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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鸦片战争是在中学的时候，说的是清朝腐败，被外国人打了，签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在世界上强国的脸面开始“掉在地上”，这期间究竟发生什么了呢？ 鸦片战争先解释好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近代的鸦片贸易是怎么兴起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从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来看到当时中国的官场的做事思维逻辑，这里面有我们现代人有借鉴意义的。 海盗老外，天朝看不上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来到了中国。
以上事实说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国人在自己的海口遇到的西方人并不是什么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他们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掠夺财富而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殖民事业的冒险家。他们手里拿着基督教的圣经，他们的行为是海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处的所作所为。这些西方的来客用他们最初到达中国的行为介绍了他们自己，从而迫使中国人采取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措施。虽然中国在封建时代已有同外国进行和平贸易的悠久历史，接待外国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从来是好客和没有民族偏见的，但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一批批新来的“不速之客”实行严格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另一个美国外交家、作家科士达在1904年的一本著作中这样写道:“在十六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了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好比，我的住的小区里，邻居很多是强盗，隔三差五来我家抢点东西，顺走些玩意，那我肯定揍他丫的，再装些防盗窗，防盗门什么的，防着点这些王八蛋邻居啊。 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政府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由于它感到内部统治秩序已经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来的冒险家这时已不能不以商人的身分比较地遵守规矩了。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有你遵守规矩，才可以容许你们在这里做生意。这种政策，不全是当时清朝闭门锁国的落后思想，很大部分也是民族的自卫。 压榨老外，不手软 海禁开放，正式通商，就得收税，刚开始中国欺负英国人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嘛，关于当时的海关收税，有两种。一种是中央政府确定的，一定不能乱收的，固定税率正经的“正税”。这个税是不能有什么差错和乱来的，因为政府要监察它。另一种，是地方官员“瞒着”上级，自己加收的税，理解为“杂税”就得了。这部分收的“杂税”是不上报的，全入了直接管着收税的官员和吏员手里的。那么海关（或者说所有的掌管收钱的政府部门）一定会在明文规定的税率外，再加收另一种“杂税”，这就是潜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是我们说的贪污。就像之前说的雍正“耗羡归公”改革之后，官员们又会想出别的理由，比如皇帝要庆生或者军需等理由，在中央规定了的“正规税”之外再加收“苛捐杂税”以入自己的囊中。这就是官员的一直以来的逻辑和做法。而这部分因为不被明文规定，所以，收税的吏员在长官的授意下，会极大的剥削着收，然后又极大部分拿去孝敬自己的直接长官，然后由低级官，一级级地向上层去孝敬，就这样进入整个官僚系统去分享。 所以海关官吏与广州官员一块对外国商人与中国本土商人，在“正税”之外任意的开出各种“杂税”，名目多，税率应该是挺高的，这个从各种该时代的西方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们非常不满的就是这个没有定额又高昂的“杂税”。这个就是后来要卖鸦片的根本原因。因为普通的货品被如此高的总税弄得没有多少利润，只有鸦片，可以卖很高的价格来弥补外国商人被勒索的钱财。 所以，当一艘船只载着货物来到广州码头的时候，一靠岸，就会有海关工作人员来查，首先要给官吏看一张“公行”开的“营业执照”，（“公行”这个组织，具备颁发船只负责运送货物贸易的许可证的权利。）若是没有，请回吧，除非贿赂一下当值的官吏，或许还是可以的。然后当值的官吏，会按照大清政府规定，看一下船只的大小规格，看看甲板上的货物箱子大小等，再上去象征性的查一查，走一走，然后正经地按规定收取“海关税”。收了这钱之后，官吏会再次伸出手，要求再交“孝敬钱”，交够了才能走。当然官员的脑子没那么灵活，简单的每艘船交一样多也就行了，据当时的西方人的日记中有记载，每艘船是规定近2000两白银（大约如今60万人民币），而此数额为乾隆爷初年的数据，之后当是会再加多一些的。最后，货物可以卸货了，跟“商行”中的某个公司之前谈好了，要卖与之，便约好碰头，交货，交钱等等。 再回到还没卖鸦片前的情况，当时的情况大致如此，因为海关和本地官员连成一块，对中外商人都造成优势，所以，中国本地的大企业就组成一个商业联盟（名字就叫“公行” ，当然，这个组织内的公司业务理解起来很方便，就是来中国的外国船只把货品运来广州，只能直接就批发给这几个大的中国公司，然后由这几个中国公司再向全国输送这些外国商品，同时这几个中国公司也掌控外国人想在中国买回去的商品的批发渠道。所以他们的性质是做“转口贸易”，同时卡住了外国来的商品与中国出口商品的唯一出入渠道。）去跟政府谈判，商议他们定时按要求交纳“孝敬金额” ，跟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授权，只有该商会认同的外国船只和企业才能进入广州港停泊和交易，也就是说，该组织，有颁发海上贸易许可证的能力。故该大企业联盟垄断了“外贸资格权”。我们今天的词汇叫“官商勾结”。所以，这样下来，中国官员收了很多灰色收入，中国本土的这几个大商行借着政府保护而垄断了整个中国与外国的贸易利润，小企业和新竞争者都无法参与进去。而且这样一来这几个商行具有了对外来商品和卖给外国人商品的定价地位，一块压榨外国人，我的老天爷，官方的，半官方的，像2台榨汁机，轮流榨，渣渣都快不给我剩啦。 因为中国进入明清之后，版图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跟南宋比较），需要内部休养生息，国内的生产力很不错，能自给自足，所以对海外的贸易并没太大的看重，西方的商人，来跟中国人做贸易，刚好那个18世纪，英国打败了荷兰，成为了世界海上霸主，加上工业革命成果，很快就产能过剩，急需要找到大市场来消耗国内的生产产品。一个好比，一个有钱的土豪不怎么花钱，一个产品过剩的工厂想把东西卖给土豪，但土豪要的不多，那还不急死工厂的老板啊。清朝的中国，钱很多，工业原始材料资源也丰富，又有丝绸布匹陶瓷茶叶等西方人喜欢的产品，故必须跟中国贸易不可。但是，中国的官员和本地的大企业联盟，不断对外国人收这收那的各种费用，尤其在政府明令之外的“杂费”占了最大贸易成本。而海关又具有外交部的功能，外国人根本不能去跟中央政府申诉，告状纸肯定会被海关扣下而没有办法。所以，西方商人，发现，鸦片，是一种生产成本很低，又因为是戒不掉的会让消费者一直需要的货品，所以该商品的定价权力，更大的是来自卖方，也就是外国人自己，只有这个产品能从中国谋利。所以，一开始，外国人经常会在货品中混入几箱的鸦片来卖，以求弥补一些贸易损失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卖鸦片的根本逻辑，站在中英双方角度来看，英国人在贸易上，不是一开始就是邪恶，当时可以说，英国人被清朝欺负的不行了，卖鸦片，高压之下逼出来的，能对他们的贩毒行为有点能理解，但这并不能说，贩毒给中国是正常贸易，行为还是可耻。 清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就像现在一个名校高中尖子生，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年级里前五，成绩好让人有飘飘然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时间长了，他就慢慢的不在学习上像以前那么用功，而且还喜欢上网，打游戏，心思不在正轨上，但现在还看不出来成绩下滑，通过一场考试能体现他的实力，鸦片战争就是由英国人来出试卷，中国来做题的一场划时代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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