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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需要向大家提示的是本文的目标，即对于“商战”一词的考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商战”这一词汇本身的考察，或者只是解释它的来源、产生背景、意义、模糊的概念和背后的主义思潮，而应是要赋予它在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显明的位置。就像“师夷长技”的自强和开放政策已经被描述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叶的清晰可辨的富强策略从而所占据的位置一样，也像90年代起酝酿和累积已久的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思潮裹挟着各种西方政治社会思想所诞生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和不同立场的政治革新运动所居的历史地位一样。所谓“商战”同样也诞生于这个阶段，并特别地在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中间产生了深刻的实用价值乃至现实信仰。 1862年，“商战”一词首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信中，详见《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不过，需要明确的是，曾国藩只是偶然使用了这个词汇。 1863年，上海道台丁日昌答应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辽宁营口港）——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1864年，丁日昌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他认为当中国商人配备了现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他还认为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自然就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无需动武就能将外国人赶出去。 1876年，李璠向清帝强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奏议中使用了曾国藩曾使用的“商战”一词。 1879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 1868年，容闳、许道身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试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但因资金缺乏最终流产。 1873年，中国轮船招商局成立，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竞争。招商局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商战”有极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在给股东的报告中提到了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的三个有利条件。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他们规定要在股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和籍贯，且证券依法不得转卖给外国人。 在论述商战问题中，郑观应的理论最为完善，也最具代表性，因此他成了商战概念最重要的倡导人。他的见解主要集中在《盛世危言》一书中。 他的认识中最具创见的是： 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 培养真正的人才，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 必须加强采矿和农业现代化。 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促进商业。 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制造现代商品、种植罂粟以减少进口。 改进茶叶生产加工技术、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以增加出口。 提高商人社会地位。 与有争论和花钱的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种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 最后，郑观应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他说自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且认真同西方竞争以后，不仅避免了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还获得了利润。他更进一步说到，当今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 难怪西方学者称郑观应为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总之，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价值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社会。也就是深刻地解释了西方社会近三百年生存、繁荣、扩张和所追求的社会的和人生的目标，即西方崛起的动力之源。 西方学者称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的耕战政策类似的战争策略，可以说得其要领了。 有人说对于商战问题的探讨，是中国在与西方的碰撞刺激下所作的一种反应，还有人将它和明末的中国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联系起来，认为这其实带有些许复古的韵味儿，有人说它直接来源于西方早期的重商主义，是要建立一种“商国主义”，显然这个名词是与那一时期颇受赞誉的“军国主义”不一致的步调。 但无论怎样，在那一时期政府主推的军事自强之外，晚清的有识之士还在其他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见识和实践。今天谈商战的问题，就是要提出商战价值在那个时期的地位，因为历史并不是单行线，并不像达尔文主义者所说的直线进化，它是一种创造，它是一种回忆，它是一种抛弃，它是一种捡起，它也是一种纷纷扰扰的生活画面。 还有，需要指出的是，至于以上的还有未提及的关于商战的系统化的阐述，进而倡导以商战求富强的一整套战略对后来的清廷改革、新知识分子的影响，乃至数十年后的辛亥革命和民国经济建设有什么直接的启示或借鉴，是难以说清楚的。 还有这一整套对于商战的阐述或行动对于后来活跃于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形形色色各派别比如温和的维新派、激进的维新派、革命派、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民主自由派等等有还是没有影响，也是难以道明的。 但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说被西方学者称作“经济民族主义者”的这些洞察了“商战”重要性的人的著作、行动和努力无疑对近现代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商业贸易法则、国家主权和利益、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国际法、现代法治、国家地位、外交政策自主、国际政治关系博弈以至均势论均有所触及。 当技术富强和后来的政治富强的号角一阵猛过一阵的时候，他们也从未停歇，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这一批发出了自己声音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古老的中国将如何迈入现代先进国家行列”的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他们自己兢兢业业的努力和尝试，他们的呼喊依旧振聋发聩，一百年后的国人仍然能清晰地辨出他们的声音。他们迈出了第一步，一百多年间的前人迈出了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我们需要迈出接下来的更紧迫、更艰巨的几步，以连接起他们那已经斑斑驳驳但仍是金灿灿的步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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