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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三国》，不能不说刘备；而说刘备，又不能不涉及曹操。
刘备出身卑微，虽是汉室宗亲，却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乃分支的分支，远房的远房，没有靠山，无人荫庇，他那微薄的政治家底都是靠自己一 刀一枪打下来的；而曹操出身官宦世家，家大业大，你看他兴兵讨伐董卓之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算得上一呼百应，应者云集。
刘备年轻时以“贩屦织席”为业，交游的都是些引车卖浆之徒，没有什么社会资源。讨黄巾时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才算有了点家底。其实，关羽只是个亡命天涯的 逃命者，张飞虽有点家财，也不过一介屠夫。而曹操，却是年少得志，20多岁即崭露头角，入京师为官，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过从交游，政治资源非常丰厚。
刘备起事后力量弱小，几番争斗被打得七零八落，东奔西走，寄人篱下，如丧家之犬；而曹操，从来都是地广粮多，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即使对抗董卓时逃离京城，一路上遭通缉捉拿，饥寒交迫，狼狈不堪，依然有陈宫这样的顶级好汉舍命相从，足见曹操声威影响之大。
但就是刘备这样一个贩夫走卒，最终却与曹操、孙权鼎足而三，成为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辛弃疾有一句诗：“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这不是辛弃疾一个人的看法，历史上将曹操与刘备称为双雄的大有人在；作为文学形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刘备，也总是被人相提并论。在小说中，他们同为野心家，同为成功的野心家，一个功成而名毁，成为“奸雄”的代名词；一个却功成而名就，成为“英雄”的典范。
《三国演义》的倾向是“拥刘反曹”，称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小说中的曹操奸诈险恶，残暴无度，达到了“奸”与“雄”的高度统一。刘 备，则是乱世中的中流砥柱，忠厚仁义的代表，黑暗时代的一抹曙光。刘皇叔所到之处，老百姓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其亲信、部属、谋士，无不倾心追随，义无反 顾；对手们则视之为心腹大患，周瑜屡次称刘备为“枭雄”，将其视为东吴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曹操，在脍炙人口的“煮酒论英雄”一节中，更 是直截了当，将刘备与自己并称为当世豪杰，声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将一大堆家世、势力和实力都远比刘备优越的风云人物斥为“冢中枯骨”、“碌碌小人”。荀彧屡次给曹操建议，刘备乃英雄人物，必不甘久居人下，劝说曹操早下狠手，以绝后患。
由此可见，刘备其人，必有其过人之处。
乱世之枭雄，野心是必备要素。刘备有野心，这一点毋庸置疑。刘备幼时即有“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的戏言，颇有当年西楚霸王欲取秦始皇而代之的气魄。隆中问 计，问的都是安邦定国的大计，而非一城一池的小谋。诸葛亮之所以甘愿追随刘备，是因为他看到了刘备有着一匡天下、统一四海的野心。
在“图王”这个动机上，曹操与刘备并无差别，只不过曹操的野心昭然若揭，咄咄逼人，而刘备的野心却深藏不露，躲躲闪闪。
在传统文化中，“野心”意味着僭越、阴险和贪婪，常被视作洪水猛兽。传统社会究尊卑贵贱、等级名分，任何与自己的地位、身份不符的欲念，都被视为“野心”， 即所谓“非分之想”。“野心”主要是相对于自己的“名分”来讲的。一个人有什么血统，出生在什么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名与分。“野心”云云，包含 着浓厚的血统论和宿命论的色彩。
同样是“图王”，若以皇权的政治伦理与规则看，曹刘二人谁当皇帝都是非法的，不伦的，大逆不道的。小说反复强调刘备是“汉室宗亲”，这 血统上的关联，虽然能给刘备的野心增加一些“合理性”，但并不能证明刘备称帝的“合法性”。汉朝皇位的传承，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若嫡长子继承不能 落实，则要采取一些变通办法。但无论怎样，都轮不上刘备。因此，现代人读小说，看到刘备逢人就絮叨他与皇室沾亲带故，总会忍俊不禁。不过，这个姓氏也不是 毫无用处，特别是“刘皇叔”这个御赐的称谓，多少增加了刘备的政治砝码，从情感上拉近了他与老百姓的距离。毕竟这天下是“刘”家的，“刘”来“刘”去，总 是内部循环，肥水没流外人田，老百姓更能欣然接受。在古代中国，能说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除了花果山上的孙猴子，还能有几人？刘备到处宣扬自 己的这个血统，绝非单纯出于虚荣，他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民间社会的心理需要。
总而言之，东汉末年，礼崩乐坏，群雄并起，刘 备与曹操“图王”，都是要统一国家，安定社会，并为个人攫取权力，这个动机不算高尚，也谈不上卑劣。野心，人皆有之；有了土壤，野心就会自然地滋长和膨 胀，这是人性，谈不上善与恶，优与劣。评价曹刘，纠结于有没有野心是没有意义的，有野心的未必一定是恶棍；没想法的，未必就是善类。有人说曹操是“真小 人”，因为他不掩饰自己的权欲，不掩饰自己的野心；而刘备似乎是“伪君子”，因为他表面上主张仁爱道义，实际上又怀揣野心。这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 将野心与道义对立起来，将事功与道德对立起来。
有野心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面对自己的野心，采取什么手段去实现自己的野心。这才是曹刘的不同之所在。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曹操无所不用其极，完全无视底线 与伦常，以天下人为刍狗，玩弄天下人于股掌；而刘备则追求手段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实现野心的过程中，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有自己的底 线，有所归依，有所敬畏。
比如，刘备从不滥杀无辜。
一个人，无论他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大腕，还是无足轻重的黎民百姓，敬畏生命，尊重别人的性命，这都是最低最低的底线。在评价政治家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搞宏大叙 事，比如评价秦始皇，吹捧他统一国家的历史功绩，却忽视了他推行暴政、残害人民的罪行，这是非常荒谬的。历史评价，若没有一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和原则， 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那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这样的历史评论，必然是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希特勒也造福了德国人民，秦始皇也推动了历史进步，正如 胡适所说的那样，历史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文治武功，丝毫不逊于刘备。但曹操的形象却是丑恶的，因为他视天下人为工具，蔑视生命，滥杀无辜。这一点，毛宗岗看得很清楚：“曹 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 借天子以命诸候, 又借诸候以攻诸候, 至于欲安军心, 则人之头亦可借；一借之谋愈奇, 借之术愈幻, 是千古第一奸雄。”毛 氏的这段话，真实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曹操的一生。所谓“借”，其实就是“利用”。小说写曹操借“人头”：
管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垕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 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 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 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曹操善“借”，天子可以“借”，诸侯可以“借”，连人家的“头”都可以借，真令人心惊肉跳。杀人，对于曹操而言，如同儿戏。他可以“借”人头，也可以“借 刀”来杀“人头”。名士祢衡骂了曹操，曹操恼羞成怒，本想宰了他，但又不想承担诛杀贤良的罪名，便假惺惺地把祢衡荐给刘表，借黄祖之手杀了祢衡。
曹操不仅“借刀”杀人，还“梦中”杀人。明明是自己为了杀一儆百故意“跃起拔剑杀之”，还假问“何人杀我近侍”，尔后又“命厚葬之”。其凶残与狡诈登峰造极。
曹操杀孔融，连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也一并诛杀；即便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这样懦弱无能的投降者，曹操也要处心积虑地斩草除根。而刘备对西川的刘璋，却不存杀戮之 心，在夺得了西川之后，只是将其放逐于南郡公安。这位被曹操等强人讥笑为“守户之犬”、暗弱无能的刘璋，在关键时刻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在十面埋伏的情势 之下，众官劝刘璋抵抗刘备，刘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为了百姓 的安危而选择投降，这样的仁义之人，史上罕见。鲁迅曾慨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细看 刘璋的行事，应该算是鲁迅所赞美的那“失败的英雄”了。对于这样一位在乱世中“水土不服”的政治家，刘备的宽怀自然也可圈可点。
与曹操相比，刘备从不滥杀无辜。诚如他自己所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仁德爱民，这是刘备的底线。刘备常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也杀过几个人，比如杀其螟蛉之子刘封，杀糜芳。特别是糜芳，刘 备“用刀剐之”，看起来特别残忍。有些论者以此为由，认为刘备所谓“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的话很虚伪。这既是不尊重文本，也是吹毛求疵。刘备杀刘封，乃是因 为在关羽的危急时刻，刘封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导致了关羽的死亡，连诸葛亮都说他“罪不容诛”，岂能怪罪刘备无义？糜芳在东吴袭荆州时临阵倒戈投降，直接 导致了关羽后方沦陷，继而败走麦城，终至被害。不要说刘关的兄弟之情，单从治军纪律看，这样的将领该不该杀，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刘备不仅不滥杀无辜，还体恤百姓，以保境安民为本分。第12回写百姓请求刘备领徐州牧，毛宗岗夹批：“民心悦服如此，想见刘公平日德政。”第21回写刘备再 次守徐州时，招谕流散人民复业，毛宗岗夹批：“爱民是刘玄德第一作用。”第41回“刘玄德携民渡江”里，毛宗岗批以“处处以百姓为重”之语。就是在这一 回，曹操大军压境，刘备撤离新野，奔襄阳而来。到了城外，刘琮闭门不纳，蔡瑁、张允还下令放箭。魏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大叫：“刘皇叔快领兵入城，共杀卖国之贼!”刘备权衡再三，说：“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为了不连累襄阳百姓，便“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阳城中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就这样，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汉大地上，刘备带领十余万军民，扶老携幼，含辛茹苦，上演了一场“携民南行”的悲壮之剧。如此撤退，显然有违于“兵贵神速”的军事原则：
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仁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
行至当阳，果然被曹操率领的精兵赶上，十余万军民顿时大乱。刘备在张飞的保护下且战且走，天明看时，身边仅剩百余骑，不禁大哭道：
“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
这一仗，刘备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但在道义上，却高高地站在了老百姓的心里。这生死关头的自觉选择，在《三国演义》写到的各个政治领袖中是独一无二的，决非一般乱世英雄的惺惺作态所能比拟。有人说刘备善于作秀，要说刘备摔阿斗有作秀之嫌，还能自圆其说；要说逃亡途中领10万百姓作秀，那就完全不合逻辑了。“举大事者，必以仁为本”，这个“以仁为本”的信念，足以让刘备在三国群英中鹤立鸡群。
作为一个“意在图王”的政治家，刘备的很多言行确实前后矛盾。比如在徐州、荆州和西川的战略性选择上，刘备心口不一，确实有些自相矛盾。陶谦三让徐州不可谓 不诚心，临死之际还坚决地请求刘备领徐州。而刘备，先是以陶公有二子为由推辞，后又以自己势孤力单、难以胜任为由，加以推辞。陶公死后，刘备还在“固 辞”，一直等到徐州百姓拥来哭拜，刘备这才答应“暂且领徐州事”。难道刘备真的不想要徐州？
对于刘表的荆州，对于刘璋的西川，刘备明明有心占有，却也以“同为汉室宗亲”为由屡次谢绝，推辞，以至于几次失去了抢夺地盘的大好机会。
在称帝问题上，刘备更是心口不一。刘备儿时已有称王称帝的豪言壮语；在刘表面前也有“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的酒后狂言；三顾茅庐，一再请 诸葛亮出山，希望他一展吕望之才，施子房之智, 自己俨然以周文王、武王、汉高祖自居。可是，当条件真正成熟之后，他又躲躲闪闪，欲迎还拒。汉献帝被废 后，曹丕称帝。孔明引大小官僚上表请刘备即皇帝位：
（刘备）大惊曰：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汉自立，王上乃汉室苗裔，理合继统，以延汉祀。”汉中王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 为！”拂袖而起，入于后宫，众官皆散。三日后，孔明又引众官入朝，请汉中王出，众皆拜伏于前。许靖奏曰：“今汉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不即帝位，兴师讨 逆，不得为忠义也。今天下无不欲王上为君，为孝愍皇帝雪恨，若不从臣等所议，是失民望矣。”汉中王曰：“孤虽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泽以布于民。今一旦自立 为帝，与篡窃何异？”孔明苦劝数次，汉中王坚执不从。
刘备这是何苦来？表演吗？虚伪吗？
曹丕废汉建魏之前，刘备称帝显然是个危险的选择，不仅在道义上将置自己于大逆不道的绝境，而且也将激起列强们更大的敌意，如同当年的董卓那样众叛亲离。身为 “皇叔”，刘备屡屡声称自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而极力掩饰“图王”的想法，至少在策略上是个明智的选择。其实，就算是狂傲不羁、睥睨天下的曹操，虽然 时常流露出废汉自立的念头，也还是尽力掩饰，多次“自明本志”，不想被人视为第二个董卓。即便在东吴杀了关羽，因惧怕蜀汉报复而向曹操俯首称臣的大好形势 下，曹操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时有人劝进，请曹操“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曹操还是谢绝了：“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 更有他望？”
曹操死后，曹丕终于按捺不住，废汉自立。汉室帝祚已绝，气数已尽，刘备此刻称帝，既不算僭越，又不算谋反，算是出师有名了吧？刘备何苦还要推辞？
这正是刘备与曹操的不同。曹操追求的是事功，在称帝问题上，他考虑的是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曹操当然想称帝，但以他的心机，他更清楚称帝的风险。当年他矫诏讨 伐董卓，一呼百应，一路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董卓以天下为敌，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檄文，一定萦绕在他的心间，难 以忘怀：“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狼戾不仁，罪恶充积。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这檄文，每每想起，还 心有余悸。曹操不称帝，乃是基于对各种现实因素的综合评估。他自己不称帝，却为儿子称帝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他逼死荀彧、荀攸，不就在为曹丕清除路障 吗？这说明，曹操在乎的不是舆论的非议和别人的评价，他在乎的，是称帝是否合算，是否值得。其实，不称帝，他曹操就不是帝王吗？
而刘备，条件成熟了，能称帝了，还要三推四让。为什么？乃是因为刘备始终有一种道德的使命感。他要做的，不仅是复兴汉室，更要重振世道人心。换句话说，他要立“大”功，也要做“大”人；他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帝位，更要占据道德与历史的制高点，成为世人的楷模与榜样。道德在曹操那里，有时候是一块遮羞布，有时候是一把杀人剑；而在刘备这里，道德本身就是他追求的目标。所以，他像一只鸟儿珍惜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名声，珍惜自己的形象，珍惜自己的品质。
这样的追求，使得刘备经常陷入功业与道德的矛盾之中。要想在乱世中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必须敢于冲破固有的道德观念，为人所不敢为，为人所不愿为，为人所不 能为，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资源，拿别人当自己的工具，像曹操那样。你越是敢作敢为，越是心狠手黑，越是无视各种束缚和禁忌，越是厚颜无耻，便越能“成 事”。相反，要想在乱世中保持高洁的道德，维护自身形象，就只能是退隐山林，像诸葛亮的那帮朋友一样。又想进入淤泥，又想不被污染，两者怎得兼容？
刘备的尴尬，或在于此。这既是他优于曹操之处，也是他劣于曹操之处。优，在于刘备始终对天下有一种精神与道德的感召力，民心所向，趋之若鹜；劣，在于做事时 总是牵手掣肘，顾东忌西，不能像曹操那样为所欲为。刘备的很多“虚伪”似乎也能由此得到解释。从功利的角度看，徐州、荆州、西川他都想要；从道德角度看， 要徐州，就要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要荆州与西川，就是对同宗同族的兄弟无情无义。同样，蜀汉称帝，这是做人的顶点，功利的顶峰，一生的奋斗算是有了结果， 对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们也算是有了交代；但从道德角度看，这样做却又与他所一贯宣扬的“忠君”观念有所悖逆，让这位接受过皇帝“衣带诏”的皇叔情何以堪？
刘备始终难以摆脱这种道德焦虑、使命焦虑，这使得他始终活在矛盾之中。与其说刘备虚伪，不如说刘备活在焦虑中。
这样的焦虑，曹操是没有的。一个敢于公开地、底气十足地宣称“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人，怎会有道德与使命的焦虑？一个有底线的人，才会有羞耻感，有焦虑感。
《经典名著的人生智慧》，余党绪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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