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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骨

 杨关桥 2015-10-25

论中国书法的人文品位

虞晓勇/文


在当今焕然一新的国情下,书法艺术也面临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经济、工业、科技等领域不同的是,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具有两大特点。其一,书法艺术有着千年的历史,“传统”是贯穿其发展的精髓与内核。那“传统”又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各种经验与知识的累积,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而且这种传承也不应是守旧的,它会随着当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因此,如何挖掘、认识与发展“传统”的精神也就成为了当代书法工作者的一大重要使命。其二,“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作为人类重要精神财富的书法艺术,其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它不仅可以反映书家个体的精神世界,还能够客观地展现时代的文化精神。那么,作为书法家而言,如何运用腕下的笔墨技艺,去体现当代的文化精神诉求,也成了其艺术创作的重要职责之一。上述两大特点,都是我们在研究书法、创作作品时务须极力思考的。本文所探讨的是与中国书法的“传统”精神相关的问题,即中国书法中的人文品位。

何为人文?这是很大的概念,据《辞海》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与文化的内涵基本相同。但人文也有其特指的含义。《易·贲》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此,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有疏:“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从狭义角度讲,人文还有礼乐教化的意思。礼乐教化既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治国方略,正如子游用“弦歌之声”治理武城,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同时,礼乐教化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修身立德的一项重要标准,它对人格修养的塑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自古以来已得到了无数的明证。在与家、国的交融中,艺术的独特形式被充分的发掘,因为具有了“善”的内容,艺术自身的内蕴也变得更加丰富与厚重。那么,中国书法中的人文品位又是什么呢?鄙认为应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



《论语》句(132×66cm)


其一,文化担当。书法艺术表现的载体是汉字,而汉字则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托。正如张怀瓘所讲的那样:“范围宇宙,分别阴阳,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阐《典》、《坟》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自古至今,无论是至高无上的执政者,还是孜孜以求的一介书生,他们对汉字表现出敬畏之心是无以复加的。这种敬畏与其说是对知识的崇尚,毋宁讲是对于先哲文化的顶礼膜拜。正基于此,历史上凡是重文的朝代都有大规模的正字活动。以东汉灵帝时期的《熹平石经》为例,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这段文字为许多书史著述所收录,有人将其解读为蔡邕书法在当时极受追捧,但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千万读书人对于汉廷正字活动的响应与尊崇。正字主要是对汉字形体的纠别,是从字形的角度去维护汉字的尊严,而与此相应的则是对汉字书写美的重视。书写的美观与拙陋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书者的能力,它更体现了书者对于所书之事的一种态度。在南北朝前期的写经题记中,时常可以发现写经人因自己书写水平拙劣而羞赧的词句,例如西凉建初元年比丘德祐抄写的《十诵比丘戒本》(s.0797)题记云:“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咲其字也。故记之。”之所以题记中有“手拙用愧”的措辞,实际上说明了写经人自认为这种拙鄙的书写很难与庄严的礼佛活动相匹配。以上所举二例均不属于纯粹的书法创作行为,但从中我们会有一点感受:汉字书写绝不是一件苟且之事,无论究其形,书其意,都需要用心去对待与经营。书法是汉字实用基础上的艺术升华,尽管在创作时出于塑造形式美的原因,书家有处理汉字结构的相对自由度,但所书之字有字源可据,所书之文能传情达意却是成就一件佳作的基本条件。因此,作为一位有人文素养的书家,一定要对汉字的传统精神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书法创作时也须对汉字有着敬畏感。大而言之,这便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担当。



曹豳《春暮》(132×66cm)


其二,正大气象。在中国书法史上涌现了诸多名家名作,其中既有《礼器碑》的清超遒劲,也有《兰亭序》的灵和潇散,还有《颜家庙》的雄峻伟茂。正所谓“风格即人”,书家的性情不一,审美相别,即会使作品表现出胡越殊风般的差异。可只要我们能够冥心深视,就能体察出这些作品的共通之处,即它们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一种端雅、高尚、宏大的气象。这种正大气象是高于一般风格意义的至上格调,也是中国人文精神与书法艺术经历了千年的涵泳交融之后产生的一种崇高品位。所谓“正”是指严正、纯粹的格调,这种书格的获取与书家的品行修为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书法的创作主体是文人雅士,作为传统文人的而言,修德为本,富学为用,是他们终生致力的目标。在修德方面,其强调端严品行的养成一定离不开对传统规则的尊重;而在为学上,求“是”、求“正”成为了文人们坚守的重要信条。欧阳修曾经给他的同年、时任提举应天府书院的石介写过两通书信,所论的焦点是石介怪异的书风。在《与石守道第一书》中,欧阳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修闻君子之于学是而已,不闻为异也。”“是”即是“正”,求“是”便是对传统矩矱的尊崇。这种修德治学的态度反映到书法创作上便是一种严正的格调,敬畏传统、不为怪异即是对此格调的最好诠释。所谓“大”是指一种博大、广阔的气度与胸襟。这种“大”绝不局限于体量的巨大和空间的堆积,而是心灵世界的豁然。《庄子·齐物论》有云:“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庄子此语看似荒诞,但细细体会,却是对至大的精神内涵的参悟。书法是尽管一门讲究笔墨形式的视觉艺术,但精神与意境却是她的灵魂。因此,有的书作尽管有超大的体量,但气度却很狭小;而有的作品虽然形式小巧,但字里行间却能展现出“乘龙驾云,浮游太清”的宏阔气度。这种书中的大气度从何而来?其根源在于书家的内在气质,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真正的善书者一定懂得磨砺自己的心志,创作时他们更会从容地运用自身的才学与修为去营造书中的一份大襟怀。



传虞世南《契妙》句(132×22cm×6)


其三,觅静修心。欧阳修在《试笔》中曾有这样的论述:“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后人整理这段文字时,给它加了个标题——“学书为乐”。那么,学书为什么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欧阳修体会到的“乐”又是什么?它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习书可以使人从尘嚣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它能够为人的内心带来一分安宁与恬静,这种内心的闲适即是一种大乐。其二,高明的书者体验到的乐趣,更有一份自由驾驭技艺的满足与快感。但是,真正感受到第二种乐趣的人却很少,因为这里面有艺高功深的要求,相比较而言,对于广大学书者而言,获得第一种乐趣却是一个方便法门。欧阳修的这段名言阐述了中国书法中的另一种人文品位——恬静。从书者的角度看,恬淡虚静的心态是进入高妙创作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常常把最佳的创作状态称作“心手达情”,心之情意要通过高超的笔墨技艺展现出来,这便需要书者有一种虚静的心怀。“虚”是书者在构思作意过程中纳物造象的前提条件之一,若心有牵挂,胸有滞碍,怎有可能在笔端流淌出万千气象?书者只有做到了虚怀以待物,丰富的笔墨意象方能生成。要达到虚怀的境界,首先要有一种恬静的心境。此间,静是一种淡然与安宁,书者的精神意念能够进入一种专一无他的境地。这种恬静同样也是历代文人雅士内心世界的真正需求。朱熹曾言:“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格,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功焉。” “持敬”是修身之士的一项基本功,它要求为人做事,排除杂念,精神专注于一,不要有所游移,由此表现出整肃之态。从心态的角度而言,这种“持敬”即是一种“持静”,只有内心安静,才能做到待人接物恭敬专一。而书法艺术恰恰可以给人们以安静。欧阳修云:“作字要熟,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于静坐中,自是一乐事。”习书的最大乐趣在于心灵的闲适与从容,一个“静”字正为这种乐趣的获得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支撑。



高蟾《上高侍郎》(132×66cm)


其四,雅致高情。中国书法的情趣有着多种多样的体现,或奔放恣肆,或娴静优雅,或散淡不羁,或谨严有序,它们都是书家审美追求的笔墨体现。在这么多的书美意趣中,最为人们推崇的是雅致。所谓雅是指高雅清逸的审美趣味和不同凡俗的审美习尚。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习”即指审美趣尚,但凡蕴含雅意的作品往往具有高远、深厚、清真、文秀的特点,反之粗鄙、浅薄、平庸、低级,我们则称之为俗。这便是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至高格调。从艺术形态的角度,我们可以包容雄浑、秀逸、粗犷、细腻诸多风格的存在,但无论形态怎样变化,其一定要具有雅意。有些人把雅的作品局限在阴柔细腻的一隅,这实际上是把雅的内涵看得狭小了。“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是一种细腻的雅,“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则是一种雄逸的雅,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却是一种深厚的雅。总结这些雅的特点,它们都具有一个共性:即意蕴纯正、独特而深长。要获得雅意,读万卷书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黄庭坚《论书》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何为“胸中有道义”?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品德砥砺的问题,它更指作为一位雅士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学问主张。所以要成为真正的雅士,读万卷书只是一个基础,而读后能思,思而能悟,悟而能行,则是登堂入室的要诀,也是雅士区别于庸人的重要标志。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赞扬王国维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10个字确实点出了真正的文人品质。从书法史的角度看,魏晋以后文人雅士成为了书家的主流。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不仅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笔墨,更能够体味到意蕴深长的雅趣,这些个性鲜明的笔墨无不折射出书家们卓尔不群的艺术主张与审美取向。正如张怀瓘所说的那样:“论人才能,皆先文而后墨。”文雅之气无疑是中国书法审美中的至上趣味。


书法重“术”,多样变化的笔墨技巧是其展现艺术美的形式依托,但是书法更崇“文”,深厚的人文底蕴是这门艺术的真正内容。欣赏者只有从人文的角度去品味书法,才会感受到她的博大精深。而书法工作者更须懂得,只有根植于人文才能使书法这门古老艺术永葆青春,这也是本文撰写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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