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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驭清风

 苯墨子社 2015-10-31

架具,器之温厚谦雅者,以支托承衬为己任,虽不似坐卧之具与人贴善,却满载尘俗记忆,在似水流光中沉淀成怀古信物,回眸由此牵出的、关于国人起居生活的每一处细枝末节,都令人感到无比温暖……

在各司其职的古典家具家族中,架具一脉虽不居空间主位、且形色亦不算出挑,却紧贴“地气儿”,延展到国人生活最平朴细微之处,从而愈加显出宽味气韵,成为深度挖掘古人日常起居的佐凭信物。


从出土的文物资料上来看,架具陪伴国人的时间应溯至上古时期,当时正是古典家具的发轫期,自然也酝酿出了架具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架具之用得到了更广泛的延伸,如承挂乐器,其工艺形貌可参考春秋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架;汉代是架具发展的飞跃期,此时架具的品类得到了较大丰富,常见者包括衣架、食品架、乐器架、兵器架和抬物架、镜架等;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书架、铁脚架、仪仗架等……架具家族成熟于宋,而盛于明清,其中最广为传承的当属衣架、灯架、盆架、镜架四类

衣架

最初衣架的使用,源于周朝礼制的推行,当时的人们,尤其是贵族阶层很重视衣冠的整洁合度,于是专用于悬搭衣冠的衣架便应运而生;秦汉时期漆木家具盛行,当时的漆木衣架已经甚为考究,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后室所刻画的一座衣架:该器以两根立木为足,上端连接圆形搭脑,两端挑出,通体髹漆绘彩饰。唐代时的衣架依旧多以木、竹为材,形制上则开始高植两腿,呈现出高足家具的明显特征。


宋代时的衣架已经成为国人起居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其典型样貌与在居室中的摆放位置正如南宋佚名《韩熙载夜宴图》摹本中所示。本时期的传世之物明显多于前代,形制亦更为精妙:如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一件木衣架,通体髹赭色,结构简练、横杆上翘成云头状,底座为横木加脚枨,相似的还有山西大同金阎德源墓出土的木衣架,其大致形制与前者类似,只是底座为十字形、横枨两端上翘呈花瓣式,显现出一种婉约别致之美。

明代的衣架开始注重装饰,且分为素衣架、雕花衣架两种,其造型结构较前代复杂许多,素衣架的基本形式是在墩子上植立柱、立柱间以横材作为连接,有的还会在横材之间加直棂,显出空灵简约的气质;雕花衣架则会以透雕、攒接或者斗簇等装饰手法在搭脑下装饰构件,两者相较,后者存世量更大。


清代的衣架,因搭脑两端各雕有一只龙首又名龙门架、朝服架,因清代施行“易服”政策,满人身材高大健硕,相应的,其所穿衣物的体积、分量也较大,加之贵族服饰皆由盘龙绣凤的绫罗绸缎制成,故衣架自然也便具备了繁华、端庄、高大等特质。

灯架

灯架是用来放置灯火或蜡烛的支托之器,一般由底座、支柱和托盘组成,最早的灯架为豆形灯。“豆”本为上古时代的一种盛食器,其上为圆盏盘,中间为或长或短的直柄,最下为喇叭或圆足形底座,陶制的“豆”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种流行器物,其上部盏盘原用于盛放吃食,后来换之以灯油,配以灯芯,成为最初的灯具。


战国时灯具的形态渐渐丰富,工艺令后世叹为观止。当时最盛行的造型当属人形灯,如1976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中山王墓的银首人形铜灯:擎灯者立于方座之上,人首银质,双目嵌黑宝石,两臂张开,右手握一蟠螭,螭口衔错银灯柱,顶部为设有三个灯钎的灯盘;左手握一螭尾,其首承一灯盘,另一螭卧于最下兼为底座的灯盘中,上下两灯盘间并非垂直重叠,而是略有交错,每个灯盘中都有三个灯钎。如此一来,整座灯高低错落:三灯九钎,点燃后共有九个火柱,光线均匀明亮。

明清时期的灯架更具实用性,设计也更为巧妙,此时的高架式灯架出现了固定式和可调节式两种:前者又分为杆头下弯的悬挂式和杆头为平台的托承式;后者则一律为平台式,其结构一般是在灯杆下端设一横木,与灯杆形成丁字角度,横木两端出榫,与台座立框内侧的长槽锁住;上端则从台座顶部木框圆孔中伸出,孔边设有木楔,当调节至合适高度时,便按住木楔挤塞住灯杆加以固定。


清代灯架与明代灯架的分类和结构相同,只是更重视装饰,本时期固定式灯架可以乾隆时期的紫檀雕六方须弥座宫灯架为例:此灯架固定式,上饰铜鎏金夔凤纹悬环钮,底座为典型的六方须弥座,上饰仰覆莲纹及回纹,其上站牙镂雕螭龙纹。形制风格精湛高贵,应为宫廷遗器。

盆架

盆架是架类家族中定型较晚之器,其形制到唐宋时才得以确立。追根寻源,其原型可从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的八字形铁脚架上找到蛛丝马迹,现可确定其前身正为炉架和器物架。


宋代的盆架多为木质,形状呈圆或多边形,腿足数量多为四或六只,整体较为低矮。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属山西大同金阎德源墓出土的杏木盆架,该具通高13.8厘米,高束腰、腰间六块万字纹透雕围板,六足,三弯腿,腿间有卷云纹牙头和牙条。相类似的盆架形象可见山东高唐金虞寅墓壁画中的三弯腿盆架、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中的盆架以及山西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壁画中的六足盆架,其中的异曲同工,足见此式确为当时盆架的普遍形制。


明清以降,盆架形制臻于成熟,其类分为面盆架与火盆架两种,以面盆架来说,又分为高、矮两种,矮面盆架为高面盆架的基础:分为三足、四足、六足,其中,三足者不可折叠、四足者多可折叠,六足者为三类中存世量最多者;高面盆架亦设六足,后两足向上延伸,再加设腰枨、中牌子、搭脑和挂牙等构件,制作上通常在腰枨上挖槽,以备置放胰子盒,搭脑则可以搭放手巾,可谓是十分便捷的人性化设计。

镜架

顾名思义,镜架是放置铜镜的架具,最早的镜架实物为出土于涿州的东汉陶镜架,其结构设计精美异常,并可根据实际需要调节镜子的摆放高度。此后一直到东晋,镜架的形象没有产生太大的改变,顾恺之《女史箴图》中描绘的镜架可视为此时的典型制式。


经过隋唐的演化发展,到宋代时,镜架、镜台已成为闺房重器,亦是女子出嫁时的必备之物。本时期可考的实物包括福建福州宋墓、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张世本夫妇以及张文藻墓出土的木镜架。更进一步发展的镜架形象可从北宋王诜的《绣栊晓镜图》和南宋的《盥手观花图》等古画中找到依凭,此两者所描绘的镜架皆为扶手椅式,装饰结构华美精致。

到了明代,镜架、镜台出现了更为成熟的发展,其类可分为折叠式、宝座式与五屏风式。折叠式亦称“拍子式”,是从宋代简洁式镜架发展而来的,架下添加了台座、设两开门、内装抽屉,背板一般分三层八格,并在下层正中设荷叶式托,可上下移动;宝座式镜台是在宋代扶手椅式镜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五屏风式镜台则是在宝座式镜台上做进一步的修饰,此形式在明清两代颇受青睐,故而成为三者中存世量最高者。


以这件清早期的黄花梨花鸟纹镜台为例。此镜台五屏风式,搭脑圆雕龙头,屏心嵌装透雕花鸟纹绦环板。台座设抽屉五具,腿足外翻呈马蹄式,足间壸门牙子雕螭龙纹。结构严谨、工艺精湛,可谓实用性与观赏性并存之佳品。这种繁复之风在清中期后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在镜台上安装可折叠盖子、盖子内部装涂水银的玻璃镜,此种设计多少有些西方的元素在里面。

从坐具到架具,不仅仅是借古典家具的形、变、韵,探索国人的礼仪、工艺、生活等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逆游于时光的初始,寻根溯源——千年的血脉传承,到今日所留下的,并不该只是器物工巧本身,甚至不该止步于对古人生活的探究,而是以物为眸,看到国人最本源的灵性与共性之所在。所谓细水长流,若有顺物探微、深入感受和领悟之欲想,那么本系列文章也便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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