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家的元宵节

    　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

　　“话说一日，天上元宵，人间灯夕”，《金瓶梅》第24回辟面第一句就让读者对下文充满了期待：西门家的元宵节是个什么样子？

　　作者没有辜负这种期待。他用花团锦簇的文字告诉人们，西门家的元宵节真是极尽了人间世俗的欢乐。而从文学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描绘这种欢乐时之所以大肆铺陈，与题旨实则紧密相联，因为主人公西门庆正处在官场和商海的上升期，要写出他的身份，传递他的心思，非烈火烹油不可。

　　查考了一下《金瓶梅》，写到元宵节的远不止一处。第14回吴月娘对李瓶儿说：“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市，好不热闹”，可知当时的灯市应有固定的地段，多在城市繁华的大街上，而狮子街是清河县店铺林立之地，西门家的几个铺面也都设于此处，于是，第15回就有了吴月娘等坐轿到狮子街看灯的内容，“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第42回，西门庆在狮子街“吃了元宵，……吩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门庆与众人在楼上看，……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须臾点着。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

　　作者为什么会对一个元宵节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从文学技巧的角度，这是为了给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景，更好地再现人物。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脱离时代，而在元宵节中享受人生正是那一时代里真实的世俗生活。

　　在传统中国，岁时节令里最为人看重者，首为除夕，其次恐怕当属元宵。由于唐代以来已有正月十五观灯的风俗，元宵节又谓之“灯节”。唐人所著的《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在东都洛阳，“遇正月望后，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这两个史料很有意思，一为皇帝，一为百姓，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到了元宵节这个具体的场景，在“找乐”这个主题之外，实际上已无甚区别。

　　要不要与民同乐，这是传统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大题目；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

　　读《金瓶梅》可知，古人于元宵节花费绝不在少，于是在赞赏与民同乐的声音之外也有人认为，应该禁止元宵中的种种民间节庆活动。明人谢在杭所撰《五杂组》是明代较有名的笔记著作，其中一则说到福建上元节（即元宵节）灯市之盛，“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哭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以现代眼光观察，蔡君谟给百姓点灯硬性规定指标当然不足为训，但这是建立在当地民俗基础之上的，而陈烈的批判则纯属唱道德高调了，因为他没有看到灯的制造和买卖之间所蕴涵的民生意义，这也就是谢在杭所指出的，如点灯、竞渡、游春之类习俗，“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看似奢侈浪费，但正好满足了富人寻找逸乐和贫民赖以糊口的双重需求，何必禁之？

　　近日读书偶然翻到明成祖的一条“圣谕”，“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成祖此人我有点厌恶，但这条能体民情的圣谕却让人喜欢，如果没有这条圣谕，哪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