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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医家在《内经》等医学理论指导下，在继承与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各种肿瘤的成因，病理机制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对临床症状观察更仔细，辨证更准确，治疗更具体；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与预后及与体质、年龄的关系都有较详细的论述，中医肿瘤学发展到此时，已逐步成熟。 一、“癌症”病名的进一步确立与症状的完善 从《内经》开始，历代医家在各个方面对肿瘤都有论述，不论从病因病机，还是症状及治疗方面，许多医家对某些肿瘤的论述非常准确，但在病名方面多以肿瘤出现的症状特点等进行命名，所以出现了一个病，有几个病名，或是几个病共用一个病名，给后人造成一些混淆。宋代医家第一次使用“癌”字，到了明代，人们已逐步开始用“癌”字来描述某些恶性肿瘤。在论著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癌症。如窦汉卿著有《疮疡经验全书·乳癌篇》。申斗垣《外科启玄》中有“论癌发”的记载。 二、肿瘤病因的探讨 （一）噎膈、反胃的病因 《医门法律》指出：“过饮滚酒，多成膈证，人皆知之。”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也提示长期进食温度较高的食物与食管癌的发病有一定的联系。《医学统旨》认为噎膈、反胃是由于“酒米面炙……难化之物，滞于胃中，伤损胃肠”所致。 （二）乳癌的病因 王肯堂认为乳癌是由于“忧怒郁遏”所致。王洪绪在《乳岩治法篇》中认为乳岩是由“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陈实功认为：“乳岩由于忧思郁结……所愿不遂……结聚成结。”虞天明说：“此疾多生于忧、郁、积、忿……”，“情思如意，则可治愈”。 （三）皮肤癌的病因 明代的申斗垣认为“三伏炎热，勤苦之人，劳于工作，不惜生命，受酷日晒，先痛后破，而成疮疡”。现代临床也认为皮肤癌的发生与长期紫外线照射有关。 （四）唇癌的病因 明·陈实功认为：“唇岩……因食煎炒”所致。现代研究证实唇癌的发病与机械损伤、高温灼伤有关。 （五）肿瘤的发病与年龄的关系 明代的申斗垣曰：“癌发，四十岁以上”。表明了癌症的发病与年龄的关系。到了清代的赵养葵，在其《医贯》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年龄与恶性肿瘤的关系，如噎膈病，提出“惟男子年高者……，少无噎嗝”。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在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癌症的发病与精神因素、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激素水平、日光的长期照射、年龄等因素有关。 三、肿瘤治疗方面的探讨 人们认为肿瘤的形成与气滞、痰湿、瘀血、毒邪有关，是“积聚之病”，所以使用一攻法、二消法、三补法、四散法治疗肿瘤。《本草纲目》介绍了治疗“瘿瘤”的药物有130种；治疗噎膈的药物分为利气化痰 和开结消积二类；治疗反胃的药物分为温中开结、和胃润燥两类；治疗积聚按血聚、气聚、食滞、痰积的不同病因，采用活血、行气、消食、祛痰几类药物。 在肿瘤的治疗上，除采用内服药物治疗外，还用外敷药、手术切除、烧灼术等方法治疗。如用商陆捣盐外敷以治疗石疽，用大蟾蜍敷贴治疗恶核。陈实功用烧灼止血法治疗唇癌：“割治后，急用金银烙铁，在艾火内烧红，烫之。”申斗垣则是“用利刀割去之，外以太乙膏贴敷。” 对于外突明显，而根部细小的肿瘤，除采用割除方法外，或采用药线结扎法，这种方法被称之为缚瘤法。 四、观察肿瘤的变化，判断预后 通过观察病人的症状、体征，推断病情的发展规律和判断预后，中医学在这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许多方法在临床实践中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如《外科启玄》指出：肿硬如石，穿膜黑腐和窜肿多处是肿疡的危证，病人预后不良。若病人出现神昏愦，目睛正视难，喘生鼻煽动，咽喉若燎烟，身浮肿而滑泻，疮疡形陷又坚，疮色紫黑，流脓血水或脓清臭秽是肿瘤的恶证。恶证是指恶性、恶病质以及预后不良。 五、主要医学人物、著作和贡献 楼英在《医学纲目》中，对肿瘤的治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治疗原则与规律，对肿瘤的治疗要“先分别气血、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 汪机著《外科理例》中有专门讨论肿瘤类疾病的《辨瘤》、《论恶肉》、《乳癌》等篇，在治疗上主张“调理气血，先固根本，不轻用寒凉攻下之剂。” 王肯堂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收集历代名医方论著成《证治准绳》一书，书中有《瘿瘤疣痣》、《恶疮》、《肿疡》、《乳癌》、《积聚》、《噎膈》、《反胃》、《关格》等篇，对腹部的肿块的鉴别是“胀在腹，痞在中，胀有形，痞无形”等。对“瘿瘤”的治疗提出“按之推移得多者，可用取法去之，如推之不动不可取也”。表明了对于良性、恶性肿瘤的治疗有不同方法。在这本著作中，他还记载了一位男性患者因屡赴“馆试”未获选而郁郁不乐，其后左乳房出现肿块，常有少量液体溢出，而后肿块增大，溃烂，变成岩穴之状。这一记载与现代医学中女性常见的乳腺癌相一致。 薛己在《外科枢要》中对“筋瘤”、“血瘤”、“肉瘤”、“气瘤”和“骨瘤”的外在表现作了描述，并进一步解释了疮疡痈疽的七恶五善。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瘤……即大，最畏其破，非成脓者，必不可开，开则牵连诸经，漏竭血气，最难收拾，无一可治”。他在其著作中还提出：“反胃者，食犹能入，入而反出……以阳虚不能化也，可温可补，其治犹易……益火之源，以助化功。噎膈者，隔塞不通，食不得下……治有两难。”明确地将噎膈与反胃在症状、病机和治则、治法上区别开来。到了清代的张璐则依据噎膈的症状，按寒热虚实辨证，用药上除了辨证用药外，药物主要多用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并将药物制成膏剂。这种方法一是符合了噎膈以阴虚内热为多见，需要多用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多汁的食物或药物滋润，以“补阴助阳”，并且在噎膈造成“食不得下”时，果汁、蔬菜汁、药汁等可以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能量，并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最早提到“粉瘤”、“发瘤”与“失荣”。他描述“失荣”为：“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半载一年，方生阴痛，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熏蒸，昼夜不歇，平生疙瘩，愈久愈大，愈溃愈坚，犯此俱为不治。”这是对恶性肿瘤中晚期，出现恶病质比较详细的记载。他认为“内之证或不及于外，外之证则必根于内”，所以强调治疗肿瘤不能仅仅治疗表面的病灶，要内外治疗并重，外科的治疗应以调理脾胃为要。他用自己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坚膏”治疗。值得指出的是，他已认识到这种病虽然不能治愈，但是这些药是“缓命药也”。因此他对那些恶性肿瘤晚期的患者，并没有完全放弃治疗，而是积极地用药“缓命”。他在书中还对乳腺癌的症状特点与预后，作了详细的描述，并有乳腺癌的插图。 祁坤在《外科大成》中详细介绍了“瘿瘤”的辨证论治的方法，并且提出“失荣”、“舌疳”、“乳岩”、“肾岩翻花”为疡科中的“四绝证”。认识到恶性肿瘤的不良预后，所以十分重视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高秉钧则对这“四绝证”所表现的症状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并将“四绝证”及与其相似的病证的症状进行了鉴别，在预后方面提出了“四绝证”不可治，而与“四绝证”相似的其他证为可治。但对于“四绝证”也决非不治疗，提出了“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气血，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对“乳岩”若出现“溃烂，深如岩者……此时五脏俱衰……凡犯此者，百人百死……不必勉治”，“肾岩翻花……若至已成后，百无一生，必非药力之所能为矣。”对“舌疳……此证治虽多，百无一生，纵施药饵，不过苟延岁月而已。”从中也可以看出对于“四绝证”提倡早治疗，迟则杯水车薪，难以为济。 申斗垣的《外科启玄》不但有专门讨论肿瘤的专篇，还有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肿瘤的症状与体征，内服、外敷、针刺、灸烙、熏、刀割等治疗方法。 王洪绪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不但有论述肿瘤的专篇，还特别强调肿瘤的治疗“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吴谦的《外科心法》介绍了《茧唇》、《锐疽》、《上石疽》、《失荣》、《中石疽》、《黑疔》、《舌疳》、《喉瘤》、《乳癌》、《脏毒》、《下石疽》等病的理法方药及图解。这些病与现代医学所介绍的唇癌、恶性淋巴瘤、颈部恶性肿瘤、鼻咽癌的晚期，腹股沟淋巴瘤的转移、外耳道的黑色素瘤、舌癌、乳癌、直肠癌、膝部骨关节肿瘤的症状和体征相同。 清代何梦瑶《医碥》说：“好热饮人，多患膈证”。此处的“膈证”为噎嗝与现代医学的“食管癌”相似，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长期饮酒或食用温度高的食物可引起“食管癌”。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出腹腔内的肿瘤与血瘀有关，为现代肿瘤治疗中提倡用活血化瘀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详细记载了食管癌与贲门癌的病因病机及理法方药，强调在治疗中要补中逐瘀，是肿瘤治疗中“扶正培本”的具体应用。 许多肿瘤的临床表现是在局部出现，但却是全身性病变的一种表现。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既重视体表疾患的局部表现，又重视患者机体的内在变化；既重视手术，病灶的消除，又重视机体抗病能力的增强。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在对肿瘤的认识与治疗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明清以来，随着中医学理论的发展，实践的深入，对癌证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均有更多的论述，分类更细，名称更复杂，但也出现了同一肿瘤有多种名称，而同一名称也可能包括了恶性肿瘤、良性肿瘤或非肿瘤性疾病。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肿瘤学不可能象现代肿瘤学那样对肿瘤学进行详细的分类，但是早在数百年，甚至上溯到一二十个世纪以前，中医学中就有如此丰富而详细的记载是难能可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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