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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子国故邑 ——故陵镇的古老传奇

 陆安桥1871 2015-10-23
       故陵,长江三峡南岸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小镇。
       她的美丽有目共睹,是由黄桷树掩映的古朴建筑以及纵横交错的青石板街道共同烘托出的一种悠然宁静的田园氛围;她的古老则鲜为人知了,其史诗般的辉煌过往可以追溯到人类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苍茫远古,古老的程度要远远超过临近的朐忍县治旧县坪和千年盐都云安镇。如今,由于三峡水库的兴建,一座构架更加宏伟的现代城镇在原故陵镇的后面依山就势拔地而起,古老而美丽的故陵镇连同她那早已被时光淡忘的辉煌历史,一起被淹没在浩淼的碧波之下了。
       人们能够数说的故陵的确切史实,是东汉末年在此设立郡治的事情。据《三国志》、《晋书》等史籍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益州牧刘璋曾于此设立固陵郡,辖朐忍(今云阳)至鱼复(今奉节)一带地域,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废。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入蜀代刘璋牧主益州,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循旧制复置固陵郡,辖朐忍、鱼复、羊渠(今万州)、汉丰(今开县)和原属宜都郡之巫(今巫山)、北井(今巫溪)六县。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改名巴东郡并迁出郡治。前后两次郡治,总共不到20年,可谓昙花一现。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故陵的确切历史,18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但据史家考证,巴人进入长江三峡地区以后,曾经依托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立住脚跟并建立起巴国在长江地区的第一个都邑,其史龄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的早、中期,应该超过4000年的历史了。
       所以,要追溯故陵更加古老的历史,还得从巴国的起源说起。

一、关于巴国起源
       巴史迷茫,其族群与方国起源已难以确考,古文献言之不详,史家研究以推论为多。关于巴族的起源,传说不一,尤其是“廪君王巴”之前的早期巴人历程争议颇多,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看法是:(1)任乃强先生(1894-1989)认为巴人是岭南一支崇蛇的迁至长江中游的华族,其迁徙路线是向西首先到达湖北清江流域,然后逐渐向三峡地区迁徙,于云阳故陵以盐立国,然后又向西向北扩张,发展到汉水上游一带;(2)童恩正先生(1935-1997)认为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后迁至川东地区建立巴国,并发展到湖北西北部与楚比邻;(3)任桂圆先生认为巴人原本就起源于三峡地区,不同时期先后迁出,后又重新回到川东地区。
       史籍中最早提到巴人起源问题的,是《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的远祖是“太嗥”,始祖是“后照”:“西南有巴国。太嗥生咸鸟,咸鸟生乘禧,乘禧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嗥”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氏,“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一。“咸鸟”可能与盐有关,川东地区自古盐泉丰沛,有学者认为,从“咸鸟”起,才是巴族祖先可知者的开始,可能是古代巫山一带的巫咸国运盐行销的盐商,故称“咸鸟”。“咸鸟”苦心经营盐业不变,经“乘禧”到了第三代“后照”,便兴盛为一个颇具实力的独立族群——“巴人”了。所以说,“后照是始为巴人”。古籍中还有“廪君之先,故出巫蜒”的说法,巫蜒就是生活在今大巫山地共的一个少数民族。这说明,川东三峡地区就是巴人最初发源的地方。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自《世本》的文字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这是巴国首建部落式国家的较为确切的记载。而属于五姓中巴氏一姓并且是巴氏首领的务相,便是巴人第一个在史籍中有名字记载的先祖。
       武落钟离山,就是传说中巴人最早的居住地。
       经专家考证,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省长阳县西北约四十公里处的贺家坪与高家堰一带,这里是巴国的发祥之地。而夷城,则是廪君王巴的首次建都之地。
       夷城的具体位置,古籍中并无记载,但目前已有证据表明,它就在离武落钟离山不远处的夷水旁。《水经注》卷三十七中说:“夷水,即佷山清江也。”而佷山,就在湖北长阳的都湾镇。1994年,在湖北长阳发现一处具上古三代遗物的香炉石遗址,正好位于清江(夷水)之南,应为古籍所说的夷城。香炉石遗址规模庞大,有约30000平方米的面积,考古学家们说,该遗址地层共有七层,时代从4000年前的夏、商、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东周时期这里被楚文代强烈影响外,其他都是典型的巴文代遗存。
       香炉石遗址的出现,为史籍中有关廪君巴人的传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甲骨和海贝,是香炉石遗址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说明当时的巴人不但崇尚占卜(甲骨),而且还从事贸易(海贝),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文明程度了。
       都夷城而王巴以后,廪君巴人一度归于沉寂,在文献中似乎失去了踪影。关于他们的后续发展,一直是困扰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一个谜团。千百年来,所有对巴人、巴国具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均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去发现他们的行踪,他们根据廪君的活动路线做出各种可能的推测。
       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童恩正先生在《古代的巴蜀》一书是认为,在古代,因为乌飞水(今大溪)与夷水(今清江)源头相近,廪君族群是沿夷水溯流而上,越过两河的分水岭(七曜山支脉),再顺着乌飞水河谷北上,到达长江的瞿塘峡出口(今巫山大溪镇),从而进入川东地区的。童恩正先生的这个推论,表明了古代巴人从东向西迁移的路线。杨华先生在其著作《土家族先民——巴人历史文化研究述评》中,通过对三峡地区考古成果的研究后也认为:“廪君巴人的迁徙路线应该是由清江下游(东)逐渐向长江上游进发的。”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从鄂西地区发现了一大批相当于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的遗存遗物,其中带有巴文化特征的东西不仅十分丰富,而且还早于川东地区,而晚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战国时期的巴文代遗存又以川东地区居多。这说明,巴人是在三峡的鄂西地区发源后再向三峡地区以西的川东地区发展的。
本帖最后由 岁月如歌 于 2015-9-22 17:03 编辑     三、故陵地名的由来
       故陵镇位于长江三峡瞿塘峡上游50公里长江南岸,南依七曜山余脉的鸡骨梁(海拔490米)和凤凰尖(海拔546米),北对长江北岸大巴山余脉的摩天岭(海拔598米),东有小庙矶滩,西有大庙矶滩。故陵镇地处南北两山之间的长江险滩之上,枯水时距长江水面大约90余米,山高坡陡,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封闭环境。平扎营巍然凌峙在长江与永谷水深切的峡谷之间,崖岸高峻,如城如堡。奔腾不息的长江以汹涌澎湃之势冲过故陵上首(西头)的大庙矶滩,然后平缓地流过一段陡崖夹峙的峡谷,再轰然跌入故陵下首(东头)的小庙矶滩,这一峡两滩,加上平扎营天然的屏障,形如锁钥,上控巴蜀,下引荆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历代统治者争夺的战略要地。所以,刘备初牧益州,即置郡治于此,并驻以重兵,以为荆州后援。
       “故陵”一名的由来,始见于《水经》和郦道元的《水经注》。《经》云:“江水又东,经鱼复县之故陵。”《注》云:“旧郡治,故陵溪西二里之故陵村,溪即永谷也。”这里所云旧郡治,即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益州牧刘璋所置固陵郡。“固陵”成为“故陵”,始于《水经》,郦道元《水经注》乃援引其名。
       固,本义为边塞坚固。《说文》释义:“固,四塞也。”段玉裁注:“凡坚牢曰固。又事之已然者曰固。”固与故,上古同属见纽鱼部,同音通假。固陵之为故陵,显系同音通假而衍。“陵”,本指大的土山。《诗.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古人封土而葬,帝王之墓高大如山,故又习称帝王之墓为陵。李白《忆秦娥》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从刘表与刘备当时以“固陵”名郡的政治、军事目的审看,可以肯定地说:固陵之陵,似乎与当地是否有古帝王陵墓无关。刘备入蜀后,虽有荆州前哨抗吴,但就当时魏、蜀、吴三国大势而论,东吴对荆州势在必得。刘备自肩复汉旧业,荆州亦为必争之地。若东吴得荆州,沿夷陵道西上,就要直接威胁蜀地安全。因此,为保证蜀地安全,并收后援荆州之效,刘备一入主益州,就要在夷陵道后咽喉要道之地鱼复,置江关都尉,后更置设重郡于此。所以,固陵之义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固塞夷陵道的关塞重地。以固陵本义求释故陵之义,就行政区划的政治、军事意义来说,是很合于刘备置郡本意的。然而不知何故,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却要舍本趋末,不是从固陵本义上求解,而是在固之通假字故和陵的引伸义上大做文章。《经》云:“江水又东,为落牛滩,经故陵北。”《注》云:“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今涪陵)之巴陵矣,故以故陵为名也。”依此,郦道元认为故陵之义,是因该地旧有楚王族六大坟的缘故。
       《水经》成书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是在三国时期,是代桑钦所著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此书简要记述了137条全国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有一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对水道的来龙去脉及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记载不够详细、具体。庾仲雍则是东晋或晋宋之际人,其所著《湘州记》是较早的中国古代地记作品,早已亡佚,郦道元《水经注》多引此书。郦道元乃北魏晚期人,《水经注》看似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郦道元生前,受政治条件制约,并没有机会到长江沿岸考察,也无条件翻阅萧梁政权的文书档案。故其《水经注》一书中,有关江水以及长江沿岸各地的风物民情、历史记录等,多是借助他人的材料和历史文献,如《荆州图经》、《荆州图副》等,因而脱误、误注之处实所难免,旧史家已多有发现。郦道元以庾仲雍说释故陵义,显然牵强附会,不能成立。按故陵这个地名出现的时序看,是先有“固陵”,后有“故陵”。所以,“故陵”应为“固陵”之误。
       至于庾仲雍所谓的“六大坟”,一直是考古界的最大悬念。“故陵”的字面意义一直让人们认为是一处巨大的王陵,所以,1987年,云阳县人民政府将故陵镇西的帽盒岭定为“云阳县文物保护单位(故陵楚墓)”。随后,国内外的遥感勘探部门运用物探、化探甚至探地雷达等现代化先进仪器进行了多次实验性探测,认为在地下15米深处可能存在大型墓葬。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对“故陵”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期望能够发现传说中的陵墓。但是发掘的结果令人失望,只是找到了一些小型的战国楚墓。于是,有关帽盒岭存在大型墓葬的推论再次成为悬念。显然,古代“六大坟”的传说缺乏实证,也是不足为信的。
因此,正本清源,“故陵”一名的得来,应为“固陵”之误。至于“固陵”的由来,应该是刘璋初置“固陵郡”时命名,乃是固塞要地的本意。


二、关于巴国都邑
       巴人究竟于何时立国,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谜题。据《华阳国志.弭顾》记载:
      《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这段记载表明,在“禹治水命州”时,“巴、蜀以属梁州”,即巴已是“梁岷之域”的“囿中之国”了。及至“禹会诸侯于会稽”时,巴就以子国身份执玉帛前去朝贺。这说明,巴作为一个方国,至少在大禹治水之时就已经存在了。禹乃夏朝开国君王,因治水有功受舜禅让帝位,乃铸九鼎以主天下,其时在公元前21世纪,至今已有4000多年了。由此可以推论,巴人立国时间应该不会低于4000年以前的帝尧时期。但后来巴国可能曾经一度被后羿所灭。夏代有“后羿屠巴蛇”(见唐代《元和志》)的传说,这可能是指巴族首领被后羿屠杀,国为之灭,巴族人亦四方逃散。后来巴族长阳部落首领廪君在中国西南地区建立起新的政权,重新以“巴”命名,“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华阳国志.巴志》),成为历史悠久的远古王国之一。至于廪君族群何时在长江故陵建都立国,目前尚无确考。殷墟甲骨文中有武王丁用兵江汉、派妻子妇好率沚戜伐巴方的记载,所说“巴方”被认为就是古巴国。这证明,至少在殷商之时,巴作为一个部族方国已经存在了。
       巴国立都故陵,最早是由当代著名学者任乃强先生提出来的,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而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通过他在三峡地区多年的实地考古论证,也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任乃强先生认为,巴人族群来到长江三峡地区后,投到以盐立国的巫臷王国统治之下,成为巫臷王国的附属部落,被安置在今云阳县的故陵镇,靠水运经营盐业过日子。由于巴族经营盐业有功,“便亦进为诸侯,而有巴国产生了。”(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第239页)巴国是由故陵发展起来的,所以一般称故陵为巴子国故邑。
       立足故陵以后,在巫臷王的羽翼下,巴人过起了水上商人的生活,他们乘着独木舟贩卖巫盐,成为巫咸国的“食盐特许经销商”,因为货物转运快速而获得了“水上流莺”之誉。任乃强先生考证认为,此时巫溪一带还存在着鱼国、夔国和其他一些势单力薄的部落。因为仰仗巫盐,这些国家、部落多分布在巫臷国附近,臣服进贡,不敢造次。他们并非害怕巫臷国强大的军队,而是忌惮失去宝贵的食盐。但巴人志向高远,并不仅仅想做一个二道贩子。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他们发现,三峡一带并非只有巫臷国控制的巫溪才产盐,滔滔不绝的长江水下其实也藏有丰富的食盐。水下食盐融于水中,煎煮江水便可获得,这种盐就是泉盐。于是他们制造大木桶隔断淡水,开始大规模采盐。三峡地区最初的盐场大概只有掌握在巫臷国手中的宁厂盐泉等处,后来巴人陆续发现了云安汤溪盐泉、朐忍彭溪盐泉,并运用他们新的采盐技术进行采集。一时间,“巴川资以自给”。当其他小国仍在依靠巫臷国的食盐时,巴人已偷偷地扯起了独立的大旗,在巫臷国的眼皮底下悄悄崛起,成为三峡一带仅次于巫臷国的盐业大国。春秋末年,巫臷国灭亡被瓜分,巴人收获最大,他们分得了巫臷国出产食盐的主要区域——巫溪、巫山和奉节一带地盘。
       巴国五个都邑的先后迁徙路线,古书没有交代,仅知主要都城在江州,其建都时间最长(一说达五百年之久,一说超过七百年)。由于战争原因,最后,巴国迁都至阆中。有学者研究认为,如果巴族由清江向长江迁移的推论不误,则巴人迁徙路线应是:
       武落钟离山(或夷城)——巴丘(故陵)——平都(丰都)——枳(涪陵)——江州(重庆渝州)——阆中
      《水经注》记载: 云阳故陵镇有楚王“六大坟”。有人认为,重庆云阳故陵镇即巴国在夏、商之际定都三峡中的巴丘,如真有所谓的“六大坟”,也应为巴王陵,而不会是楚王陵。
       巴国定都平都和枳的时间,大约在西周初年或前期,此时的巴国,已经相当强盛了。周武王伐纣时,巴国出师助战,并且作战极其骁勇,立有大功,因此在史籍《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但巴国建都平都及枳时间都不会很长,到两周中后期,已迁至江州。江州是巴国的主要都城和经营重庆与四川之地的大本营。故陵作为巴人在三峡地区草创时期的首个都邑,估计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这里毕竟偏处一隅,不利发展。一旦巴人势力增强,他们即会迁往视野更加广阔的下一个都邑——平都。

四、永谷水的秘密
       按照童恩正先生的推论,廪君巴人沿清江(夷水)溯流而上,然后翻越大溪与清江之间的分水岭,再沿大溪河顺流而下,到达今天巫山大溪镇一带定居下来。童恩正先生此论的主要依据,是在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早期巴人文化遗存,时间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但此论尚有推敲之处。
       童恩正先生得出此论时,大概尚不知道清江峡谷竟是长江故道,巴人要由清江到达长江沿岸,是不必翻越清江源头的分水岭的。因为,百万年以前,长江曾经在三峡高山崖顶流淌,用长达数百万年的冲击、融蚀,从号称川东万里长城的七曜山脉中段切割出一道深深的峡谷,直接冲出清江河谷,夺路东去。
       上世纪80年代中科院曾组织科考队对长江全程进行连续两年多不间断的野外科考,结果在三峡上游丰都与三峡之中的巫山两处海拔1350米高度上,发现了20~30厘米厚(后来的考察发现厚达2-3米)的古长江堆积的磨园砾石,从而确认了海拔1350米这一高度存在贯通的古长江,证实了三峡地貌队上世纪50年代的预言,也证实了美国学者巴尔博关于三峡是长江从剥蚀面上下切而成的推测。在比长江三峡两岸诸山更高的长江和清江之间的巫山分水岭(海拔高达1850米)上,近年科考也发现存在多处卵石层。据多份三峡成因远古地质描述:在三峡裂谷没有完全形成的50万年至300万年间,全川水汇聚在夔门前被阻挡,壅水在夔门一带形成一个深湖,只有少量的水从裂隙孔道或山体浅漕中东逸。 在对夔门和巫山孔道的长期冲击、裂切的漫长过程中,长江壅水先在地势较低的奉节南岸的庙湾一带找到了出路。壅水沿着瞿塘峡出口南岸的大溪,顺齐岳山东缘的山脉斜槽,向西南流去。在大溪上溯一处叫两河口的地方,大溪分了家,东南的一支一直延伸到了庙湾、兴隆一带,这一带远古就有很多小溪小河与清江河谷相通。
       本世纪初,著名学者赵世龙先生在利川五下柏杨坝,前后历时六年,行程数百公里,依山脉形势徒步寻找,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寻找到了位于齐岳山东北沿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关健穴口——龙关口。龙关口是利中盆地北沿南坪的梅子水向北流和发源于利川第一高峰寒池山(2100米)的龙桥河南流汇合的地方,二水汇流后即改道呈“T”形向西流入穿切齐岳山的龙关口峡,中间没有一点水流槽切转弯的余地。从合流起二水改称石芦河(今长滩河),面对龙关口,左边是云阳地界,右边是奉节梅魁,身后是利川柏杨,是当地所谓“一尿流三县”所在。号称“川东万里长城”的七曜山,从石柱到夔门,绵延500余里,平均厚达数十公里,平均海拔高达1500米以上,长滩河的龙关口峡和夔门是它仅有的两处被水流切穿的地方。龙关口峡是南北长竖岭齐岳山的一道深切的裂口,上百万年来一直隐藏在迷宫般的深山之中鲜为人知。龙关口峡可能是远古长江壅水冲切夔门和瞿塘峡未开之前,南流清江寻找出路的地理杰作———长江沿今故陵镇汇入的长滩河谷反向东切,早于夔门切穿前切穿龙关口峡。 龙关口恰好在这个断裂的下沉上,它的海拔高度只有180多米,与长江川江段的海拔高度相差只有几十米,一旦三峡出现壅塞,长江水位抬高,便会经由长滩河从这里夺路而出,到达利中平原与清江相通。
       如此看来,远古时期真正与夷水(清江)直接相通的应该是永谷水(长滩河)。廪君巴人沿夷水溯流而上,直接就到了永谷水与长江交汇处的故陵,这里崖岸高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正是廪君族群立足长江的绝佳位置。此其一。
       其二,“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廪君巴人五姓,其先祖原本就是“巫蜒”一族,是从巫山一带迁徙到“武落钟离山”的。董其祥先生认为:“武落,就是巫落,就是巫的部落。”益加证明廪君巴人五姓是从巫臷国所在的巫山东迁至长阳的一个支系。当廪君族群到达长江沿岸时,大溪一带还是巫臷国的地盘。任乃强先生将巫臷国地域确定为瞿塘峡东口(即大溪口)到巫峡西口(即大宁河口)之间百余里的宽谷地带,并与大宁河(古称巫溪)河谷、大溪河谷相连,构成自然条件较好的一块小盆地,“天然成为这个盐泉民族(臷民)发展的地盘,是为‘巫臷之国’……”作为一个已经独立的部落,廪君自然不会带着族人到大溪去寄人篱下。
       其三,廪君巴人是天生的武士,剽悍而浪漫,他们充满了血性,桀骜不驯,是最出色的征服者。春秋以后有文字记载的巴人史,实际就是一部悲壮而残酷的战争史。独木舟和柳叶剑就是他们开疆拓土的利器,险恶的山水阻挡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盐泉,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灵泉,是他们以资立国的经济支柱。在永谷水最险峻的河段石笋河北边不远处,至今还有一个名叫盐井村的地名,相信当初盐泉的最早发现者就是巴人。而他们祖籍地巫臷国就离此不远,巫臷国因盐泉丰沛而富甲一方。巫臷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足令他们眼馋不已。所以,他们选择故陵这个地方,既能自成一统,又与巫臷国比邻而居。他们利用与巫臷国天然的亲缘关系和自身高超的舟辑技术,而成为巫载国的“食盐特许经销商”,以此立住脚跟,徐图发展。故任乃强先生认为:“先有巫臷文化,后有巴文化和楚文化。巴族承巫臷文化而兴,其时间晚于巫臷约一千年,但比蜀文化的开展又要早几百年。
       综上所述,永谷水(长滩河)应该是廪君巴人北上长江沿岸的秘密转进通道,而故陵,则是他们立足长江沿岸的桥头堡,是他们北进长江建起的第一个都邑。
五、巴乡村
       既然“故陵”原名“固陵”,其得名应该是源自刘璋最初在这里设立郡治之时。那么,在此之前,“固陵”又被称作什么呢?
       检索史籍,一个耳熟能详的名称跃进我们的眼帘——巴乡村。
       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十三》中云: 
       江水又迳鱼复县之故陵,旧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树,有子大如甒,白黄,实甚芬香,《尔雅》之所谓楙也。江水又东为落牛滩,迳故陵北。江侧有六大坟。庾仲雍曰:楚都丹阳所葬,亦犹枳之巴陵矣,故以故陵为名也,有鱼复尉,戍此。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馀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其地平旷,有湖泽,中有菱芡鲫雁,不异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峡所无,地密恶蛮,不可轻至。 
       这里,说巴乡村在“江之左岸”,此前普遍认为是指故陵东约三公里对岸的龙洞,几乎已成定论。因为龙洞又名“坝上”,与“巴乡”音近,更是受到史家的认可。但《水经注.卷三十三》随后又接着写道:“郡出名酒,村侧有溪,溪中多灵寿木。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馀鱼。溪水伏流迳平头山,内通南浦故县陂湖。”我们知道,龙洞旁边有一条名叫龙洞溪的小溪沟,发源于龙洞北面山区,流长不过10多公里,集雨面十分狭小,常常处于断流状态,两岸荒坡瘠地,连成片的森林都少见,与《注》中所言实不相符。对照《注》中所说的灵寿木、羊鱼、平头山,陂湖等物产、地点,其“溪”实际应是永谷水(今长滩河)。据《山海经》载,灵寿木为远古一种奇树,似木类竹,长有枝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顶端自曲,自然合杖制,不用加工即可做杖之用。老者以此杖助步,竟能敏思捷行(灵)、祛病延寿(寿),因名“灵寿木”。《本草纲目》中有关于“灵寿木”的记载,说它的根和皮可以入药,主产于“剑南山谷”。李时珍所在的明代,曾设有剑南长官司,治区在今湖北利川一带,其所云“剑南山谷”,应该就是永谷水(长滩河)一带了。其二,“中有鱼,其头似羊”,实际就是生长于永谷水伏流(阴河)中的一种鱼,长而扁,其头似羊,肉质鲜美,被当地人称作“羊鱼”,近些年还时有所见。其三,伏流,就是流淌在山体内的暗河(阴河)。考察表明,永谷水确有多处与暗河相通。其四,所流迳的“平头山”,指的应该是七曜山,因山顶基本平齐,七个山包一翅儿摆开,俨如七星照耀,因此古人称为七曜山。其五,“南浦故县陂湖”,指的就是现在的利中平原。南浦故县,即现在利川市谋道镇,位于利中盒地边缘,三国蜀汉建兴八年(230)始置,历经晋、隋、唐、两宋;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南浦县并入万州。陂湖,指的是现在的利中平原。利川远古时是一片浅海,后因地质造山运动隆起成为高原,又因四周群山环抱而成长江壅水南流形成的一处百里深湖,利中盆地四周有齐岳山、寒池山、石板岭、马鬃岭、麻山、钟灵山、甘溪山、福宝山环抱,高山屏障中自成一个地理单元, 是一个典型的“四塞之国”。
       综上所述,《注》中所言之“溪”,显然不会是“江之左岸”的龙洞溪了,而应当是南岸的永谷水。既然“村”在“溪”侧,这“村”,显然也不会是北岸的龙洞了。所以,巴乡村的确切位置应该是永谷水旁边的故陵,巴乡村就是故陵村。巴乡,巴人之乡,巴子国故邑,廪君五姓巴族立足长江的第一个都邑。
       巴乡村,因巴人立国于此而得名,它才是故陵最古老的地名,也是巴人在此立国而留下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六、湮没在岁月深处的传奇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个考古团队集中到三峡地区,对这里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大量的巴人遗存带着亲切的余温重见阳光,默默述说着那些年代悠久的远古往事。大溪遗址,双堰塘遗址,李家坝遗址,等等,一个又一个的惊喜不断出现在考古学者们的眼前。由于时间仓促,人手有限,这些重见天日的遗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远古遗存还埋藏在三峡地区这片热土下面,由于三峡水库的建成,恐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了。让人遗憾的是,在故陵的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多少巴人的踪迹。或许是时间久远,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太深,它们仍然沉睡在岁月深处没有醒来。
       故陵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同时也局促偏僻,不利于一个独立族群长期的生存发展。在这里立住脚跟的巴人,一旦势力稍长,必定向西扩张,寻求更加广阔的地盘。尤其是开县、万州、忠县一带盐泉的陆续发现,更是为巴人带来发展的良机。所以,他们在故陵立足的时间并不会太长,这里只不过是他们借以西进的一个桥头堡。前面说过,巴人是天生的武士,是最勇敢的征服者,他们在长期的辗转流徙中发明了独木舟,又善泅泳,擅经商,同时利用长江水系替本是同根生的巫臷民族担起推销与转运食盐的任务,独木舟和柳叶剑便是他们开疆拓土的利器,他们用战争书写自己的历史。他们一路西行,兼收并蓄,武攻文治,沿途将许多原本与巴人文化习性相近的少数民族收归麾下,同时也将他们的地盘纳入自己不断壮大的版图。
       彭溪河岸的李家坝,应该是他们西征中的一个站点。这里原住的一支叫做彭人的部族,便是他们征服的其中一个少数民族,所以,他们把坝前的小河称作“彭溪”。李家坝遗址数量惊人的武士墓葬以及墓葬中种类多样依然泛着寒光的锋利兵刃,或许就是他们征服过程中最惨烈最血腥的见证。而“朐忍”这个陌生而怪异的词汇,便是当时他们所使用的语汇之一,他们用以命名云阳这片潮湿而又肥沃(广出蚯蚓)的土地。所幸“朐忍”一词被秦代以后沿用,流传至今。(著名历史学家郑少琴先生曾从散见于各种古代典藉中收集整理出“朐忍”、“灵叉”、“彭排”、“不律”等早已消失的巴人语汇,它们分别对应着“蚯蚓”、“大龟”、“木盾排”、“笔”的意思。)
       在此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路西迁,由故陵至平都(今重庆丰都),再到枳(今重庆涪陵)、江州(今重庆渝中)、垫江(今重庆合川)、阆中(今四川阆中),其间上演了无数悲壮惨烈的血腥故事。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图腾,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他们曾经形成一个疆域辽阔的庞大邦国,他们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他们一直将自己的传奇延续到了公元前316年,在被秦国大军亡国以后突然从历史舞台上神秘失踪,只在史藉中留下一些语焉不详的零星传说和许多让人困惑不已的不解谜团,从此渺无音讯。
       随着世纪之交对三峡地区抢救性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渐次复活了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苍茫往事,重新唤醒了早己泯灭的有关巴人的远古记忆。然而,众多考古学家的艰辛努力,并没有将巴人的历史还原成一张完整的拼图。大片的空白,无数的谜团,依然让人困惑不已。在峡江重重迷雾之下,在两岸厚重的大地深处,还有多少生动的故事沉睡未醒?……
       巴人在故陵建都立国,是不少历史学家通过对大量史藉、史实的研究推演而得出的结论,对于故陵镇乃至云阳县来说,这是一笔弥足珍贵、十分厚重的文化资源,我们有责任去挖掘,也值得我们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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