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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朋友圈，看到一篇《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的文章，我很反对，觉得中国的文人很没希望，对自己对国家都很不负责任。
儒家是主张入世的，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者而沽诸?”孔子心急地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以美玉喻己,渴求任用赏识,入世的迫切之气扑面而来。从社会发展、治国施政的角度出发，这对统治者选才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明君贤才之世，这是非常理想的社会状态，可中国知识分子不总是那么幸运，要么是明君缺贤才，要么是贤才无明君，这种尴尬使得朝代更迭、历史跌宕起伏。于是乎，赶上的人春风得意，错过的人归隐山林，倒霉的人怨声载道，所以才会有开头读到的那个题目。
对儒家作为统治者的思想，一直想不明白，此时突然觉得这个说法太对了，儒家文化是主张为君所用的，出世嘛，“学而优则仕”，有才能不出去做官，不去光宗耀祖你干嘛？但是君主是不希望有人反对他的，君可以混蛋，臣不可叛乱，说白了，就是君无论好坏你都得听他的，否则滚蛋，再否则就杀了你，而君什么时候都是没错的。这就是后来的混蛋演绎出来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其时，这已经偏离了孔子的思想了，愚忠并不是儒家的本意，这从早期的文献里可以看到。但是儒家的思想里也从来没有造反这个词。
统治者不主张平等，等级是天生的，皇帝不是人生的，那叫“天子”！ 就是说他长个人样，其实不是人，是那种像蛇一样，头上长角，身上长爪，布满鳞甲的“龙”，生来就是做皇帝的。这样说的意思很明白，让芸芸众生别存妄想，也是皇帝们允许儒道佛三教育机构并存的原因，有利于统治，这毫无疑问。你要是有才并且高兴呢，就出来给我做事，要是不高兴呢，自己找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发发牢骚，别碍事，实在想不明白生气，青灯古刹里敲个木头疙瘩读读经书，别挑事。所以，陈胜吴广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时，天下的人都惊愕地张大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认为，陈胜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他把王侯将相们打回了原形：皇帝将相他妈的也是人，而且有的长得还不如我们好看，也不如我们有才！
皇帝是被打回原形了，但是在官场，文人却并没有摆脱奴气，除去在山水边自己玩的和那些敲疙瘩的人外，说中国的文人高度自卑不知道有人信不？中国的文人从来就没有站直过，卑躬屈膝是常态，以至于现在也站不直。鲁迅把中国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有人把这当成一个笑话，但不知，鲁迅当时是咬牙切齿地说出来的。大多数人希望找个主子，能找个好单位跟个好领导，多发点工资资金，一生幸矣，而且只要自己幸了，他人幸不幸都不管了，有的人还幸灾乐祸。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人做官是从奴才到小奴才再到大奴才的升迁过程，都要按主子的想法去做，和主子的想法不一样，或有自己做主子想法的都是大逆不道。
但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的，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有有自己想法的一群人，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才是对自己负责。我一直这样认为，人生不能让别人来安排，必须有自己的追求，不管别人是否理解，因为你首先是为自己活着。我们既不委屈自己，也不讨好别人，这样才算是活得对。自己活对了，自己幸福的能力有余，就不妨把大众的幸福作为己任，幸福自己也幸福别人，这也是人尽其才，于国于民族有益。遭到不公正时不要放弃争，如果争不到，不要放弃斗，如果斗不赢，不要放弃活，活着就有机会！对手是很希望你一边玩去，或者颂经念佛的，但如果你不高兴，为什么要让他高兴呢？
如果文人们有了这种骨气，过去那些做皇帝的人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不会那么肆无忌惮，不会那么不思进取。或许历史上，就不只几个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了，是因为人们太奴才，皇帝才会太得意。体制是人制定的，也是人可以打破的，没有破立就没有进步，没有更替就没有发展，从秦以前的分封制，到秦统一后的郡县制就是好的例证。而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后世奴才们演绎的儒家文化，是真正的愚民，是制造奴才的真正帮凶。
历史已经风化成灰，今天的教育更要让孩子有不甘于奴才的骨气，孩子的人生、国家的未来才会真正有希望。从负责的角度讲，我们绝不能告诉孩子：听我的就让你高兴，不听就一边玩去，有怨气就自己去心死！那我们就真正死了，民族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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