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小的时候，在我家那儿，后院有一条水渠，水很清，有小溪流。我经常有时候放学，就拣鸭蛋回家。我还记得学校里面没水喝，回家的路上我就趴在小溪里面喝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小溪游泳，然后两边就来了几百头牛，我们就吓得在水中间不敢动，牛走了，又来一群马，完了又来一群羊，我们就吓得在河中间站了一下午。但是现在小溪没有了，干了，动物也没了，我想不明白的是，明明没有那么多的牛羊马在小溪喝水了，可是小溪反而干掉了，再也没有了。 我的家就在裕固族旁边，这个民族的变化更大，不光是环境的变化，整个民族文化断层了，语言、传统都消失了。政府办公楼进门都有标语说‘请讲普通话’，方言都在消失。 现实的情况是，那些老人还会说裕固族的语言，父亲这一辈，很多都不会说了，夹杂的汉语越来越多，这样就导致孩子根本就不会说。我拍摄电影的时候一定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只能到县里找他们的文化部门推荐，乡镇里有个小学，4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裕固族，我说我需要会说裕固族语言的小男孩，最后来了四个，只有四个，就是整个学校里只有四个人会说裕固族的语言。这个语言是没有传承，没有未来的，因为孩子是未来嘛，可是他们不会说。爷爷、父亲两代人过去，这个语言基本就可以说随着他们进棺材被封存起来了。 这里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沙漠化，《水草》的结尾，两个孩子回头望，他们记得自己的家是水草丰茂的，但是现在只剩下了淘金工地和工厂。 裕固族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牧场，是没有完整的灌溉系统的，然后就从地下抽水，一家人开几千亩地，地下水抽越来越多，地下水就会下降。然后更深的打井，地下岩层的暗河破坏之后就没有了，于是整个生态系统就破坏了，不可逆转。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么绝望，拍完之后我就更绝望了。因为你真真实实的接触到了，以前看到的是表面的东西，当你窥探到他们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或者外在的东西都是可以补救的，但人心已经改变了。 老一辈人的感受会更深一些，新一代的人就觉得我有利益就好了，我现在住上楼房开上车就好了，至于语言是不是消失，文化是不是消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就觉得，这部电影应该表现所有裕固族人开上好车，住楼房，说你为什么要拍这些过去的事情。 这部电影里演爷爷那个人，是裕固族的文化局干部，他其实内心对这种现状也很绝望，每次开会会提很多意见，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政府下次开会就不叫他了。 人的心理的改变会影响到环境，开采了十亩地，就想要再开一百亩。但是自然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因为心灵的变化导致了环境的变化，环境变化又促使你心灵的变化。唉，其实是恶性循环。 他们族人对金钱的欲望在这里，信仰已经没了。拍《水草》的时候，最初设想的结局是镜头从父亲摇到两个小孩的脸上，小孩背后是一尊大佛，然后大佛就被炸了，所有人扭头去看，佛头不停的从山上往下滚，有扑面而来的烟雾和灰尘，直到灰尘把连同摄影机淹没到灰尘里结束了。因为信仰坍塌了。后来怕审查通不过，就换成了现在的结局。 我之前看到一句诗“产房在太平间下面”，我想了很久，这句诗是想说生命在老去，但是新的生命在继续。虽然在继续，但很多东西就没有了，爷爷去世就去世了，父亲那一代其实不是一个传承的角色，他变质了，那两个孩子其实就变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伤痛。  我们那个地方90年才有电，大家都用煤油灯，我小时候不爱看书，因为我看书比较慢，人家看两天，我得看一个月，我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一句话没理解就会翻来覆去的看。 如果要说受谁影响比较大，我觉得是生活吧，因为你受谁影响的前提是你已经有了巨大的外来的信息，突然间这个人说话的方式或者你看到的文字你突然间受到了启发。你生活在那个地方，你自然就会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后来我去县城上高中，我甚至不知道北京有电影学院，甚至不知道要先去北京参加艺考，没有这个概念。老师说别想啦，这个太难考。然后山西有个影视学院过来发传单，我想，诶就填这个吧。 后来考大学，我们当时有个老师，学艺术的，但她不让我考艺术，老师说要不你就学广告吧，这个挣钱啊。90年代广告业还是很发达的。 读大学的时候，我想要换专业，换成电影。老师跟我说‘其实广告和电影一样嘛，你看广告片其实就是三分钟的电影，是一样的’。我一想，有道理，就没有再坚持换专业。其实现在回想，他肯定是怕麻烦，就这样把我忽悠了。哈哈。 不过还好课程其实差不多，我记得上视听语言课，看各种经典电影，之前在家乡电视上看电影看到的都是三大战役、武侠片，就觉得这些特别有意思，特别着迷。 那是一个跟你完全没有发生关系的世界，但是你看了之后觉得它跟你有莫大的关系，你就觉得这个世界都跟你有莫大的关系，像一块磁铁把你吸在那儿了。 后来有一次回家，回家，看到很多变化，就产生一种焦虑感，就决定一定要记录下来。那是我第一部电影《夏至》，借了八万块钱拍的。  我也不知道这种焦虑感来自于哪里，就像《水草》他们的文明消不消失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那片土地跟我也没关系，但是你有时候有觉得，当然是有关系的，因为你们是同时处在同一时间线上的人，当然是有关系的。 我也说不清楚，就会对这种东西更多的关注。 2010年的时候我就准备拍第二部影片《老驴头》，虽然《夏至》拿了奖，但是拍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反而更困难了，借不到钱了，第一部已经把能借的都借过了。还好后来有朋友帮忙，免费帮忙做摄影师，之后也申请了鹿特丹电影节剧本基金，拿了三万欧，最后这个电影是花了30万，拍完了，我们很高兴。 这个电影后来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但是我们没去，拒绝了主办方，因为这边答应了鹿特丹电影节，没有鹿特丹就就不会有这部电影。这次电影节之后，就有国外的发行商开始找我了，尽管国内当时还没有发行。 其实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国人看到我的电影。有人跟我讲，你不要拍那么小众、边缘的东西，没有人看。我说，我拍的其实是个非常非常大众的电影。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化为主的国家，中国将近有一亿的老年人，几千万的农村老人的状态会是边缘吗？如果它是边缘的话，什么才是主流？开宝马、法拉利的人才是主流吗？ 《老驴头》讲的是农村老人的故事，故事很简单，驴就是老驴头自己，他默默的承受这一切，没人知道，他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其实很多西北的老人都是这样的，默默地做所有事情，像驴一样从来不叫唤。另外一个象征意义是，我们国家对农民的不关心，就像普通人对驴的不关心。很多老人老无所依。世界瞩目的“神舟”国力很强大，但在这些地方，人的生活状态却是这个样子，真的很讽刺。 我没有看过《小时代》所有的电影，没有资格评论。根据别人的叙述，我知道这个电影给了年轻人造梦的机会，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通过电影可以完成自我安慰。但这个世界需要多元化的事情，应该有《水草》，应该有《小时代》，应该像菜市场一样，观众可以随意挑选，但现实情况是，现在的菜市场只有那么两三种食物，这太不健康了，市场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状态。  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回家，我父亲跟我说快春运了，我突然意识到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上次看到一个调查，说中国人平均寿命是72，我今年32岁，其实是土已经到腰了，最快最快我2年能拍一部电影，还别说有什么意外，那就只剩十多部电影了。 这么想，我觉得我真正不划算，所以我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特别有欲望去拍的。你真的没有太多机会，跟钱没关系了，我觉得不值得。 我不排斥商业片，类型片，但要看有没有去拍摄的价值和意义。电影一定是要跟人有关系的，脱离开人你讲什么呢？而且我身边更多是普通人，每天朝九晚五，偶尔看个电影，但是更多的电影其实跟他们没关系。电影作为文化产品，绝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如果纯粹是一个娱乐产品，那我就别做电影了。 我的下一部电影是一位战地记者的故事。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很多年轻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女生讲她在战地的经历，你完全没法想象她在叙利亚，乌克兰那么危险的前线待了几年。我后来发现在中国有很多战地记者，大部分很年轻。她不是图新鲜感，因为不是去一次，几年一直在坚持，我很感兴趣这件事情。 另一部是关于农民工二代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特别大的群体，生存状态和心理健康状况都很不乐观。 不过也许这两个会都拍不成，谁知道呢。你如果想坚持你自己独特的美学的方式，你想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故事，对于更多的投资方说会很难接受。比如《聂隐娘》，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电影。不过现在数码时代来临，其实也不算难，有些事情是你愿不愿意做的事情，只要你真正想拍，拿5DⅡ也能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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