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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同名同姓人物；独特手法；考证
《金瓶梅词话》是“借宋写明”的，“借宋”只是手段，而“写明”才是目的，作品中糅进了大量的明代史实和85位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就是明证[1]。这种“借宋写明”除了表面上借用宋代的年号外，其独特的高超艺术手法主要体现在宋、明官职、史地、服饰等方面的杂糅以及改变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方面，这是使宋、明这两个本不相干的朝代发生关联的最重要的纽带。而且在人物的安排上亦非常巧妙，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在于作者常常选择一些宋时有、明时亦有且不止一个的同名同姓的人物来安排情节，这些人物在作品中的使用情况很复杂，有的用其名，但并未写其“实”，实际写的却是另一个人物；有的是名、实并用；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一石多鸟”，具有多方面的意图。这样的人物有王相、王黼、陈东、陈洪、李邦彦、李纲、孙荣、杨时、张达、周秀等①，下面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1）王相：王相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说唱艺人”，这是一个通名，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叫王相的人不下30个，民间叫王相的恐怕就更多了。宋时的王相见《宋史》卷三百二十九：
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崇宁二年，子相录元祐中所上疏稿闻于朝，诏赠显谟阁待制[2]（P8508—8509）。
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叫王相的有7人。其一见《明史》卷一八八“张文明传”：“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进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东。镇守中官黎鉴假进贡科敛，相檄郡县毋辙行。鉴怒，诬奏于朝。逮系诏狱，谪高邮判官，未几卒。”《河南志》卷六十谓此人字梦弼。又《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五引《沭阳县志》：“明汝宁人，正德初知沭阳，筑垒浚濠。”《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九，“甲午，降御史王相为直隶沭阳知县。初，相巡按山东，禁戢非例贡奉，为镇守太监黎鉴所奏系狱，拟赎杖复职，诏降之。”[3]（P3076—3077）《明武宗实录》卷四0，正德三年七月，卷七六，正德六年六月，卷一四四，正德九年七月都曾提到御史王相。由此能够确定这个王相是汝宁光山人，字梦弼，可能死于正德末年。其一见《明武宗实录》卷四0：“（正德三年七月）给事中张贤、监察御史阎睿等奏，查盘甘肃洮岷等粮料银两草束之类，……已将经该官吏人等问拟，监追其督理官员，副使高宠熙、张天衢、李端澄，参议贾璇、佥事王相、官贤，行太仆司卿陈宽、寺丞田美俱合逮问。”[3]（P0938）其一见《明史》卷十八“世宗纪”：“（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丙寅，把都儿、辛爱犯新兴堡，指挥王相等战死。”其一见《四川通志》卷一百七十一：“（王）相妻某氏，绵竹人，明正德六年廖贼掠境，氏与其女骂贼而死，相终身不复娶。”其一见《湖南通志》卷一百引《一通志》：“明丹徒人，嘉靖中知益阳县，刚廉有方。”其一见《明史》卷一九二“王思传”：“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豪迈尚气节。事亲笃孝。家贫屡空，晏如。仕仅四年而卒。”这个王相是嘉靖初期人，因议“大礼”，和其他人伏左顺门哭谏，被廷杖而卒。嘉靖时还有一位王相，是嘉靖帝的儿子朱载圳的岳父，后来授予“东城兵马指挥”的职衔。裕王（明穆宗）和景王朱载圳，二王的选婚是同时进行的，从良家女一千二百人当中选了锦衣卫百户李铭（也是《金瓶梅》中的说唱艺人）之女和顺天府民王相之女。《明史·杨思忠传》：“（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时举劾刑部尚书黄光升，……言：‘……奸人王相私阉良民者三，本无生法，乃拟矜疑。宜勒令致仕。’”[4]（P3650）《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也提到太医院医籍王相，后来被授予“东城兵马指挥”，指的该都是一人。
《金瓶梅》中用真实历史人物王相来充当“说唱艺人”，作者之用意肯定是多层的而绝非是单一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说唱艺人”向为传统社会所不齿，这样的“贱民”却恰恰又被安置为嘉靖皇帝的亲家，作者之讽刺意图，实在是明显至极。不过，因“王相”是个通名，他至少又起到了掩体的作用，避免了株连九族之祸。御史王相，其职责是“弹劾倡言”，结果被“逮系诏狱”；而编修王相是位“哭谏”之人，调子“弹唱”得更高，结果被廷杖而死。御史也好，编修也好，他们都是西门庆的“优儿”，我觉得，这两个王相在作品中暗示了西门庆的身份绝非是一个普通商人，而是一位皇帝。还有，这几个王相都是明武宗、明世宗时人，他们表明了作品所写的时代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不是别的时期。
（2）陈洪：陈洪也是一个宋、明皆有的人物。宋时的陈洪为宋徽宗政和五年进士，《淳熙三山志》卷二十一谓此人字子良，仙居人，官终通直郎。明穆宗时有一位太监也叫陈洪，《明史》卷一百九十三“殷士儋传”：“始士儋与陈以勤、高拱、张居正并为裕邸僚，三人皆柄用。士儋仍尚书，不能无望。拱素善张四维，欲引共政，而恶士儋不亲己，不为援。士儋遂藉太监陈洪力，取中旨入阁，以故怨拱及四维。”《明穆宗实录》亦提到太监陈洪。这位太监万历初年仍在世。过去“金学”界在提到陈洪时，一直使用的就是这条材料，认为除了太监陈洪外，明代并无其他叫陈洪的人。其实，明武宗时有一位王府教授也叫陈洪：
壬午，庆成王府镇国将军奇澍等十三人以请支禄米为名，私出汾州城，走太原，镇巡官以状闻，降敕切责。汾州知州伍箕、指挥王礼、王府教授陈洪俱逮治[3]（P2425）。
陈洪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陈经济之父，杨戬之亲党，西门庆的亲家。”这个陈洪犹如上面的王相，都是宋、明皆有的人物，而且明代还不止一个。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明武宗时有真实历史人物陈洪，而且80多位真实人物都是正德、嘉靖时期的，那么，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肯定不是隆庆、万历时期，太监陈洪自应被排除。
（3）王黼：王黼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兵部尚书”，据《宋史》卷四七0王黼本传，其一生并未任过兵部尚书，可见王黼当另有影射。明嘉靖时亦有一位王黼，《明史·石邦宪传》：“播州宣慰杨烈杀长官王黼，黼党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总督冯岳与邦宪讨平之。”[4]（P3729）《明史》卷三一二、《明史稿》卷一百六“播州宣慰司传”，《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四都曾记载此事，时间为嘉靖二十三年，惟“黼”作“黻”，实即一人。笔者在拙著《金瓶梅发微》中反复强调过这样的看法，只要《金瓶梅》中写到的宋代真实人物没有任过某官职，必定对应的是明朝某人，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写法。这位“王黼”，指的既不是宋时的王黼，也不是指嘉靖时的王黼，他暗指的该是明武宗时的一位“兵部尚书”，因为《金瓶梅》第十八回写坏了事的“王黼”名下有书办官董升、家人王廉和班头黄玉，这三人都是正德时期的真实历史人物。董升见《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九，“命山西行都指挥佥事董升守备永宁城。”[3]（P2401）又卷一三三，“戊申，巡抚宣府都御史王纯以虏寇云州堡，责指挥李镇等瞭报不谨，守备指挥张珍、董升，左监丞李荆，……各号令不严，俱请究治。诏镇等逮，珍、升，俟狱具以闻。”[3]（P2652）王廉是正德时的一位指挥佥事，《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三，“辛卯，降济南卫署指挥佥事尹昂为指挥同知，指挥使李文为指挥佥事，东昌卫指挥同知邓桂，……为正千户。临清卫指挥佥事王廉为副千户，以御流贼失事也。”[3]（P2645）黄玉是正德时的一个太监，分守潼关，“乙卯，太监赖义传旨，都知监太监刘岑守开原等处地方。王秩分守山海关等处地方。黄玉分守潼关。”[3]（P3095）“分守潼关太监黄玉奏：潼关兵备副使所辖，东止陕州、蒿永、……西至同革，南至商州，北至解蒲，乞如兵备例，并得管理。”[3]（P3118）《明史》卷二O三“潘埙传”也提到中官黄玉。从这三个人物活动的时间及所写史实看，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王琼，笔者推测，《金瓶梅》中的“王黼”实指王琼。
（4）杨时：杨时出现于《金瓶梅》的第十四回，作品介绍说，“这府尹名唤杨时，别号龟山，乃陕西弘农县人氏，由癸未进士升大理寺卿，今推开封府里，极是个清廉的官，况蔡太师是他旧时座主，……”这段介绍文字半虚半实。查《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杨时字中立，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登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第，世号龟山先生。杨时是宋代著名的学者，先后学于程颢、程颐，南宋时，东南学者奉为“程氏正宗”。宋高宗时为工部侍郎，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致仕，专事著述讲学。其一生并未任过开封府府尹，也不是蔡京的门生，相反，还上疏切言“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之罪。故《金瓶梅》中所写的“杨时”，虽用宋时的人物，恐当另有影射。
明正德、嘉靖时有一位都指挥佥事也叫杨时，《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六：
降陕西永昌卫都指挥千事杨时为指挥使，坐达贼入境，守备不设也[3]（P2999）。
《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九年十月：
总督三边左都御史刘天和奉诏举荐边将，言……他如杨时、彭廉，亦皆可用。……兵部覆，……彭廉、杨时虽皆废弃，尚可用[5]（P4891—4892）。
这个杨时显系一位武将，驻守陕西永昌卫。但《金瓶梅》作者的真实意图既不是指宋代
的杨时，也不是指明代的杨时，笔者认为，这个“杨时”当另有影射。
（5）孙荣：孙荣出自《宣和遗事》前集，作品是这样介绍的，“李妈妈听得这话，慌忙走去告报与左右二厢捉杀使孙荣、汴京里外缉察皇城使窦监。”《金瓶梅》第七十回也说他是“提督管两厢捉察使”，两者基本相合。惟同回又说“孙荣是太子太保”，其地位又比《宣和遗事》中之孙荣高出多矣。明嘉靖时的孙荣是位指挥，《明世宗实录》卷二二四，嘉靖十八年五月，“夺浙江都司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李俊……等俸各两月；逮右参议鲁存仁、指挥孙荣赴京讯治。”这里需说明的是，《宣和遗事》中的“捉杀使”与《金瓶梅》中的“捉察使”都是作者杜撰的，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官职。宋时有“捉贼使”，朝廷发兵征讨时或置，为临时军事统帅。明时的指挥亦属武将职衔，三者极为相似。但不管是宋代的孙荣，还是明代的孙荣，其地位无论如何都与“太子太保”相差甚远。看来，《金瓶梅》的作者只是借其名，而实际指称的当是另一人。
（6）
陈东：陈东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太学国子生”，第九十八回借韩道国之口提到他曾上疏请诛“六贼”之事，这与《宋史》卷四百五十五“陈东传”所言相同，只是“六贼”的名字有出入，可见作者也并非完全指实。明嘉靖时虽有两人也叫陈东的，不过，一个是海盗，见《明史》卷二百五“胡宗宪传”；另一个是知县，见《湖南通志》卷一百六十八引《四川通志》。其身份与“太学国子生”差异甚大，故应被排除。
（7）李纲：李纲出现在《金瓶梅》的第九十九和一百回，身份是“兵部尚书”。不过，按《金瓶梅》的编年，这两回的时间为靖康元年至二年，查《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徽宗禅让后，钦宗除李纲为兵部侍郎，未见其任过兵部尚书一职。但侍郎与尚书相差无几，且都在兵部，故《金瓶梅》中的李纲基本上可以断定用的是宋时的李纲。明武宗时期虽有两个李纲，但一为知府，后升为按察司副使，再升为广西布政司右参政，（《明武宗实录》卷四七、六九、九一）；另一个李纲为正千户，（见《明武宗实录》卷三三、卷一二O）。两相对照，正德时的两个李纲与“兵部尚书”的官职及所写之事实是甚不相符的。
（8）李邦彦：李邦彦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金瓶梅》第十八、七十和第七十一回介绍其身份是“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柱国太子太师。”查《宋史》卷三五二“李邦彦传”，李在宣和四年拜少宰（右丞相），后升太宰（左丞相），但终其一生，李邦彦并未任过礼部尚书，也未加太子太师。尤使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的是《金瓶梅》第十八回的一个细节，即蔡攸“见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一宫使”，李邦彦是“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按《词话》编年，这一回是政和五年七月，在同时有两人同任某部尚书的，宋代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而只有到了明代，因六部尚书没有定额，可以添差，故有道士而任礼部尚书，工头任工部尚书的怪现象，这还不算南京的六部。譬如严嵩与陶仲文同时任礼部尚书。再者，某某殿（阁）大学士兼某某部尚书者，也只是明代的事情。故作品中的李邦彦虽用宋之名，但却是在写明之实。
像李邦彦这样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稍具历史知识的人必定会想到宋代，无独有偶，明武宗时恰恰就有一位知州也叫李邦彦：
兵部覆河南纪功给事中吴玉荣等所奏，谓贼所过诸府、州、县、卫、所等官，知府刘绎、指挥颜龄等凡二百四十三人，俱宜逮问，内唐县知县陈顼、钧州知州李邦彦及封丘等县知县等皆能守御，而唐县、钧州之功尤多，……顼、邦彦各升二级[3]（P2046—2047）。
但这位知州李邦彦与《金瓶梅》中的“李邦彦”，其官职、身份和行事差异甚大，故作品基本上还是以宋代李邦彦为原型的。可问题是，《金瓶梅》中宋、明人物之官职相互杂糅，史实之互相变异，正是其独特的手法，应该说，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都是将众多人物之行事经过整合而成的。从官职来判断，李邦彦影射的该是李东阳，而不是徐阶。
但不管怎么说，宋时的陈东、李纲、李邦彦，明武宗、明世宗时也有与之完全相同的名字，而《词话》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不管是宋，还是明，都与史实不大合拍。既然如此，笔者认为，写进这些真实历史人物，其主要目的还是揭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因为这些人物既被写入史书，这说明，他们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或许作者是让人们比附、联想，也未可知。
（9）张达：张达在《金瓶梅》中是一笔带过的人物，第十七回写到，“王黼贪庸无赖，行比俳优，蒙京汲引，荐居政府，未几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终无一筹可展。乃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皇失散；今虏之犯内陆，则又挈妻子南下，为自全之计，其误国之罪，可胜诛戮。”
这个张达是金国时的人物。《金史》卷七九“张中孚传”：“父达，仕宋至太师，封庆国公，中孚以父任补承节郎。宗翰围太原，其父战殁，中孚泣涕请迹父尸，乃独率部曲十馀人入大军中，竟得其尸以还。”[6]（P1185）
这个张达本是金人，后仕宋官至太师，作品表面写的是这个“张达”，而实际写的却是明时的人和事。《金瓶梅》中的一个人名，一个词语，往往关联着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重大的事件。笔者在拙著《金瓶梅发微》中有详细的论述，可参看。
明朝历史上就有好几个“张达”。一个是明宪宗、孝宗时人。《明武宗实录》卷二，弘治十八年六月，“工部右侍郎张达卒。达字时达，江西泰和人，天顺八年进士。”
一个是嘉靖时人，曾官给事中。《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二月丁酉，“给事中邓继曾言：祖宗以来，凡有批答，必下内拟议而行。顷者，中旨事不考经，文不会理。或左右群小窃权稀宠，以至于此。……疏入，上怒，下继曾诏狱。寻谪金坛县县丞。时给事中张达、韩楷、郑一鹏，御史林有孚、马明衡、季本各论救，皆不报。”[5]（P0895）
以上这两个张达皆不是《词话》中的“张达”。明世宗时还有一个张达，是一位将军。《明史》中多次提到这个人物。《明史》卷一八“世宗纪”，嘉靖二十九年夏六月，“俺答犯大同，总兵官张达、副总兵林椿战死。”又卷一九八“翁万达传”、卷二00“郭宗皋传”、卷二0三“胡松传”、卷三二七“鞑靼传”等都提到过。张达是当时的一员名将，《明世宗实录》中几十次提到他。
这位将军张达在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被任命为总兵官，镇守山西。同年六月，俺答寇朔州，入雁门关，进而侵犯太原。因失事，张达被逮，送镇抚司拷问。由此可见，金时的张达与明时的张达都与太原有关，《金瓶梅》的作者往往选取宋、明两朝相同或相似点来安排情节，表面写宋，而实际是写明。
这次太原失事，明朝军队损失严重，但张达并未战死，故《金瓶梅》用一“残”字以示失败。而金时的张达是死在太原的，如果作品是单指金时的张达，该用一个“殁”字才对。此处足以说明《金瓶梅》在关键处用词是相当准确的，这绝非说书艺人所能为之。
对这次战败的审讯情况，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天子震怒，遣卫士逮系总兵官张达等四人，下法司拟罪。狱稍迟不决，谴去司寇郎一人。余时为副郎，亟录招由，具成案上之。制曰：‘可。’乃拘达等鞫之。达等不服，裸身示创瘢曰：‘达亦壮士，向尝冒矢石、躬甲胄，几殒身者屡矣。兹虏众不敌，一旦丧师。恨不死于行阵，奈何令骈首就戮哉！’……冬，朝审，余白台长、司寇，卒令立功赎罪，出障一方，时称北边良将。”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虏犯大同，总兵官张达率所部逆战。虏矢下如雨，张达不顾性命危险，身先士卒，竟死于围中。可见张达死于大同而并非死于太原。
《金瓶梅》中用“张达”这个“人名新闻词”，表面上没有写什么具体的事件及其经过，而实际反映了嘉靖时北虏对我边境的不断骚扰和明军的抵抗情况，还有嘉靖帝的不明以及司法腐败等等。
（10）周秀：周秀见于《宣和遗事》前集，“天子（宋徽宗）见了佳人（李师师），问高俅道：‘这佳人非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高俅道：‘不识。’由豫间，见街东一个茶肆，牌书：周秀茶坊。”后来，宋徽宗将李师师住的金钱巷唤做小御街，周秀也被提升为泗州茶提举。但《金瓶梅》中周秀的身份却是“清河县守备，左军院佥书守御，济南兵马制置，山东都统制。”这与《宣和遗事》中的周秀毫无干联。
明嘉靖时有一位周秀，见《明世宗实录》卷二，他是知县，是一个“危言触忤，黜谪废弃”的人。后虽恢复职务，又因防倭不力而被夺俸三月。
《金瓶梅》中写的这位周秀，既不是宋时卖茶的，也不是明时的知县，名字一样，事迹全殊。小说中像这种情况很多，用明时的真人名，往往又不写这个人的事迹，而把别人的行事加在这个人的身上，真假悟空，叫人不大轻易辨清究竟写的是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金瓶梅》中的周秀是明时的而不是宋时的，因为他的事迹和明时某些人的事迹十分吻合。还可以肯定，作品中的周秀是正德、嘉靖时期的人物而不是明代别的时期的人物，因为他又和正、嘉时期某些人的行事基本一致，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作品中的周秀是守备，而守备是明代武官之一，宋时没有这一名称。明时的守备设于镇戍军，地位在游击将军之下。他们各守一城一堡，无品级、无定员。周秀后来升为济南兵马制置，山东都统制。制置、都统制又是宋朝的官职名。宋时的制置使，为一路至数路地区的统兵大员，掌理经画边防军务。都统制则为统率诸军的要员。一个人物的官职，宋、明杂糅，这是《金瓶梅》的惯用手法，宋时的是“虚衔”，明时的才是“实授”。
周秀是在外敌入侵时壮烈殉国的，《词话》第一百回写道：
却说周统制见大势番兵来抢边界，兵部羽书大（火）牌星火来，连忙整率人马，全装披挂，兼道进兵。……统制提兵进赶，不防被活立兜马反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随落马而死。
却说二爷周宣，引着六岁金哥儿，行文书申奏朝廷，讨祭葬，袭替祖职。朝廷各降，兵部覆题引奏：“已故统制周秀，奋身报国，没于王事，忠勇可加。遣官谕祭一坛，墓顶追封都督之职。伊子照例优养，出幼袭替祖职。”
周秀之死和死后的追封，都是有史实根据的。如果我们把周秀的情况和上边张达的情况对比一下，就可看出作者所依据的材料是什么。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一，嘉靖二十九年六月：
虏犯大同，……总兵张达帅所部逆战，达挺身阵前为士卒先。虏望见，即纵骑围之。达殊死战，左右冲突不得出……虏四面骑皆会，矢下如雨，达竟死围中……
周秀之死和张达之死的情景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身先士卒”、“提兵进赶”，这里是“矢下如雨”，那里是“没鞦一箭”，皆为中箭而死，为国捐躯。就连死后的追封也一样，张达被追赠为“左都督”，谥为“忠刚”。立祠祭葬，荫一子本卫指挥佥事，世袭。周秀是“谥为忠勇”，儿子袭替祖职。另外，嘉靖时的副总兵李梅，死后的封赠亦是如此。
从《词话》对周秀的形象描写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作者是在真人的基础上，又概括了大量的事实，然后整合到了周秀的身上，这很符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最后需说明的是，文中的一些人物，如陈洪、杨时等，本文只是据史料一一列出，未作进一步的分析。其具体指称影射何人，因情况很复杂，容当另文详解。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宋、明同名同姓人物，宋代只限于宋徽宗、宋钦宗两朝或稍前稍后的人物。明代只限于正德、嘉靖两朝的人物，前此或后此的同名、同姓人物，皆不是《金瓶梅》中所指称的人物。
参考文献：
[1]参见拙著《金瓶梅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拙文《从明代历史人物看＜金瓶梅词话＞所反映的时代》，《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2]《宋史》卷三百二十九，中华书局简体字本2000年1月版，第8508——8509页。
[3]《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第3076——3077页。
[4]《明史》卷二百七，第3650页。
[5]《明世宗实录》卷二四二，校印本，第4891——4892页。
[6]《金史》卷七九，第1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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