对齐的平面规划,将不 连贯的立面连接起来。各个空间依据总面积中的一定比例进行调整对齐。首层空体 空间中的透明大门定义了私人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空间界限,低矮的围墙发挥着同样 的功用,树木已经比低矮的墙壁高出许多。 单体建筑的设计为创造多种项目单元和建筑类型提供了无限可能。建筑体量、 覆层和立面各不相同。建筑师并没有遵循传统的平面图设计来建造建筑,而是将它们想象成是在一个虚拟的比可构建体量稍小的“体量外壳”的内部。这就产生了朝向四个方向的多种建筑形式。按照这一逻辑,建筑高度受变化形式的影响,并不遵 循任何普遍的水平线或凹线。这种高度上的变化赋予了街道以垂直动力。有了更好 的照明环境,可以缩短宽度,保证隐私。 古典城市的发展理念是和谐,来自于同质性、相似和标准模型化，而当今时代则带领我们朝着异质性和对比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一点是通过建立与其他因素的联系而展现,“街道规则”就实现了这一点。街道网络以最连贯的形式提供并聚集了最大的可能性和多样性,既有单一的,也有重复的。 从体量角度上,关系到光线和流动因素,楼体中间的空间、庭院、空体、街道、 居住面积 ;另一方面,从美学角度,关系到多样性、未来和未知的建筑变化。两者双管齐下,确保“开放街区”项目设计的开放性。开放街区鼓励文化融合,避免或调和今天新社区典型的单功能性。在马塞纳地区,住宅、办公空间、学校、报告厅、 大学等不同的项目单元都有各自的体量需求 ;地标性建筑或者历史与社区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融入城市网络中。 这背后的理念是赋予建筑师以真正的自由。“开放街区”架构的美学系统是一次冒险。我们并没有规定各种限制因素和禁止条件,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多种能性。这种方法能够更加行之有效地激发创造力,有所取舍地选择形式和材料来设计整体体量比在两面界墙中间创建一个立面更加有趣和激励人心。当然建筑师并不是总能很好地发挥,多种多样、良莠不齐的建筑是让所有城市规划师都头疼的问题。 但是我敢于将这种极端的多样化看做一种优势,并且我承认任何社区里都不可能只有堪称杰作的建筑作品。我们必须接受寻常的建筑,一些出类拔萃的建筑就会随之出现。 在邻里空间向密集型发展的今天,未来城市的出路就是要鼓励多样性、独特性 甚至是矛盾性,接受时间流逝过程中发生的演变,调节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发展过程, 求大同,存小异。 文字与图片节选自《城市·环境·设计》（UED）杂志第93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