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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包胥的国恨
○许石林
认知历史，掌握史实固然重要，但还不是读书的目的，因为史识，即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更加重要，否则，算不上“知”。王朔说他被碰得鼻青脸肿才知道大众趣味是怎么回事儿，才知道大众趣味和所谓精英思想往往不是一回事儿。我同意王朔的看法，就算两厢掺和着，所谓知识分子最好不要自命精英，忽视大众趣味。过去的大知识分子从来不有意把自己从大众中往外择，那些饱学而具卓识的才俊，从来不动摇其笃定的“济天下”的责任，因此其笔墨，总是“有裨于世道”的。非要自绝于大众趣味的所谓精英思想，反而显得“迂”。
一般人们对很多词汇的理解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没有形象具体的体验和经历，比如“高亢激越”一词，假如不理解，你可以听京剧高（庆奎）派老生的代表剧目《哭秦庭》，导板：“申包胥怀抱亡国恨”一句，便可使人体会高亢激越是什么意思。这是我差不多二十年前就会哼唱的一段戏，我学的是李和曾的版本，一直买不到高庆奎的版本。本届“读书月”，音像图书品种齐全，终于在新开张的中心书城买到《高庆奎唱腔专辑》。
单是《哭秦庭》的剧名，就让人产生许多远古的联想。故事是对历史稍微熟悉的人都知道的：伍子胥领吴兵打回楚国，逼楚昭王逃跑，掘楚平王坟墓、鞭平王尸，祭蒙冤被杀的父兄。申包胥与伍子胥原是结拜的好友，同在楚国为官，眼见伍子胥领吴兵灭了楚国，申包胥跑到与楚国有政治婚姻关系的秦国秦哀公那儿，连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搬来秦兵，与伍子胥决战，此时吴国境内发生政变，伍子胥大仇已报，遂退兵。
以整个故事为全剧的戏，确实是久不见演于舞台了。但是杨（宝森）派的《文昭关》却至今常演，演的是大报仇的前半部分，伍子胥亡命逃跑路过昭关一夜白头的故事；而高派的《哭秦庭》，则是大报仇的后半部分，除了戏曲内行，许多人已经不甚了解了。
杨派的伍子胥，在昭关前，如焦急的困兽，无计可施地焦虑与悲愤，求告无门的咏叹，至今打动观众的心。尤其是那一句“哭一声爹娘不能相见，不能（啊）见！啊——爹娘啊！”无论谁唱，观众必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个声腔，与其说是表达了伍子胥的心情，不如说是倾吐抒发了观众心中的块垒。这就是大众趣味，大众的价值和情感。
司马迁对伍子胥报仇是肯定的，赞其为“烈丈夫”，但对其鞭平王尸，司马迁则不便评论。因为他是作史记，要顾忌到皇权正统的思维角度。因此，有人认为他对伍子胥的评价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司马迁的思维困境，影响了许多人的思维，后世人作戏剧《哭秦庭》，就是站在司马迁的角度，以“申公义”，批评伍子胥的“报私仇”。如近代剧作家范紫东先生就编写过秦腔《哭秦庭》。范先生可不是简单的旧文人，他是同盟会会员，其思想之心、之深，今人许多亦难以企及。范先生认为：旧剧演这一段历史，独演伍子胥快意报仇，而不演申包胥丹心兴国，是不公平的，甚至责问旧剧“何偏枯若是也？”他认为，楚平王淫虐无道，固然可恶，但伍子胥领兵灭楚国，残民以呈、涂炭生灵、践踏社稷是不对的，是“倒行逆施”。
这跟现代战争号称目的是惩罚战争罪魁，不伤无辜平民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两千多年前的楚国，是人民的楚国还是楚王的楚国？楚平王淫虐无道，以本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开玩笑，终于引致敌国入侵，怎么不见申包胥冒死进谏？哭个七天七夜？范先生认为：楚平王纳子妻，杀忠臣，虐百姓，其怨毒已深，“此足以警淫暴而戒残杀矣。”问题是，有什么理由说它具备警戒作用？谁来执行这个警戒？这就是文人的想当然。历来许多冤仇，因为缺少那一痛快的报复，便不能平息世道人心。从申包胥到司马迁到范先生，他们回避或忽视了当事人、受害者的“切肤之痛”，忽略或回避了人的情感因素。他们的思想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一般人即大众或者说戏曲观众来说，是正确而乏力的，是“惟士能为”的。因而《文昭关》常演，而《哭秦庭》绝迹。
《文昭关》与《哭秦庭》的对峙，是报仇与忠君的对峙，是家仇与国恨的对峙，是私情与公义的对峙，是“烈丈夫”与“圣人心”的对峙，实际上就是大众趣味与所谓精英思想的对峙。在这对峙中，大众是不掌握话语权的，但大众有选择的权利，于是，《文昭关》常演，而《哭秦庭》几乎绝迹。大众观《文昭关》，不仅其唱腔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若从对戏的义理的认知，至少认为：人生在世，不应该为恶。这种劝戒作用和警戒效果与一般人人生的坎坷遭遇是不谋而合的。甚至，人在观舞台上伍子胥的快意复仇中，模拟了一下自己命运中的快意恩仇。
没有了大众趣味的支撑，精英思想落空了。大众趣味也许没有精英思想那么高，但没有了大众趣味的烘托，精英思想确实显得大而迂。
200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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