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他们的智能处于巅峰时，在他们即将看到IMF和世界银行成长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柱之前，双双死于心脏疾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左上方照片）死于1946年 ，时年62岁；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右边照片）死于1948年8月，时年55岁。当然 ，凯恩斯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巨匠，他也不仅是BloomsburyGroup的毕业生，同时还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是由一系列会议、文章和书籍等活动展开的。
与此形成对照，怀特在他生命的大多数岁月中都处于幕后，并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他的功绩，如林肯所说的，“很少被人们提起，也不会被人们长期记忆”。然而，用一句更世俗的话来讲，他自然也有他“十五分钟的名望”。1953年11月，即在他逝世后的五年多之后，他的肖像被印在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他的名字被世界各地的报纸载于头版头条和专栏内；关于1946年任命他为IMF执行董事的问题导致了一场丑恶的战斗，美国的三位总统——当时的在职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的继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及未来的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卷入了这场战斗。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了解怀特的主张和他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他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则为我们提供了机会来重新评价他的贡献。
毫无疑问，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IMF和世界银行两位才智过人的创始人之一 。作为1942—1944年期间美国财政部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他为IMF起草了美国的规划，与由凯恩斯为英国财政部起草的计划相抗衡。1994年在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采纳的最后折衷方案保留了怀特计划的大多数思想：它没有将IMF确定为世界的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将它定义为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推动力。IMF于 1946年开始营业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怀特为美国驻IMF的第一任执行董事。由于当时还没有设立副总裁一职，因此怀特还时常兼任执行总裁，并在IMF成立以后的第一年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并于1947年离任，一年以后死于心力衰竭。
哈里·怀特走向卓越基本上遵循的是美国对于成功的经典描述的道路。他于1892年10月出生于麻省波士顿，是立陶宛移民的儿子。年轻时曾在家庭经营的五金器具店工作过一段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在驻法美国海军部队服役。直到30岁以后他才成为正规的大学生：首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然后又去斯坦福大学，在那里，他荣获了他的第一个经济学学位；最后在哈佛大学，并于1930年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他获奖的、关于战前法国国际收支的博士学位论文。1934年以前，即在意外地接到来自芝加哥大学的Jacob Vine，教授的来信之前，怀特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大学教了几年书。Viner教授正在为华盛顿美国财政部的一项使命工作，他邀请怀特跟他一起工作。怀特从此永远地离开了学术界，在财政部度过了随后的12年，在那里他最后成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美国的国际主义者
早在1935年，怀特就在财政部的内部报告中指出，美国经济能否走出大萧条，将依赖于国际货币能否恢复稳定。在同一年对英国的访问中，他第一次会见了凯恩斯和其他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在上述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与他的观点一致；他还从他们那里认识到英国—美国在货币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当美国于1941年12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 Jr．指派怀特管理财政部所有国际事务 。尽管怀特可能更应该忙于应付战争带来的烦琐事务，但他很快开始看到更远的将来 ，并起草了通过创立IMF和世界银行恢复战后国际稳定的宏伟计划。
虽然怀特缺少凯恩斯那种无论是作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巨匠的地位，但他拥有成为经济学家的坚实的基础。他不是作为伟大的革新思想家而为人熟知的，他也很少有著作出版。即便如此，他仍作为一个战略家和雄辩者得到了凯恩斯的尊重；他在财政部发表的内部报告反映了他对国际政策清晰的理解和以简洁的语言解释这些问题的非同寻常的能力。他在美国驻布雷顿森林的小组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对于决定IMF的形式和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影响二战以来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尽管如此，IMF主要依据怀特计划而不是凯恩斯计划成型的原因，还在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而不是怀特超群的智能。
怀特关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那个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一致的。三个论题对于形成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和IMF的作用至关重要 。第一，必须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犯的错误。世界经济必须建立在国家间合作竞争而不是霸权主义或闭关自守的基础之上；经济增长必须至少要像稳定一样得到优先考虑。第二，国际资本流动应该有利于贸易，不应该允许国际资本流动成为一种独立的现象甚至可能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怀特和凯恩斯在上述两点上观点一致。第三，为实现前两个目标，应该建立一个多边的官方机构。怀特和凯恩斯在这一点上的观点也一致，但在这个机构应该有多大的力量和独立性上，他们产生了分歧。
关于IMF起源的某些传统观点认为，它是对30年代大萧条的一种对策，主要被用来防止全球性通货紧缩的重现。当然，避免可能招致毁灭的竞争性贬值、避免贸易和汇率管制是凯恩斯和怀特最主要的思想，但他们将这些政策失误视为20年代的产物，视为从凡尔赛和平会议流淌出来的重商主义逆流的产物。这些失误促使大萧条爆发并滋养了它；但相反，如果它们引起了螺旋式通货膨胀，它们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
与凯恩斯一样，怀特认为，避免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他不是古典金本位制的狂热爱好者，但他在美国财政部内长期主张保持稳定的、政府能够管理的具有一定灵活性，但同时又将美元固定地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标准。他为IMF设计的计划将美元及它与黄金的联系置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坚信这将为促进增长的政策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以后不久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怀特和他的同僚将上述建议直接地与避免20年代的失误及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早在二战以前”，文章回忆道，“促进国际繁荣必需的货币和金融基础就已被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及多重货币制度削弱了”，等等，等等。战后，“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有可能成功地实施能够带来并保持高就业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的政策，而取得并保持高就业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必将成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
怀特为IMF提供的计划的第二条原则是资本流动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它会成为影响国家间正常贸易关系的一股独立的、破坏性的力量。与90年代世界经济不同的是 ，那个时期国际资本流动在支持贸易中起的作用极其有限。怀特于30年代在哈佛读他的博士学位期间就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写出了关于法国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学位论文。他的论文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传统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时间里 ，法国通过保持由外国投资弥补的贸易赤字，提高了它的国民收入。怀特对这一事实作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法国投资者一贯高估那些投资的风险回报率，外国投资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一定是正的。他总结道，他的研究“在我看来，支持不断强大的一种观点，即资本输出不总是有利于资本出口国，因此对资本输出的量和方向进行明智的控制是值得去做的。”
十年以后，在怀特为IMF设计的方案中，对国际合作的渴望替代了“明智控制措施”的合理性。正如他于1942年写的那样，“如果一个成员国政府能够得到其他成员国政府在控制资本方面的全力合作，那可能是迈向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步骤”。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计划与怀特的观点完全一致：“实行对资本流动（同时包括流入和流出）的控制应该是战后体系永恒的特征。这一点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结果，IMF协定条款第六条规定，IMF可以要求成员国实行管制，以避免“为满足大量或持续的资本外流”而提取IMF资源的必要；如果某成员国没能“实施适当的管制”，那么 IMF可以宣布该成员国没有合法使用IMF的普通资金的资格。
两位创立者最大的分歧是第三个论题：IMF应该具有怎样独立的、强大的地位？对凯恩斯来说，这个世界需要的是一个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抗衡的独立体，一个能够管理信贷的总量流动及其分布格局的世界性中央银行。对怀特来说，所需的是一个美国经济强权的附属物，一个能够在保持美元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提下，促进国际贸易均衡增长的机构。
由于怀特的主张占了上风，IMF成了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而包含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保持与国际贸易增长相一致的国际储备要求无限制地扩大美元供应量，正如经济学家RobertTriffin在50年代末指出的那样，这与保持稳定美元价值的目标是相违背的。解决这一悖论的途径是，IMF创立一种国际信贷工具，作为储备替代美元。凯恩斯在他的计划中提出了这一设想，但怀特以这一设想过于庞大为由否决了。然而，在去世之前不久，怀特起草了一个修正IMF协定条款的建议，允许IMF创立自己的储备基金。这一计划在IMF内部得到传播，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二十年以后当第一修正案得以实施、IMF开始向成员国分配特别提款权时 ，这一设想才得以开花结果。
挫折与衰落
怀特关于这些经济问题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思想的精髓，是他坚信政府间合作是促进全球繁荣所必需的。战争期间关键的关系是美国和英国间的关系；但战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看，与苏联（即前苏联，下同）的关系将更为重要。促进这种合作的一条途径就是将苏联纳入IMF内，尽管苏联的经济原则与贸易和金融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怀特1942年提出的建立一个稳定基金的计划强调，出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而将它排除在IMF体系之外将是一个“愚蠢的错误”。尽管受到了凯恩斯及其他人的抵制，怀特还是成功地使苏联出席了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当约瑟夫·斯大林一年以后决定他的国家不准备加入IMF时，怀特的目标落空了。在怀特去世前正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哀叹“那些几乎带来灾难性”结果的“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这些灾难性结果包括“严重缺乏对保持政治稳定的信心和对战争及其潜在的毁灭性结果报有前所未有的、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残废式恐惧”。
一旦战争期间美国与苏联为反对轴心国而结成的军事联盟不再有效，怀特强烈的个人国际主义倾向开始受到美国国内的猛烈批判。在麦卡锡时代的各种调查中，对他的动机的攻击可从一般的怀疑到离奇的猜测。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与苏联官方的会面被看作是间谍活动。他在战争期间对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提供的合计可达百万美元的美国援助的努力被理解为企图削弱蒋介石而支持毛泽东。他对起草试图限制战后德国再工业化计划的帮助被误解为在欧洲制造经济真空从而有利于苏联侵蚀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不管怀特在这些问题或其他问题上有过何种失误，今天当这些失误与他对手的成功和他注定要为此付出的个人代价相提并论时，这些失误都已不足挂齿。他于1948年在美国众议院Un－American Activities委员会听证会上对美国及其价值的忠诚所作的精神捍卫使他精疲力竭。（那次听证会上议员尼克松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年以后 ，由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主持的忠诚调查达到顶峰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长指责前总统杜鲁门在知晓怀特是苏联间谍后仍派他就任IMF执行董事。尽管杜鲁门成功地驳回了对他的这项指控及一项强迫他对这一问题进行听政的传讯，但怀特在议会和新闻界的形象已遭到破坏。这次事件无可挽回地损坏了他个人的名望。作为他的遗产保留下来的是IMF，他在它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其他任何人更多。
建议进一步阅读：
J．Keith Horsefield．,1969年，“IMF1945—1965年：二十年的货币合作”（华盛顿：IMF）。
DavidReeS，1973年，“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对悖论的研究”（纽约：Cowa- rd，McCann＆Geoghegan）。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933年，“1880—1913年期间的法国国际收支”，（麻省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