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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首届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袁振国进行了大会总结发言。
以下是袁振国教授的发言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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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盛况空前。参加这次会议的嘉宾包括27个省市自治区的100所学校和研究机构学者、老师同学。特别要感谢近20位演讲嘉宾，他们分别从思想、政策、学校、课堂的不同层面，从方法、技术、工具的不同方面，以生动的案例介绍了他们的实证研究和思考，我们享受了丰盛的精神大餐。要感谢各位参会者，一天半的时间高度紧张，但会风很好，几乎没有什么走动，令人感动。大家如此关注和专注，也说明实证研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到了要求把实证研究放在特殊重要地位的时候了。
据说现在中国每年要召开各种各样的论坛有10万多个，换句话说，每天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的论坛在300个以上。我们也开过很多的论坛，有些同样主题的论坛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了。比如说“教育现代化”，从我80年代进校初就开始讨论，现在还有这样的论坛。每次大家都说国际化、本土化、多样化、信息化等等，这些话都重复了30多年了，还是这些话，没有含量，没有进展，关键是没有实证成果。
现在有教育杂志六七百种，每年发表教育研究论文上万篇，80%都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充其量只是前研究，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凭借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加上智慧，发表了一些感想而已，还没有进入真正的研究状态。当然不是说没有意义，但这没有达到实证的研究。
什么叫研究？研究就是要给人提供一些确切的新知识。要有确切的知识就需要实证。我想对实证研究提出三个核心词。第一个，证据。第二个，量化。第三个，可重复。
在说这三个核心词之前我想先说一说确切的研究对重大决策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例子：我很荣幸地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在纲要制定过程中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缺少研究难以决策，有些问题经过研究以后，有了明确答案。
比如说在规划纲要当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要逐步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几乎没有疑义，大家认为现在的人才需要综合发展，文理分科对学生发展是不利的，不管是领导还是学者都认为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就这么写了。没想到在征求意见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社会很大关注。
调查发现，赞成文理分科和不赞成文理分科的人差不多一半一半，继续调查发现，赞成的人多是学者、领导，不赞成的多是家长和教师。家长的想法非常朴素，担心进一步增加学生负担。他们的问题是：你们能保证不增加负担吗？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最后这句话就写成了鼓励文理渗透，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么一句话。
第二个例子，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一直很高，同时，很多家长、社会人士，包括著名学者、两院院士以及领导都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需适当降低教材难度，一度“适当降低教材难度”已经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文本。
但是，中国的教材到底难不难，并没有可信的研究。如果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大中小学校教材的难度降下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发现是一个错误选择的话，那后果就太严重了。因此《教育规划纲要》的最终文本是这样写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
随后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中小学理科教材的难度国际比较研究，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综合）科学6个学科；：小学、初中、高中3个学段，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洲10个国家。
2011年2月至2014年5月历时三年多、集中了150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在10个国家中中国教材的难度大都排在4～6名之间，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比较国家中属中等水平。
接下来的研究表明，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由于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学校实际教学难度比教材难度平均要超出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又大量布置作业，重复练习严重，占用了学生大量课余时间，而且造成了学生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个事实让我们充分认识到重大的决策没有研究基础是很容易出现偏差的。
第三个例子：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这曾经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有人批评说这是在搞高等的大跃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担忧呢？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生入学率还不到10%，1999年我们开始扩招，2011年时我们的入学率达到了25%，提高了十五个百分点。10多年的扩招给我们带来的压力资源紧张大家都身在其中无需说了。今后十年要继续提高十五个百分点，觉得太快了。有人甚至说，要达到40%的目标，还要办万人大学500所。一时间达到这个目标成为很大的疑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2010年我国18岁到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是1亿2千7百万，而到2020年时18岁到22岁适龄人将将下降到口8千6百万，根据这一趋势，我国高等教育无需任何发展，到2020年毛入学率就会自然增长到35%， 实际上40%不是一个冒进的目标，而是一个谨慎、压缩规模的目标。
这三个例子和今天昨天那么多的演讲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有效的研究是要靠实实在在的事实支撑的。
下面我说说实证研究的核心词。
第一个：证据。证据不等同于数据，但数据是证据的重要内容。我们的证据来自很多方面，考古研究，文献研究，实验研究，问卷调查，访谈调查，课堂观察，案例研究，统计分析，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大数据分析都是获得实际证据的方法。中国古代也有实证研究，文字考据，特别是乾嘉学派，讲求无一字无来历，达到了相当严谨的实证水平。
有一个位外国学者曾经跟我说，这几年每年他都要来中国，中国的教育是不能不关注的，但是中国的教育研究可以不关注，因为你们的研究没有什么实证的东西。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中国教育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定要学会靠证据说话。
第二核心词：量化。量化的层次、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用非常复杂的统计学的方法，处理数据当然是一种量化，比较定性的也有量化，我们现在很多人讲人种学研究、质性研究，我喜欢把它翻译成蹲点研究，就是解剖麻雀么，其实也离不开量化，你在观察的时候，做笔记的时候，访谈的时候，怎么会不用到统计的方法处理信息呢？
有人嘲笑量化研究就是把人们的常识具体化，没有什么重要发现。这不符合事实，很多重大发现是在量化之后才得到的，今天一位学者专门就这一点举例做了回应，就不重复了。但我要说的是，把常识量化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
费孝通先生在回答什么叫社会学时说，社会学就是把人们知道的常识确定下来并加以量化。量化才有“度”，知道它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什么情况，到什么程度。量化才能发现规律，量化才能使我们的对策合理有效。
比如我们凭着一种感觉，说现在交通很拥堵，这是一种判断，大家都是这种判断，如果到此为止这就不是研究。什么时候堵？几点钟到几点钟车流量是多少？不同的道路分别在不同时候的车流量情况怎样，这样才可能有改善交通的措施出来。
第三个核心词：可重复。可重复才是科学，不可重复是感觉。一项研究你做了，并且告诉我研究的方法、条件，我照此办理，得到和你相同的结论，能够被验证，这才是科学。能验证就需要讲方法，讲规范。我们很多研究都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突破，由于量化手段的创新学科才走向成熟、走向科学的。
心理学从古希腊开始，到艾宾浩斯之前，始终是一种灵学，处于前科学状态。艾宾浩斯发明了无意义音节测量的方法，得出了量化的艾宾浩斯曲线，心理学才成为科学。皮亚杰用他发明的泥丸、棒棒、烧杯、试管的“摆弄”使思维形式外显化，可以进行测量和记录，思维研究才成为科学。
所有学科的发展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和手段、工具的更新。大家知道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研究得到很高的评价，他们通过推理发现了物质运动的新秘密，但是只有在吴健雄在实验里证实了他们的推理后才获得诺贝尔奖的。
可重复是所有学科所有科学要谋求的目标，如果我们研究有证据，我们的研究能量化能重复，那么教育研究的水平就将出现一个飞跃。希望这样的会议有助于推动中国教育研究更多地走向实证，我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实证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