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成区城市设计若干问题的思考

北京西城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专刊

近年来，西城区建立了具有西城特色的“四名”工作体系，全面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探索历史街区更新途径，积极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和复兴。为进行及时回顾与思辨，2019年西城区与《北京规划建设》合作出版“北京西城：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增刊（刊号ISSN：1003-627X，CN：11-2882/TU），总结近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及公众参与实践，采编经验成果、形成理论梳理。

响应2019西城名城保护年会“老城保护和街区更新: 转型发展， 再出发”主题，“西城名城保护”公众号将陆续推出增刊文章，方便读者深入全面地了解西城名城保护工作，共同探讨发展方向与目标。

今天推送的是增刊系列文章中的第14篇，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局长倪锋分享对城市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欢迎读者围绕城市设计与街区更新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感谢《北京规划建设》刊物支持！

作者介绍

倪锋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西城分局局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工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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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城市设计似乎成为传统规划建筑行业拓展事业的主要领域，各地热衷于将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导则作为拯救千城一面以及提升城市品质的灵丹妙药。但城市设计为何产生？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立足国情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辨和讨论。以下是笔者对城市设计若干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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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面临的问题

1.1 表面的问题：批判功能主义

城市设计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把城市设计的解释扩展到从古至今和无所不包，容易迷失对其凸显的追踪。笔者认为，狭义的现代城市设计学科①的出现最主要的动力来自对以勒·柯布西耶为旗帜的现代主义的反思。当形式追随功能成为建筑和空间设计的基本原则横扫全球，后续一大部分理论的努力都是在批判功能主义创造的所谓神话。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如何看待人的活动，如何体现空间本身的价值。

简·雅各布斯是从感性出发，把人的活动放在首位，她认为充满活力、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用途才能给城市的地区带来适宜的结构和形状。她生动地进行了比喻，黑夜本身并不会呈现任何形状或轮廓，只有在火光照耀的范围内，那一片黑夜才会呈现有轮廓的空间[1]。

从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凯文·林奇、阿尔多·罗西等人开展研究，力图反对功能主义对空间形态价值的过度左右。林奇在《城市意象》一书中通过对城市“可意象性”的认知分析，向现代主义城市环境的视觉层面发起挑战[2]。林奇抽象简要归纳为五种元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标志物。他提出其他对可意象性的影响，比如地区的社会意义、功能、历史，甚至名称，都会被掩盖，因为此时的目的是要发掘形式自身的作用[3]。罗西是对建筑类型的探求。罗西认为，过于关注功能对区域的影响是有局限性的，抹杀了城市建筑体结构中最重要的固有价值[4]。而一种观点认为，与历史建立了联系，就是在一种特定文化内赋予建筑合法性的必要步骤，类型具有创造一种合理又合法的城市主义的内在能力，可以用于对抗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思想[5]。

1.2 真正的问题：资本化空间生产和消费带来的大尺度和碎片化

我们所有的尝试都是在柯布西耶和雅各布斯两极之间的思考，其实反映的是马克思和哈耶克之间的纠缠。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当他们对的时候和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确实，世界就是由它们所统治着。”[6]

空间生产极好地诠释了城市空间作为增长机器的涵义。这意味着空间的资本化，即城市空间被当作资本，历史空间被当作资本，景观也被当作资本。居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景观社会的旁观者和商业世界的消费者[7]。为了生产，城市空间最好如同机器，正如柯布西耶所宣称的：街道是一部交通机器，它在现实中是一种制造高速交通的工厂，现代的街道是一个新器官，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装备得如同工厂的街道类型[8]。

工业化的本质是迅速复制[9]。大规模的空间复制成为快速生产的需要，比如各大房地产公司毫无地域性特征的产品复制（附图），各种统一标识的连锁店。大尺度是资本大规模不断再生产的映射，我们千篇一律的城市面貌不是城市设计的无能造成的，而是资本快速复制产品造成的，城市变成大众商品，大众商品同时制造了大众风格的统一性和大众本身。现代主义风格无地域性特性呼应了资本的需求。

附图 恒大、万科、星河湾等全国性房地产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楼盘外观照片

（图片来源：安居客网站、星河湾公司网站）

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变，资本促使城市空间为消费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比如原来的大马路是生产的交通空间和休闲空间，需要转化为消费空间，所谓追求空间的“人性化”，一方面是人的感情需求，另一方面实际也迎合了资本增加空间消费引诱性的需求，因为休闲已经被异化了[10]。

另一方面，劳动分工成全了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同时也造就了劳动的异化，由于分工越来越细，劳动任务变得支离破碎，以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合作最终会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导致活动与结果的“错位”。空间生产也是如此，分工的细化导致整体目标的丧失，城市空间越来越碎片化。

但经济的发展也在资本的簇拥下向前推进，城市设计面对资本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另一种观点是要拥抱资本，比如库哈斯的观点是建筑师应该抓住和利用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反对和抵制它们。与市场的联系作为自身活力和变革潜力的根源[2]。从理论的疏远转向务实的参与。

02

城市设计的模糊性

2.1 城市设计学科的模糊性

丹尼斯·斯科特生动的描述有助于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城市设计。他说：将一群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置于一辆观光巴士上，他们的行为将显示出他们关注的局限性。建筑师会对着建筑、高速公路和桥拍照，而城市设计师期待着上述三者并列的那一刻，规划师则忙于交谈而无暇顾及窗外的风景[11]。

城市规划、建筑、景观设计框架随着分工的异化而日益僵化，催生了城市设计学科的产生。城市设计学科最大的机会来自解决分工异化带来的问题，但又从根本上对分工异化无能为力。城市设计学科建立在已有成熟学科理论之上，是跨学科的发展。但城市规划、建筑、景观的理论黄金期已过，这些学科理论的产生也是衍生于社会学科的理论发展。比如规划的一些理论知识是作为实用知识的片段来运用，所以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只存在一些规划中的理论，而没有规划的理论[12]。这种困境随着社会学科发展的乏力到今天愈发明显，城市设计更是如此，所谓包罗万象、为我所用正是自身基础理论缺失的反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设计开始受到国内大陆学术界的重视。1997年12月，建筑学会邀请国内知名建筑师、建筑教育家、城市规划师在上海以城市的公共空间设计为主题召开学术年会，提出加强城市设计工作的7条倡议。次年8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深圳组织召开了“中国城市设计学术交流会”[13]。至今，国内大陆城市设计实践如火如荼，而对于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仍未形成共识。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悲观，也许城市设计的独特价值正源自它的模糊性，而并非是提供了一个连接更加专业化设计工作的整体框架。由于城市设计的特质，它拒绝绝对的分类方式。城市设计不应该被当作建筑、景观建筑或者规划专业，而是适合以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它不是一种分割和简化，而是一种综合。它试图用整体的方式运作被学科界限支离的世界中。它试图去解决城市状况的全部现实问题，而并非是通过学科镜头所看到的狭窄片段[14]。

2.2 城市设计面对管理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管理的分工越来越细，标准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城市设计作为技术手段和管理政策被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管理者寄予厚望。为了迎合管理的明确性要求，城市设计需要形成一定的固化标准，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设计流程的管理，1991年颁布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提出“在编制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都应当运用城市设计的方法……”2017年，《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发布，确定了各个阶段城市设计的法定地位。城市设计学科产生的初衷是整合，而为了管理反被切分在流程的各个环节。二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避免低水平设计的出现，需要用相对简单、明确的要求作为模板，比如一些城市设计导则，对有些案例画叉，有些画对勾，这正是管理标准化要求的体现。但这些形式上的自动化和信息化，可能会使城市设计和进一步的具体设计被迫服从某些简化了的自动化程式，忽略了城市设计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不仅容易丧失城市设计要传达的人文价值观，而且有可能限制一定的创造性。

03

城市设计空间认识的差异

3.1  文化意识差异

按照巴里·谢尔顿的看法，城市是线性空间组成的整体结构，这种观念扎根于西方文化，现代城镇规划一直围绕着街道，或至少围绕着线性空间而发展[15]。注重整体的构成和空间的相对封闭，虽然现代城市由于宽马路的出现，打破了相对封闭的原则，但实际上对相对封闭观念的认识没有发生改变。卡米诺·西特对广场精辟的见解印证了封闭特征相对西方传统城市的价值，“房间和广场两者的共同本质是它们的封闭特征。这正是一切广场艺术效果的基本条件，尽管这一点被如今那些费尽心机从事城市规划的人们所忽视。”[16]图底分析更证明了西方建筑与外部空间的关系。

而东方的传统对街道的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以日本为例，日本城市由相对独立的地块拼合而成。日本街道主要是建筑用地以外的剩余空间，应需而建，成为往来地块空间的路线或通道。日本城市看似杂乱无章，但运行良好：视觉混乱（很多作者随即批判或恶意渲染这种说法），背后存在着扎根于日本地理、历史和文化的“隐形秩序”[15]。中国从里坊制的墙到沿街建筑，公共空间的封闭性、室内外空间的关系与西方传统城市在尺度和质感上存在根本不同。中国的传统空间，实际是人伦的外化，“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7]。人际关系中形成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性，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有大有小，自然会反映在空间结构上。比如，长安街上的很多建筑有个“己”作为中心。

虽然随着文化交融和全球化的发展，城市发展有同质化和趋同的倾向，有些地方的物质空间可能在外观上已难以区分东西方的差异，但其隐藏在背后的文化基因才是空间的核心价值所在。

3.2  政治体制差异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徐苹芳提出城市职能中政治性是第一位的[18]。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房地产大发展给城市面貌造就巨大的变化，但应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仍是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体制的要求仍是第一位的。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人们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空间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19]。

对于建成区空间的改造，要认识到维护和完善政治体制是根本出发点，空间，也是历史体制的产物，不能割裂其前后之间的发展联系。比如，柏林的重建，有人提出建议，希望在宽阔的交通用地上重建房屋，但也有人呼吁应维护前东德城市设计在大型开放空间方面创造性的成就，形成了两种观点的阵营[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管理体制是单位制，这种体制在空间上的反映就是礼仪式大街和大院的出现，这已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不能简单以所谓“密路网、小街区”一推了之，既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也要尊重这种空间背后所经历的体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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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空间价值的再认识

4.1  数据不是空间价值本身

为了找寻空间价值本身，许多尝试是对现有空间形态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力图提炼出好的标准，用以指导城市设计，比如贴线率和绿视率。然而大部分街道是一个地块一个地块长时间不断建设、改造连接形成的，不是一蹴而就成型，我们感受比较好的街道空间是个体协同形成了整体效应，是结果，而不完全是初衷，因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每个地块的价值取向是有差异的。统计是经验的总结，是对客观抽象的描述，不是客观本身，所以统计数据作为验证性指标是有参考意义的，但作为指导指标未必有好的结果，如果变成教条更是本末倒置。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城市设计也开始热衷于用上大数据的利器，但要警惕虚拟的真实。数据统计无孔不入的影响，会导致主体不再追求意义而迷恋信息本身，无意义信息实现了主导，虚拟的超真实已渗透进日常生活并内化于主体的自我体验[21]。数据不是真实本身，人的感受是真实的，空间价值来源于人，数据不代表空间价值，数据只是度量的手段，应时刻保持对虚拟替代真实的戒备，尤其是在微观层面的城市设计。

4.2  空间关系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认识空间价值，笔者以微观尺度的空间分析为例。很多研究是从对人所处的外部空间要素提炼出发，比如芦原义信提出外部空间的要素主要是尺度和质感[22]。徐磊清在对街道疗愈性的实验中，对人在街道上与紧临地块最关键的要素进行了梳理，主要是分为绿视率和界面，界面分为五种：开敞界面、格栅界面、实墙界面、玻璃界面及灰空间界面[23]。但从更深入认识空间价值的角度出发，地块和地块之间、地块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空间关系可能更重要，一方面空间关系反映了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空间关系和尺度、质感一起共同影响人的感受，比如人和建筑之间存在三种不同尺度和质感的物理要素，要素不同的距离、顺序组合都会产生不同的空间感受。对此，《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做了一定探索，将街道和沿街地块的空间关系根据相互之间的要素以及空间距离的不同分为九大类，在此基础上再细分[24]，这种以与公共空间关系为坐标的分类，深化了关于地块空间价值的认识。

05

结语

如何把握城市设计的方向？理论面临匮乏，实践似乎异常多样，社会学、生态学、大数据等手段都不遗余力地嫁接过来，成为说服甲方的炫技，但这种拼盘式的应用只能选取片段，从业人员被这种快餐式的拿来主义职业教育所熏陶，丧失了溯本求源的解读能力，加之被逐渐程式化的规划管理的异化，城市设计本身面临碎片和教条化的趋势。

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城市设计要针对我们自身的特点。要看到空间背后的政治体制，城市设计的未来在于我们坚持道路自信。梁鹤年先生就提出：我们不要自废武功把产权私有化，而是要发挥公私权共存的优势，以公有权的稳定力和权威性去创造私有使用权/开发权的活力和适应力[25]。

城市设计的立身之本就是以人为本和体现空间价值。一方面没有什么比人更重要，我们需要更多地观察生活、体验生活，需要感情的投入，而不是以冰冷的数据看待人、认识人。另一方面，学科专业的价值体现在能否对空间价值进行不断发掘和创造。在宏观层面，结构和质量可能更能反映空间的效能，在中观层面，空间的意向更有价值，在微观层面，空间的相互关系才是重点。

城市设计的理性和感性缺一不可。伦佐·皮亚诺的说法很有启发性：好的想法都不来源于理性，它们来自于直觉。比方说理性是面包，直觉是果酱。但你不能拥有太多的果酱，而且你还需要把果酱涂在面包上[26]。

保持城市设计的模糊性和灵活性也许是必须的，应时刻警惕被所谓主流趋势所裹挟，僵化为为实践的教条。罗西对自创类型学的认识，可以作为提醒我们的参考。他希望他的研究使建筑学的框架更加清晰，为年轻建筑师提供更多的自由，但要是将类型形态学当作建筑的主流，很可能翻过来又约束了这种自由，功能主义曾经给它自己制造了很多神话，他不希望看到类型-形态学重蹈覆辙[27]。

注释、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